【11月文學相對論（上）】吳懷晨×吳緯婷／旅人，與他的動盪國界？──魔幻安地斯vs.電子巴別（上）

吳懷晨。（圖／吳懷晨提供）

▋鴿子、浪板與政變

吳懷晨：吳緯婷是國文系出身，到倫敦拿了藝術行政碩士，跨界參展不少。我念哲學，愛山邊海里去，在藝術大學教書。我們同是詩人，詩／藝背景有許多重疊處。但我知道你也是愛遊蕩之人，聽說你剛從奧地利回來，浪跡與詩遊，且讓我們從這談起？

吳緯婷：今年九月，我久違地放了假。抵達維也納第一天下午，一走入住宿公寓，陽光流溢空間之中，是間有着六扇屋頂開窗的閣樓房，斜斜的屋頂，高挑敞亮，我立刻想到《小公主》那間小小的閣樓房。

進入臥室，打開窗戶，讓風吹進來。窗臺上有兩排細細的尖刺，成Ｙ字散開，然後隔一點空缺之後，又一排尖刺，上面一兩片灰黑的羽毛。看着它們發呆三秒鐘，疑惑，然後突然明白，是鴿子啊。

街上工整的樓房，有時一排排尖刺鋪開，像窗戶長長的睫毛，牆面睜開無數眼睛。那幾天晨起，或者夜晚歸家，如廁、梳洗，鴿子咕嚕咕嚕的叫聲，低沉又圓滑，像鼓棒接連的滾奏，此起彼落的環繞音響，跟我之間僅隔一面薄薄的牆，簡直像直接踩踏在我的背上──在那種情況裡，你不可能不想到徐四金的《鴿子》。

那鴿子聲臺灣少聞，對我如同一個明確的信號：人已置身異地，旅人所期待的、一系列的陌生經驗，正式啓動。懷晨師也曾有這樣對異國聲響或場景的悸動嗎？

吳懷晨：兩年前我曾在秘魯首都利馬參觀一處土夯的金字塔建築羣，整區十六公頃遺址全是黃土夯實，當一隻白鴿旋飛降落時，導遊卻問了：黃土遇水則消，金字塔怎麼能維持至今？我呆戇數秒後，導遊笑解：利馬從不下雨，上次降雨紀錄落在1940年。

但利馬可是位在太平洋邊，或許你早已知曉，我這十數年來跨國遊蹤常以衝浪爲基準，搭乘噴射機只爲逐浪。秘魯的太平洋海岸線綿延千餘里，衝浪早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誕生過兩位世界衝浪冠軍。我出機場海關時，不少人推着長浪板過閘門；利馬街頭，偶見轎車上頭綁着衝浪板飛馳而過，都是衝浪大國該有的泱泱景緻。

來秘魯衝浪一直是我的夢想。十年前，我在峇里島烏布鄉下結識一位利馬來的揹包客，稻浪起伏間聽他談利馬的美妙浪況。後來我看了一部秘魯紀錄片，攝影機從利馬市高樓拍攝遠望，遠方海面上浪板正馳騁。南美、印加人、馬丘比丘，異國遐思，讓我一直惦記神往着。

利馬的浪點就位在鬧區旁太平洋邊，一走近，一輛輛斑駁生鏽的廂型車卡在岸邊，車上要不擺滿長短不一的浪板，要不窩着一個個打屁的黝黑浪人，從locals不修邊幅的穿着行徑看來，他們該就是成天窩在海邊的老surfers，滿滿衝浪海灘的景緻。我租了八呎二的浪板、防寒衣，一天共四百臺幣。浪高至腰，泡在南太平洋海水裡，觀察周遭浪人斜跑甩浪，心願滿足，有浪最美。

上岸後，租板的老surfer告訴我這邊冬季浪最好，浪常高至兩公尺。突然，旁邊一位長髮帥哥緊張兮兮插話，他一連串西語讓我難以掌握。老surfer轉頭道：「剛發生一重大事件，不要緊張。」

帥哥拿出手機，翻譯軟體上寫着：「政變！」

吳緯婷：政變？

吳懷晨：對，政變，我到達南美的第二天，就碰上政變。但那帥哥莞爾笑，遊客可飛去智利避一避，只是智利佬消費比較貴喔。政變無比沉重，我想續聽徐四金的鴿子飛翔何方了？

吳緯婷。（圖／吳緯婷提供）

▋詩句不曾如此靠近

吳緯婷：在維也納的那幾天，只要鴿子一叫，就想起那篇短篇小說裡的所有情景：一心期待退休的銀行保全，某天公寓通道卻闖入一隻鴿子，原本平凡寧靜的生活被攪得天翻地覆，所有的秩序逐一崩毀脫軌。鴿子叫，徐四金，鴿子再叫，徐四金。

小說活了起來，原來這是多麼自然的法德奧日常，難道這就是在地性？我邊刷牙邊想。許多喜歡的作品，似乎也有類似的片段。莒哈絲《情人》小房間「炒花生，羹湯，烤牛肉，香草，茉莉花，灰塵，還有炭火」的氣味，爲我定義了越南；凱魯亞克《在路上》「死昆蟲與我的血液混合；活蚊子與我血液交換……沒空氣、沒微風、沒晨露，北迴歸線天氣依舊把我們牢牢釘在地上」爲我定義墨西哥；舒茲《鱷魚街》中，人們被蜂蜜黏住的雙眼、陽光結社的金色面具、有陰涼和酒味道的玄關，爲我定義了波蘭的夏季。

這些段落有聲響、氣味、氛圍，有特定時空的共振，可能不是作者特意的工筆描繪，卻回頭成爲我（讀者）未來的刺點。它第一層，爲人創造了一個想像的異域，爲小說刷上深淺的底色，讓作品呈現獨特魅力；第二層當我來到閣樓，鴿子聲成爲召喚的刺點，成爲催眠的靈擺，一響起就跌落小說世界；第三層，兩個世界開始如水滴結合──我的維也納充滿徐四金的小說印記，《鴿子》進入我2024的時空，現實與小說交互影響，構築成我當下的「真實」經驗。

這難道不是閱讀的專寵與特權？在一個世界裡，感受無限世界的延伸。

吳懷晨：的確，同你所說的三層共振，乍聽政變那一刻，瓦列赫的詩句「遠方從來不曾威脅得這麼近／火從來不曾如此逼真地扮演它」不曾如此靠近，也想到尤薩的小說《城市與狗》裡腐敗的秘魯社會，階級差異下人如狗咬狗的悲慘場景。

手機滑新聞，毫無英文新聞，太即時了。我找出西文新聞翻譯：原左派總統卡斯蒂約（Pedro Castillo）被控貪腐，在國會投票將他解職前，總統宣佈解散國會，但他的命令被指控爲政變，瞬間被司法單位拘留，右派副總統接替就任。

「政變」失敗，當晚十點開始進入宵禁！

接下來一整天，我閒晃利馬觀光，街上仍人聲鼎沸。網路上陸續涌現罷擢總統的正反聲音，隱隱有什麼正在不遠處騷動着。但市街如常，仍是華麗混亂的南美節奏。

▋哲學教授是武裝革命組織頭子

吳懷晨：第二天，我前往秘魯行的第二個目的地，參觀利馬的轉型正義博物館：記憶之館（Lugar de la Memoria）。整座博物館記錄了1980-2000年的動盪始末。這二十年間，秘魯的左派組織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發起了暴力人民戰爭，多年動盪後，革命幾乎成功，有近八萬人死亡。

記憶之館的導覽方式非常特別，三條詮釋路線並進，同一件歷史事件，有國家、光明之路、農村武裝組織三種聲音各自表述。當年，光明之路暴動殺了不少鄉村農民，而國家爲了打擊共黨也犯下了諸多罪行，最慘的是鄉間農民，爲了自衛必須武裝流血。

因秘魯人對多年動盪的理解完全分歧，記憶之館是德國人捐了兩億美金才得以興建。三方立場，無論如何試圖中立呈現，都不討好（想想臺灣促轉會受兩極評價之拉扯）。我不敢相信，直至越戰與文革都結束了之後，秘魯才真正爆發了共黨革命。但，最讓我驚訝的是，光明之路的總書記領導人，竟是貨真價實的哲學系教授。

吳緯婷：發起暴動革命的，跟你一樣也是哲學教授？

吳懷晨：是的，阿維馬埃爾˙古茲曼（Abimael Guzmán），聽說從小害羞、自律、禁慾又有強迫症。他拿到法學跟哲學博士後（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康德的空間理論》），就到安地斯山城鎮阿亞庫喬（Ayacucho）的大學去教書。

古茲曼是堅定的馬克思信仰者，在阿亞庫喬執教十六年，隨着他的許多畢業生返鄉教書，馬列火種向下蔓延。大學講堂成了革命溫牀。古茲曼曾在1965年訪問中國，成了堅貞的毛派信仰者。於是，毛澤東口號響徹安第斯山，先佔領農村，再從農村包圍城市。光明之路以炸彈及暗殺案著名，很快成了美國眼中的恐怖組織。

整個八◯年代，古茲曼的革命事業非常成功，他神出鬼沒，據說1979年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他。農村與山地部落被光明之路牢牢掌控。「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完全成功，首都利馬岌岌可危。我實在難以想像，竟在利馬的轉型正義館裡，見識到一位哲學教授的革命事業。

這是我在南美奇妙的觀展經驗。我知道你這趟奧地利行，是爲了世界知名的林茲電子藝術節，一定大有收穫？

老布勒哲爾畫作〈巴別塔〉。（圖／吳緯婷提供）

▋後巴別塔時代的紛亂

吳緯婷：藝術節期間，除了展覽以外，也充滿大小演出和活動，我在林茲電子藝術中心便看了一場8K劇場。在這個涵蓋牆面、天花板、地板全面3D投影的空間，由說書人帶領大家或躺、或坐、或站，進入一場氣勢磅礴的交響樂曲，讓人與指揮並肩，被舞臺光芒環抱；下一刻飛越雲層高空，在銀河星系間穿梭，旁觀宇宙大爆炸的起始，或無法抗拒地跌入黑洞的漩渦。

這之中最有趣的，是開場時，先用老布勒哲爾的畫作〈巴別塔〉，爲大家展示這幅典藏於維也納的名作，也同步藉由主持人靈活的賞析，自由縮放畫作，展示8K超高解析度的劇場魅力──在各微小拱門內米點大小的勞動工人們，身形、服裝、動作毫不馬虎；左方作爲背景常被忽略的城市街景，一放大，原來教堂、拱橋、房舍精密鑲嵌，彷彿〈清明上河圖〉；而圍繞國王身邊的隨從、工匠表情各懷鬼胎，甚至畫面正中央的草坪，居然出現一個背朝觀衆、大剌剌正在出恭的光屁股。來自各國的觀衆初是詫異，以各種語言發出驚歎，然後全場被這將近五百年前畫家暗藏的一點狡黠和諷刺，逗得哈哈大笑。

《聖經．創世紀》用極短篇幅，刻劃巴別塔彷彿寓言的畫面：當時人類只用一種語言，決定在平原上，燒磚蓋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神看見塔和城，想到人類妄想通天，之後還得了。祂說：「這不過是他們開頭要做的事，以後他們所圖謀要做的，就沒有能阻擋的了。」於是變亂語言，人無法彼此溝通，自此工程停擺，居民四散到各地，「巴別」的意思即爲「混亂」。

依據巴別塔的初始設定，人類本同文同種，直到語言歧異將我們分散。它顯示神對人的忌憚，也在信仰的詮釋裡，暗示「屬人的努力終歸徒勞」。而弔詭的是，我竟在全球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林茲電子藝術節中，遇見了〈巴別塔〉，在這歌頌科技、探索新媒材和未來樣貌的節慶裡，回顧神與人之間的古老抗衡。

巴別塔老故事先說到這裡，想回來聽聽你的秘魯行。

印加帝國的古都庫斯科。（圖／吳懷晨提供）

吳懷晨：離開利馬後，我飛往三千公尺高的、印加帝國的古都庫斯科（Cusco），你所說巴別塔之後非同文同種的紛擾，我在那實際見證着。

歐洲人雖已在安地斯山區殖民數百年，但我在庫斯科所撞見的面容，仍可以清楚區分出羣體與階級、混血與在地原住民。古城觀光大街上，不諳外語的原住民牽着可愛羊駝（草泥馬），大街上餐風露宿，穿梭只求與觀光客合照，賺取微薄金錢。

後來幾天，我去到舉世知名的馬丘比丘，政變節奏仍進行着。庫斯科與馬丘比丘所在的省分，恰是全秘魯左派大本營，山區人民支持被罷黜的總統。那總統原是農村教員出身，他在全國鄉村教師理事會的支持下被選出，以些微差距當選。於是，全國最貧窮的農民工都站出來支持他。

十數年過去，光明之路在秘魯的影響餘緒仍在。那時，我隨意瀏覽秘魯人的社羣網站，類似貼文隨處可見，如：「國家警察在庫斯科打擊光明之路恐怖分子（@justicierope）」、「他們可能是被光明之路操縱的農民派系（@leychy11）」。

1962年，當古茲曼來到阿亞庫喬任教時，秘魯仍有三分一的人是文盲，僅千分之一的人擁有六成可耕地，土地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上（仍是半封建社會），古茲曼親眼見證了山地農民的貧困與悲哀，瞭解幾百年的殖民壓迫中，農民仍在底層苦苦掙扎着。

當年，有幾件意外的屠殺案，不折不扣是後巴別塔的語言隔閡。1983年山區的烏楚拉凱村（Uchuraccay），有八名記者進入該村，原是爲了採訪當地的武裝暴力事件，卻因不諳蓋丘亞方言，被村民視爲光明之路的黨羽，全遭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