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4：三星堆的“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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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
三星堆的“羅生門”
文/白雲蒼狗 圖/online
如果不是英國牧師董宜篤（V.H.Donnithorne）多少有點愛管閒事的作法，一個長江上游青銅文明中心的發現可能會完全以另外一種姿態呈現。
關於那些最初出土的玉石是如何讓所有知情人士開始變得瘋狂迷離，中間的是非曲直從一開始就有些模糊不清，最具創造性的中國民間社會早就準備好了幾種傳言以待來者，而現在又沾染上洋人，整個事情頓時顯得更加複雜詭異起來。
在某些時候，考古故事本身與考古對象一樣精彩，一樣複雜。 不僅 故事走向可謂驚心動魄，在特殊的時代語境下，故事本身更被演繹成不同的版本，至今讓人難以釐清。
別忘了，這是在1930年代初，一個充滿不安與未知的時代。
董宜篤（Vyvyan Henry Donnith orne），1886年出生於英國，是一位聖公會牧師
廣漢玉器：農民還是鄉紳？
讓故事先從1930年開始。這一天，位於成都少城路的古董市場來了兩位衣着樸素的鄉下人，他們在市場上轉悠了一陣，小心翼翼地將帶來的包裹展開，操着廣漢口音討價還價，最終把幾件帶着泥土，造型奇特，甚至有些殘缺的玉石，以自己滿意的價格買給了幾位古董商人。熙熙攘攘的市場裡，除非特別有心之人，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兩個人的出現，當然，也更沒有誰知曉他們消失的確切時間。
見慣了稀奇古怪的商人和流連於此的市民，似乎也沒有對新來的這些玉石投以過多的目光，管他呢，也許就是剛製造出來的贗品也說不定。於是，就如同兩位毫不惹人注目的出售者，這些流入市場的玉石很快也悄然地消失在更多精美古雅的器物當中。
發現三星堆玉器的燕道誠（左）和燕青保父子
然而不久之後，一篇發表在《成都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號）上題名《古玉考》的文章，卻讓所有人恍然大悟，文章作者龔熙臺系成都金石名家，他的判斷在當時就是市場的指向標，一句“價值連城”的結論讓這些曾經毫不起眼的“廣漢玉器”頓時成爲古董商追逐的新目標（它們是後來被命名爲“三星堆文化”遺址的最早出土器物）。
看來流行與炒作的風尚並非始於今朝。成都市場很快被這些來自鄉野的器物攪動得沸沸揚揚，真品贗品開始魚龍混雜，炒作起來的熱議度引發了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
人們開始打聽這些器物最初的出處，那兩個一年前出現在市場的鄉下人成了關鍵，但是回憶中他們只留下了廣漢縣的地名，從龔熙臺的文章中，則明確說明器物來自廣漢燕氏，那麼，兩者一合校，他們是否就是這些玉石的持有人？他們又在哪裡呢？
於是，一場對人的搜索而實際對財富的追尋開始了。古董商人云集廣漢，人們按物索驥，一路追尋，從蛛絲馬跡中找尋蛛絲馬跡。古老的民間智慧再度爆發，其間的艱辛過程與心智耗損，不亞於任何一件迷案的偵破。
存放在燕家大院土磚牆側的大玉、石璧
在廣漢，人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聞：1929年春，家住廣漢月亮灣真武村的燕道誠、燕青保父子在自家林盤地溝邊掏車水坑，從“龍窩”下挖出了石璧、石圭、玉璋、玉琮等400餘件古物。因當時坑挖得太深，觸動了“風水寶地”，父子倆都得了一場大病，幾乎死亡；幸好兩人及時住手，不然，燕家定會爆發一場更爲厲害的瘟疫。出於“折財免災”的原因，燕家將這批“意外之財”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親鄰朋友廣爲分送，或者用於結交軍政官吏與士紳名流。
神秘的“廣漢玉器”終於露出了它“最初的源頭”，原來燕氏真有其人。 籠罩在古董商人頭頂疑雲密佈的天空頓時顯露出隱隱曙光，接下來，就是與這批寶貝的主人面對面了。
在古董市場上出現，在口頭傳聞中提到的燕氏父子同時擁有農民、富農、甚至地主等不同的身份標籤，然而，當真正面對燕道誠父子時，人們才發現其身份更多了一層撲朔迷離：眼前的燕道誠，盡然很可能是一個曾經獲得過功名，甚至在外地當過三年縣知事（縣長）的文化人，他時常結交的對象，也盡然是廣漢當地的官吏、名流與鄉紳。這樣的一個農民，亦或者鄉紳？該如何與之打交道？
總之結果令人絕望，古董商人們被告知，再也沒有多餘的玉器出售。
燕道誠全家福
淘金風尚：軍事訓練還是文物挖掘？
不管怎樣，燕氏父子的發現使得人們確定了“廣漢玉器”的出處，周旋的結果則是確信還有更多價值連城的寶貝等待重見天日。消息逐漸傳揚開去，一道通往財富的捷徑隱約在衆人面前。
廣漢月亮灣，開始聚集起愈來愈多的人羣，連帶着背景複雜的角色紛紛登場。
不僅是古董商人和古玩玩家紛至沓來，帶動當地百姓投入挖地掘寶的行動。事情的實際發展軌跡，隨之逐漸超出了文物交易的範疇，各路“淘金者”心潮涌動，朝着新的財富地聚集。傳聞中當地最有名的如王腳豬和人送外號鬼難拿、鬼見愁、鬼敲門三兄弟等悍匪，主動與當地各種人物相勾結，他們不僅將平整肥沃的稻田變得更加千瘡百孔，伴隨而來的還有搶劫、敲詐富豪“肥豬”等事件，直接推動着川西平原“匪患”的日益猖獗。在不太長的日子裡，馬牧河北岸迅速成爲廣漢治安的一塊心病。
1930年代廣漢鄉村的牌坊 攝影 /樑思成、劉致平
但就在民間社會陷入瘋狂之餘，廣漢淘金事件又發展出另一條官方線索，流言與傳聞裹挾着進入歷史現場的每一個人。
因爲社會議論的焦點很快轉移到了當地一個軍政要人身上。
原來就在燕氏父子掘出三星堆的第一批玉石器，準備出售之時， 燕道 誠 出於 結交的需要， 將其中的一些器物 送給了廣 漢當地駐軍旅長陶宗伯，以示友情。 陶旅長當然不懂得這些奇形怪狀玩意的價值，於是便拿到成都請人鑑別。
結果並沒有公開，但傳聞今天的三星堆遺址區內很快進駐了第一支有組織的隊伍， 這支隊伍由當地一名軍事長官直接指揮，而這個長官就是陶宗伯。
1930年代廣漢西門城樓 攝影 /樑思成、劉致平
據說，陶旅長帶領着手下一連的兵士，進駐月亮灣，開挖任何可疑的文物出土地點，一直持續了七八天的時間。但與此同時，陶氏始終 對外宣稱這只是正常的軍事訓練，自己並不想挖寶，也並沒有任何挖寶的實際舉動。
本來理由聽起來就蒼白無力，更何況偏偏在這個衆目睽睽的節骨眼上，要在“三星伴月”這個廣漢的風水中心來個荷槍實彈，讓人不能不產生猜疑和聯想。
於是儘管毫無所獲，儘管堅持自己並無對文物的覬覦之心，陶宗伯還是遭遇了一種不容置疑的“輿論定調”： 廣漢城內滿城風雨，關於陶旅長挖出金子，珠寶甚至王印的傳聞不絕於耳——這將進一步刺激着諸多淘金者的慾望與決心。
在三星堆文物初出土的年代，距離滿清滅亡，民國成立不過短短近20年時間，天下雖定卻未安，社會充滿着動盪與未知，各種階層都在生存中面臨着不同的壓力，人心因此浮動而勢利，於是當廣漢玉器儼然成爲了一種新的風尚和財富指向，作爲社會人的趨同與趨利性展露無遺，就連最老實的莊稼漢也會蠢蠢欲動，更遑論掌握了權勢的官員。
1930年代廣漢縣政府大門 攝影/樑思成、劉致平
陶旅長家裡變得門庭若市，上司、同僚、密友以及其他若干人等絡繹不絕登門拜訪，儘管語言含蓄但是分羹的意圖明顯，雖然換來的總是支支吾吾甚至賭咒發誓，但是誰人會相信呢？ 更麻煩的是，這種社會集體的判定往往會因爲當事人的否認而更加讓人確信，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讓陶宗伯暫時丟掉了旅長的官銜。
洋人介入：旋因它事還是迫於輿論
也正是從陶宗伯那裡，正在 漢州（廣漢）傳教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 董宜篤（V.H. Donnithorne）得到了三星堆文物的部分實物。
最初，董宜篤只是聽聞了一些傳言，“1931年春，我聽到當地羣衆的議論，離此地（廣漢）不遠，發掘出石刀和石璧。後來又獲知，農民在挖水洞時，又出現許多器物，可是都分送給鄉鄰和親友。”
董宜篤也清楚，“作爲一個外國人出面獲得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是不妥當的。” 於是，他找到了作爲朋友的陶宗伯，希望藉助於他“儘快尋回散失器物，以便把他們保存下來”。
陶宗伯很快從燕氏那裡得到了五件石器，董宜篤立即乘車到成都，將之交給華西協和大學的戴謙和（D.S.Dye）教授暫時保管並鑑別。
華西協和大學著名教授戴謙和（D.S.Dye）
於是，就在民間社會深陷“廣漢玉器”淘金熱，各種行動、傳聞四起並正引起官方越來越多的注意和參與，圍繞“廣漢玉器”而形成的緊張懸疑氣氛在日復一日醞釀發酵的時候，幾位外國人開始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捲入了整個浪潮，而他們日後越發直接乾脆地介入，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整個事件同時也開啓了三星堆考古的驚人歷史。
董宜篤與戴謙和商議着讓陶宗伯向燕道誠蒐集更多文物，這雖然引發了燕氏的疑惑，卻同時也引起了陶旅長更大的興趣。在陶氏的陪同下，幾個外國人於1931年6月“在廣漢縣的太平場遺址進行了考察、攝影”（這可能是上述挖寶傳聞的另一個版本）；另一方面，鬧得沸沸揚揚的“廣漢玉器”引起了任職於華西協和大學的另一位著名教授—葛維漢（David.Crockett.Graham）的關注。
起初，受聘爲華西協和大學考古學和人類學教授的美國人葛維漢，對整個事件還不太在意。對於剛剛就任該校考古、藝術和人類學博物館館長（由戴謙和創辦，即著名的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今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的他來說，最主要的興趣，還是如何繼續他對於四川非漢民族的文化人類學研究，並計劃着下一次前往岷江上游的旅行。
1932年，葛維漢再次移居成都。在此之前，作爲美國浸禮會差會的傳教士，他已經在四川宜賓等地斷斷續續生活了將近20年，按照慣例，每年的假期他都會在中國西南的苗族、羌族、藏族和彝族地區旅行並蒐集動植物標本與文物。但是這一次，社會上各種愈演愈烈的傳聞，風生水起的故事加上專業的敏感讓葛維漢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廣漢玉器”。
華西協和大學著名教授葛維漢（David.Crockett.Graham）
“以廣漢遺物頗有價值，乃函詢董君發現詳情。”相互通信的結果，葛維漢萌發了尋找更多器物、鑑定這種文化的族屬，並前往遺址發掘的打算。
同年春，葛維漢到達了廣漢，他發現當地羣衆早已開始了對遺址區的發掘活動，葛趕緊向縣長羅雨蒼說明了科學發掘的必要，羅隨即下令禁止私自發掘的行爲。
這一年，葛維漢取得了縣長的支持並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廳的同意，但卻並未能開始計劃中的挖掘工作，理由是“旋因他事牽延未果”。
語焉不詳的理由背後，似乎隱藏着難言的擔憂。 事實上，就在董葛等人開始關注“廣漢玉器”的時候，洋人們三番五次地光臨月亮灣的舉動早就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傳教士們與軍政要人就此事的直接對接本來就讓人心生不滿，加之戴謙和與葛維漢常年在邊區進行的文化考察和文物蒐集活動，使他們此行的目的愈發激起人們的“質疑”：“爲什麼華大的洋人戴謙和，在暑期內，不在避暑山莊裡安安逸逸地避暑，偏要跑到打箭爐、巴塘、裡塘、大涼山一帶邊地去，測量地形、考查礦產、收集古物呢？”，“爲什麼華大的洋人葛維漢等，把旅行考察的事情，都拿回他們本國去報告呢？”並不友善的“陰謀論”背後，是對中國民間對洋人普遍牴觸與懷疑的 社會 情緒與慣性“偏見”。
華西協合大學，是我國西南地區近現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在過去的幾百年裡，與董宜篤、葛維漢類似的傳教士們身份一向敏感、多重且備受質疑，雖然基於來自列強諸國的背景與中國國力孱弱的現實，傳教士們基本上能在官方得到禮遇甚至巴結，但在更廣闊的民間，要想獲得廣泛的信任，確是難上加難的事情，而常常一點流言的傳播就足以輕易打破之前爲緩解偏見所做的所有艱辛努力。
爲了阻止洋人“刺探國情，實施陰謀”的可能行爲，人們甚至找出了法律依據： 按照當時中國政府的《採掘古物規則》、《古物保存法》，華西協和大學爲一私立大學，採掘古物也不在許可之列。
三星伴月：匪患終止挖掘還是愛國阻止盜竊
於是事情拖到了1934年，終於在廣漢縣長羅雨蒼的邀請下，葛維漢和他的考古隊纔有了正式進駐月亮灣遺址開展考古挖掘的機會。
葛維漢教授（右一）及部分協助發掘的廣漢當地鄉紳合影
對於整個事情是以怎樣一種方式力圖避免衝突，緩解情緒，同爲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員的林名均在《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一文中寫道：“此項發掘，非以現代科學方法不能辨明其層位而求得時代之價值。然此事在蜀尚屬創舉，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誤會與糾紛，乃改用縣政府名義，由羅氏出面主辦。”(載《說文月刊》1942年3卷7期)
爲了表示地方政府對此次發掘的支持和重視，羅縣長指派兩名親信鄧巨鋪、蕭仲源專門負責發掘中的人員組織、調配以及後勤服務等事項，其他的諸如發掘計劃、發掘地點以及發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學方面的事項皆由葛維漢全權主持。
來自官方的強力支持讓葛維漢吃了一顆定心丸， 準備妥當之後，葛維漢一行來到了月亮灣進行實際勘察，他們受到了燕道誠一家的“盛宴招待”。陶宗伯旅長與羅雨蒼縣長等軍政要人亦於第三天來到月亮灣發掘工地進行視察。爲表示對此次發掘的重視，也爲了徹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寶的不良社會影響，官兵與團丁早巳按照預定守護周圍．警衛方案隨即部署完畢。
葛維漢等人當年在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圖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似乎變得相當的順利。葛維漢憑藉高超的專業素質與強烈的敬業精神，對可能的考古遺址進行了勘察和描繪，他繪製了一張“三星堆”考古發掘圖，詳細標示出了遺址區的重要位置和走向——這張圖與今天的實際出入不大。
但是儘管葛維漢情緒高漲，考古隊兢兢業業，儘管有來自官方的強大保護，整個考古過程仍然僅僅持續了十多天就不得不匆匆結束，許多被描繪或者重要的線索並沒有被充分挖掘甚至沒有被挖掘。
這讓人不禁疑竇叢生：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對於此事，存在着兩種角度截然相反的敘述，無論那種敘述，上述幾條看似單一發展的線索在此時終於正面糾結在一起，爲“廣漢玉器”事件的發展譜寫了最後的高潮：
第一種敘述相當的驚心動魄。如前所言，就在葛維漢的考古隊來到月亮灣之前，成都與廣漢的古董商人、土匪、惡霸、地痞等各色人物，早已經在此聚集，欲發一筆橫財。他們在稻田與水渠邊大肆挖掘起來的場面，也就是葛維漢第一次到達月亮灣後見到的情景。葛氏對羅雨蒼縣長的報告直接斷掉了許多人眼前的財路，也因此當然激起許多人的憤恨。
誰想到洋人們不僅不因此收斂，這次居然將大批人馬也帶了進來並展開發掘。在普通人眼裡，所謂的科學發掘與隨意挖掘除了形式差別，沒有本質區分。最直接的利益損失面前，嫉妒與仇恨交織的火種一點即燃。於是，發掘過程剛一開始，圍繞工地的騷擾、威脅就不斷，使得陶旅長與羅縣長派出的100多名軍兵、團丁不時用鳴槍以示威脅和恐嚇。
三星堆地理之圖
然而更可怕的是流言， 傳聞紛紛稱縣政府與二十八軍軍政要員挾洋人以自重，並與洋人勾搭成奸，出賣祖宗；又稱月亮灣下埋有古蜀國開明王朝統治者——鱉靈王開金堂峽口的寶劍和他的坐騎等等，而這蜀王的墳墓一旦被挖開，月亮灣甚至整個中興場和廣漢的風水將遭到徹底的破壞，四方鄉鄰百姓即將大禍臨頭云云。
這一番鼓惑煽動，既有拯救國寶的民族大義，又有危及風水的性命之虞，終於釀成了社會各階層的情緒統一 ，巨大的民怨增添了挖掘的風險。廣漢縣縣長羅雨蒼認爲再這樣折騰下去，不但發掘的器物會有所損失，幾個洋人的人頭都可能要丟掉，而如果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產生的影響更比平日裡悍匪們砍下幾個土生土長的“肥豬”頭嚴重得多，隨即便以“匪風甚熾，安全堪憂”爲名與陶旅長、葛維漢協商暫停發掘。
三星堆遺址挖掘年代圖
第二種敘述則相當簡單直接。由於幾百年來，不少外國人一直在以各種方式打中國文物的主意，劫掠祖宗的文化遺產，自然在老百姓中間產生了條件反射般的防範心理，於是當他們看到高鼻子的洋人一趟一趟地前來指指點點，最後甚至帶人來挖取地下的寶貝，破壞祖居風水時，當然是熱血上涌，氣憤難當，常常自發跑去阻止，最終，愛國情緒獲得了勝利，西方人的“文物盜竊行爲”被及時制止了。
事件的完整因由絕非單方面的陳述可以解釋，迥異的文化背景雖然是重要因素，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深層次多重因素的糾結：以愛國理由爲依託的排斥與拒絕，實際上也許卻是基於利益得失計算所產生的仇恨，而更可能源於一種被欺辱的委屈與妒忌心理的延展伸張。這種情緒產生的背景，是最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也是最容易煽動仇恨的舞臺。
20世紀30年代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成員合影
另一方面，不得不說與近代以來，“事實+虛構”共同塑造出的“別有用心的洋人們”及其與官員們相互勾結的“典型印象”有關： 自古老中國不情願地向世界打開大門，部分西方人，特別是來自異邦的傳教士們似乎總是在某些拯救世人口號下，披着宗教仁愛的外衣幹着黑暗的勾當，劫掠着他們嚮往的東方藝術和文化。不管這些行爲是故意還是不經意，洋人們的形象在大衆印象中逐漸被單一化，標籤化，加之屈辱歷史觀的親身體驗，民族共同體和民族自尊心的建立與傳揚，讓即便是真正出於熱愛嚮往或者學術目的去接觸古老文化的外來行爲，依然很容易就會觸動國人敏感的神經，引發難以預料的集體情緒。
葛維漢帶領的發掘在一種並不友好的氛圍中結束了，他們一共在溝底和溪岸開探方108平方米，出土、採集了600多件器物。所出器物分置6箱，全部押送至廣漢縣政府。羅縣長在過目開眼之後，便“以此有關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後不便研究整理，乃將全部移贈華西大學博物館保存。”（這些器物最終留在了中國，成爲今天四川大學博物館的重要館藏），葛維漢隨後整理出歷史上第一份與三星堆文化有關的考古發掘報告——《漢州發掘簡報》（發表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第6卷），在將之與澠池仰韶、安陽殷墟和遼寧沙鍋屯文化做比較之後，推測“廣漢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100年。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這是對三星堆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它拉開了長江上游青銅文明中心探索的序幕。在隨後的幾年裡，三星堆文化遺址的發現碰響了學界的風鈴，顧頡剛、蒙文通、鄭德坤、衛聚賢等紛紛發文參加了對三星堆（時稱“廣漢文化”）的討論，以致引發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古蜀文明追尋，最終在1980年代隨着一號、二號祭祀坑的出土震驚了天下。
“羅生門”的背後
如同敦煌的重新發現源自一次不經意的打掃，三星堆的重現天日亦堪稱一種偶然的機緣，然而最大的不同在於，敦煌的 第一眼 遇見了麻木，木衲甚至憨厚得有些令人氣憤無奈的王圓籙，而三星堆最初發掘的重要參與者之中確有具備一定文化修養的文人學者。文物的出土 流散，引發了一段沸沸揚揚的往事，所有的相關者，無論是本地的居民，官吏還是外來的淘金者，西方的傳教士、探險家，都被一種力量深深裹挾其中，他們在推動着事件的進展同時也在被整個進程所掌控。
這種力量，或許就是歷史的合力。
不管怎樣， 1930年代發生在三星堆的一切，如同其遺址本身所展現的神秘身世一樣，已很難讓人清楚地知曉，儘管有些事情似乎已有了定案。
1980年代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發掘現場
中國西南的這次考古發現，背後站立的是當時的芸芸衆生相，背景則是大時代下的一段社會截圖：
1930年代前半期， 中國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後的軍閥混 戰 ， 南京國民政府還在努力修補着和各地軍閥的關係，鞏固已經完成的形式上的統一，醞釀着結束分裂政治的“團結統一運動”， 社會民生在凋敝中期待重生，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剛剛拉開帷幕；與此同時， 從混戰中劫難重生的中國社會面臨着堪憂的國際生存空間，國民政府在爲取消或消除前朝的不平等條約與西方艱難談判，而來自東鄰島國日本的咄咄逼人已經構成了現實的威脅： “九*一八”事變喪失東北，緊接着就是實施策劃已久的“華北自治”。
中央政府焦頭爛額的事情一大堆，顧及不暇對地方的精細治理，這給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民間社會更因此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強大的民意常常影響政府的行爲。 然而在1930年代，內憂與外患並存的時代背景下，卻是一個整體缺乏安全感的社會，許多民衆極易產生對內虛無與對外仇恨的極端情緒，這個時代背景下的民意常常是一時情緒的宣泄，而遠非基於理性的倡導，因此，儘管最後政府或其他對象常常以狼狽退讓的方式尋求與社會的和解，事情卻也因此擱置或者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1930年代，圍繞“廣漢玉器”所引發的種種傳言與行爲正是其中一個絕佳的註解。
歷史時在循環重現，回憶總是讓人唏噓。
三星堆祭祀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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