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我們考進南京大學數學系，回憶當年的“神仙打架”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撰文 |丁玖

進入2023年12月，我想起了46年前的同月參加全省高考統考，那是1977年10月國家宣佈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正規高考。回顧歷史，不禁心潮起伏。

1978年的春節後不久，春風就將二十多萬考上本科專科的莘莘學子送進了大學的校門。南京大學也迎來了1052位七七級大學生，他們分別被錄取在數學系(235人)、天文學系(19人)、物理學系(140人)、化學系(194人)、生物學系(42人)、地理學系(30人)、地質學系(138人)、哲學系(82人)、歷史學系(42人)、中國語言與文學系(51人)、外國語言與文學系(79人)十一個系就讀。不知當時南京大學有多少個系，但全國最有名的氣象學系居然一個未招。有些現在很時髦的系科，比如經濟學系，當時根本就不存在，蓋因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送給人家了。

讀者可能驚訝，爲何數學系一下子招進二百多人，甚至爲全校之冠？先來解釋一下。1978年以前，南京大學的計算機科學一直屬於數學系，因爲它誕生在那裡，到了1978年的下半年才正式獨立成系。數學系七七級除了招收了二十二名計算數學專業的學生外，還招了三十一名計算技術即計算機軟件專業的學生。這兩個專業加起來有五十三名學生，是數學系正式招進的第一批新生；還有春季學期開學一個多月後，通過擴招從來自本省的落選考生中招進的第二批學生；剩下的約一百五十名是江蘇省電子工業局招進的“電子班”學生，其中一百名全部是來自南京的走讀生，另外的五十名在常州組成了一個班，學制都是本科，南京大學前任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計算機科學家呂建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上面提到的南京大學七七級的千名新生，實際上也包括了第二批錄取的那部分，大概有兩三百人。第一批錄取的無疑是報考大軍中的佼佼者，但太低的錄取率，擋住了只少了那麼幾分的另一批潛力無窮的有志青年，這真讓教育界的領導於心不忍啊。這就比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固然是好影片，但許多甚至更好的影片並未獲獎，比如喜劇大師卓別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自編自演的偉大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第一批新生於三月份進校後，當時的教育部劉西堯部長在3月18日發表了關於增加招生名額的講話，那也是鄧小平一錘定音的，也得到了華國鋒的支持。很快擴招的政策公佈並快速實行：各省從報考本省大學的落選者中擇優錄取第二批新生。於是四月份上旬，第二批錄取的新生進了校。從全國範圍來看，兩批總共錄取的二十七萬多一點的七七級大學生，佔所有570萬考生的比例約爲百分之四點七，大概成了中國曆屆高考錄取率的最小值。

南京大學數學系七七級首批錄取的同學們，於4月8日迎接了第二批錄取的十幾位新同學。我就是因擴招而入學的幸運兒。“文革”十年，也是我的家庭受苦受難的十年。曾和母親一起在家鄉創辦學校、並且後來當過校長的父親一直被靠邊審查。七十年代的那幾年，在鄉下插隊的大姐和在機關工作的兄長，儘管才華橫溢，表現優異，卻因父親的問題過不了政審關而成不了工農兵大學生。到了我摩拳擦掌參加高考時，初考填的第一志願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理論物理專業。統考時因擔心政審不過，改填了南京大學計算數學專業，心想學數學可能對家庭的政治成分要求鬆些吧。果然，這一改改對了。第一批我未被錄取，就是因爲我的政審關沒有過，儘管我的考分在本縣名列前茅。到了第二批錄取的緊要關頭，由於我第一志願填的南京大學屬於本省，江蘇省的招生辦公室和南京大學的招生人員對我動了惻隱之心，錄取了我。從此我的個人命運徹底地改變了。我的日記記載了那段日子自己的遭遇和心路歷程。在數年間首次發燒幾天後，我4月3日一字不漏的日記如下：

日記中提到的盛壽華是縣文教局局長，他曾是我外祖父的學生，家母十五週歲開始教書後，也教導過他。所以他一看到我原本幾乎沒有希望的入學通知書，親自打電話告訴了我這一特大喜訊，比1985年9月7日下午我收到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數學系普勞金(Jacob Plotkin,1941-)教授發來的研究生錄取信後迅速轉告父母的速度快得多。

我因擔心政審關難過而報考了計算數學專業，但似乎對政審要求更高的計算技術專業反而錄取了我，和1957年考上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劉應明類似，他報考的是計算數學專業，卻因家庭問題被數學專業錄取。他的專業改對了，後來成爲中國科學院院士，在拓撲學和模糊數學的研究上大放異彩。我從來沒有打聽過爲什麼被換了專業錄取，心目中卻永遠感謝南京大學。我很喜歡我那些計算技術專業的同班學友，然而一個學期後，我又不得不離開他們，因爲分系時我跟其他九名同班同學一道被留在了數學系。這樣一來，我的新班計算數學的同學又增加了十位，這是計算技術專業永久性離開數學系另立門戶前，愛才心切的數學系以數學師資班的名義，硬從該專業拽回十人。這十人被選中基本上是依據他們第一學期最難的一門課“數學分析”的考試成績而決定的。開始，我們當中有幾位極不情願，包括我，但是服從組織安排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這樣算來，南京大學七七級的計算數學專業，第一批錄取了二十二名學生，第二批擴招了九名，又從計算技術專業“剝削”來十名，總共爲四十一位。再加上其他校系來我專業的“代培生”七人，我們共有同班同學四十八人，直到本科畢業。

現在，我可以解釋一下我班同學進校時爲何那麼“引人注目”。由於江蘇省早在明清之際科舉選才時就有進士大戶、狀元之省之稱，它的幾百年優良教育傳統延至今日，比如江南文化名城無錫、蘇州也是教育名城，涌現了許多讀書種子、學界巨人。錢鍾書楊絳夫婦在無錫市區長大，年輕時愛上楊絳的費孝通則是吳江縣（現蘇州吳江區）人。中央大學顧毓琇校長的無錫祖居，我2017年12月還進去瞻仰了一番。水漲船高，1977年的各省高考，江蘇的數理化考卷難度較大也就不奇怪了。南京大學地處江蘇，自然招收了最多的江蘇考生，我班四十八人中，只有七人跨省而來，其中張硯凝和遊星輝來自北京，王思運、李玉華、週會羣、錢邁建和普樂分別從安徽、湖南、四川、遼寧和雲南考進。在所有江蘇考生中，有三個“狀元”考進我們班。他們分別是：四門總分第一名尹光炎，成績是三百七十四分，無錫人；數學單科唯一雙滿分一百二十分（正題一百分加上附加題二十分）的魏木生，鎮江丹陽人；語文單科第一名的冒榮，包括作文在內九十八分，南通如東人。

2008年秋，我差點懷疑尹光炎同學的高考狀元之說是否有誤。就在那年的深秋，我應邀在一次國內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做大會報告。開會前巧遇一位在同一家大旅館開另一個學術會議的海外華人教授，聊天時他告訴我他是1977年高考江蘇省的總分第一，考進了清華，這事當年上了江蘇省第一大報《新華日報》。我心裡納悶，不是尹光炎是全省高考總分第一嗎？但是我沒有對他顯露我的疑惑，聽他講下去，或許是他對呢。學數學的我，“職業病”就是凡事都想弄個水落石出。回到美國後我向幾位同學求證，包括尹光炎本人和我班第一任的班長倪勤。幾經考證之後，我瞭解了：該教授的確是當年江蘇省的高考總分第一，但是“應屆高中畢業報考者”中的第一，他當年是出類拔萃的，所以省報大張旗鼓地報道了，畢竟這的確不簡單。但他在和我交流時，卻有意無意地略去了這個限制性短語而客觀上“偷換了概念”。所以，直到現在爲止，“七七級江蘇高考總分全省第一”這頂桂冠還穩穩地戴在尹光炎同學的頭上。

我不知道尹光炎的數學、語文各考了幾分，但至少數學肯定是班上的高分之一，說不定也在一百分以上。我相信他的語文考分也很高，因爲大學四年的接觸，我知道他的語文功底不淺。有一次爲了參加學校歌詠比賽，全班同學練習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抗日名曲《畢業歌》。他糾正了一位同學將歌詞中一句“聽吧，滿耳是大衆的嗟傷”中的“嗟(jie)”念成“蹉跎歲月”中的“蹉(cuo)”的錯誤，並輔以“嗟來之食”成語示範之。我們這一代青年，許多人由於“文革”造成的學業荒廢，文史哲知識普遍貧乏。記得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博士時，有個來自兩廣的同學居然連中國秦朝的“秦”字都不會寫，而旁邊我的韓國裔師兄不僅會寫這個漢字，而且對中國古代歷史如數家珍。當時我就爲那個同齡同學感到難爲情。

我班數學高考最高分的同學是全省排第一的魏木生。他把初等數學的正題和兩道高等數學的附加題全做對了，結果拿到雙滿分，而且依數學中常見的表述，雙滿分“存在並唯一”。按照現在到處可見的詞組，就是所謂的“雙一流”。魏木生爲何能在高考數學科目上獨拔頭籌？十年後，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數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時，已經通過公費留學在布朗大學應用數學系獲得博士學位並已在明尼蘇達大學數學及其應用研究所做過一年博士後的他，來到我係繼續他的博士後研究。當時他可以轉成更正式的助理教授，但他謝絕了系方的好意，因爲他計劃回國教書，所以並不在乎長久的正式位置。在那一學年，我和他天天在系裡見面，我們兩個家庭的成員也常在一起聊天逛街，這在我的南京大學同學羣體中也是“存在唯一”的。1988年年初，我們兩對夫妻還去了一家自助餐飯店一起慶祝他的四十週歲生日。他切下生日蛋糕時的照片還在我家放着。三十年後，魏木生在中國培養出的衆多學生以及他的同行朋友，慶祝了他的七十壽辰。幾十年來，我直接從他太太的講述、從他弟子的敘說和從報刊文摘上，捕捉到他從小到大心智發展的點點滴滴。他的成長經歷，對於本文的青年讀者或許有啓發作用，值得我在這裡多寫幾句。

魏木生的出生地丹陽，現在最出名的產品是眼鏡，其市場之大，令人咋舌。據說中國人有兩大世界之最：一是吸菸者人數，另一就是青少年近視眼人數。前者與與日俱增的肺癌患者不無關係，後者很可能就是拉動丹陽眼鏡製造業飛速前進的“火車頭”。魏木生與這兩者都拉上了關係。在大學時代，他抽菸，目光深邃的雙眼下方，鼻樑上架着的是一副玳瑁邊的眼鏡，而且是深度的。我一進南京大學就被那副眼鏡的一道道光圈所吸引，並想當然地以爲這和他的數學成績好緊密相關。

其實，魏木生早在1987年就告訴我，他在家鄉的丹陽縣高級中學的初中部畢業前，數學成績在全校並不拔尖，像那時普通的男孩一樣，一有時間就玩。他認爲，他的數學成績騰飛是從高一開始的。騰飛的結果怎樣，平時話不多也不喜歡自吹自擂的魏木生沒有細說。後來，一直以他爲榮並對他體貼有加的魏太太給我增加了一點細節。她告訴我，魏木生高中進的是常州高級中學，那是江蘇省的名牌高中。三年高中，他的數學才能猶如泉涌，噴薄而出。每次考試，全年級第一名總落到他頭上，而第二名和他一比則相差一大截子。他的數學腦子甚至驚動了1964年來訪的華羅庚。當從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的老師那裡得知本校有個數學才子時，華羅庚頗感興趣，給了魏木生幾道數學題試了一下，之後稱他是“一棵數學苗子”。這是當時的大數學家對一名高中學生所具有的數學天賦的最高評。

不幸的是，這顆數學好苗子才長到1966年時，整個天空烏雲滾滾，狂風大作，傾盆大雨差點將它摧毀。高中畢業後，作爲知識青年，魏木生插隊農村將近十年，其間種過田，當過工人，也在一所中學教了五年左右的數學。由於他精通所教內容，加上個性幽默風趣，極受學生歡迎。2007年他家鄉的報紙登載了關於他的長篇報道。他執教中學時的許多學生都對他的課堂教學記憶猶新，讚美不絕。更爲可貴的是，當別人由於生活困苦而荒廢學習之時，他一直未丟掉對數學的熱愛，堅持自學高等數學。所以高考數學最後兩道的極限和積分附加題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批閱魏木生高考卷子的數學教師不相信他能考出如此完美無疵的答卷。當時是各縣交換閱卷，所以他家鄉丹陽的閱卷老師無緣一睹他的試卷。外縣的批卷者則花了巨量的時間對付他的數學卷子，動機是不想給他滿分。其他人的分數低得那麼可怕，他的分數也應該“拉低”一下。於是所有的閱卷老師都來查他的卷子，千方百計想找出一星半點兒的漏洞，但是查了半天也沒能扣掉一分，所以魏木生的正題和附加題雙滿分是絕對的“貨真價實”，不像美國的SAT或ACT高考試卷，錯一道題也能得“滿分”。

事實上，更能顯示魏木生數學能力的故事出現在鎮江地區的高考初考中。試卷中有一道平面幾何題，魏木生沒有添輔助線，用等面積法做了，但他又怕閱卷老師看不懂，便“畫蛇添足”地花了若干行解釋什麼是“等面積法”，結果沒有一位閱卷老師看得懂。最後請了他初中母校丹陽中學的高中數學資深教師來看卷子，認定他的解法正確。那位老師後來對他高級解法的一句評價語，可用經典歇後語“脫褲子放屁——自找麻煩”來概括。今後魏木生如果還要經過一次高考的話，一定要找正教授級的中學數學特級教師來改他的卷子了。

我們班最令人吃驚的是高考語文單科成績全省最高的同學——冒榮，他的語文成績如果再添兩分，就是滿分一百，而且作文分包括在內。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的羅家倫校長，一百年前入學北京大學的那篇作文，被閱卷的胡適批爲滿分。但是他的數學考分卻慘不忍睹，據說是零分。多虧胡適愛才心切，力挽狂瀾，才促使蔡元培校長一錘定音，將他招進。但是冒榮不偏科，而是全才。語文狀元進的是數學系，是不可思議的大新聞。“冒”姓似乎不多見，但歷史上卻有一個如雷貫耳的冒姓者，名襄，字闢疆，從十七世紀初一直活到十七世紀末，歷經明清兩個王朝，是那時的大文學家。有意思的是他和我的同學冒榮都來自現在的南通市。前者爲如皋人，其家族爲當地的名門望族，人才輩出；後者出生於與如皋相距不遠的如東縣。冒榮的語文功底，我班同學個個佩服。我曾猜測他一定和三百三十年前的冒闢疆有血緣關係，好奇地詢問過他，但答案卻爲否。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才，冒榮的文學造詣和智力優勢一定得益於家鄉文學前輩冒老先生恩澤大地的一脈相承。有趣的是《清史稿》裡有冒闢疆的傳記，而冒榮參與執筆並在1992年題字送我一本的《南京大學史》，則爲我過去寫書提供了不少素材。

冒榮的高考成績對他而言是輕而易舉之獲。出生教師之家的他在小學就讀遍了他父親任校長的學校圖書室裡的小說，初中時做了幾本蘇聯的中學數學習題集，高一時就看完了高中所有的數學教科書。然後他的班主任兼數學老師借給他《高等數學講義》讀。在整個中小學求學時代，冒榮不囿於教科書的學習，他大量閱讀，愛好廣泛，無線電等知識也非常精通。他1967年高中畢業，第二年插隊農村，但主要在家鄉學校教書，高考前成了正式的公辦教師。他和魏木生一樣，課餘時間攻讀數學，做完了一本《高等數學習題集》。

1977年秋季，工作已經穩定的冒榮又收穫了愛情，正爲結婚忙碌的他，從廣播裡聽到了高考的消息。與臨時抱佛腳、缺乏自信心的大多數考生不同的是，他一開始就覺得高中教材很簡單，預計高考難度不會很大。原因很顯然，因爲他十年中忙裡偷閒，讀書不輟，故再“難”的考試，在他眼裡不過是“小菜一碟”。與大家最怕數學、理化，溫習時被它們整得焦頭爛額相反，他迎考時只花了很少的時間用於需要記憶的一些時政內容。

現在的考試，尤其是牽動千家萬戶的六月高考，考生的後勤服務大概是中國父母做得最細緻認真的事了，生怕影響子女的臨場發揮，可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國考生可沒有這麼嬌滴滴。冒榮在他的《我的上學經歷》回憶文章中，是這樣記錄他騎車去參加高考的經過的：

就這樣，儘管爲了趕考來回騎車一百里，但冒榮不費吹灰之力，考出了全省語文的最高分。他大概對葉劍英元帥那首高考前刊登在報紙上的著名詩篇《攻關》理解最深，命題作文《苦戰》幾乎滿分。作文說不定還是滿分呢，因爲我不知道他被閱卷老師扣掉的兩分扣在何處。其他三門也考得很好，按照他2017年恢復高考四十年時被本校學生採訪的“答記者問”，“我當時是考得比較好的”。於是，他曾被借調去工作半年的縣教育局局長希望他把第一志願南京大學換成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這兩所當代的“中央大學”對任何考生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但是冒榮這位江蘇人對江蘇最有感情，加上新婚，新郎不應遠離新娘，江蘇第一學府自然是冒榮的最佳選擇。

我不能只寫“高考狀元”的故事，其實一些非狀元的故事更加奇妙、更加豐富多彩。來自無錫農村的何炳生就是我班最有故事的一個老三屆畢業生。已經古稀之年、頭髮稀少的他天天都有故事，因爲他年過七十後還在教書和做研究，甚至還馬不停蹄地在全國各地做學術演講。他六十五歲時從南京大學數學系退休，兩年後受聘到像上世紀二十年代清華大學那樣財大氣粗大挖人才的深圳南方科學技術大學任教。何炳生於1948年7月出生在一個祠堂的偏房裡，比尹光炎小了一歲，也比魏木生小了半歲。他的名字常常被人和“柯炳生”混淆，比他小得多的後者在中國的農業科學界名聲叫得很響，當過中國農業大學的校長。不過何炳生在中國數學界的最優化理論與算法領域也是一位頂呱呱的人物，幾年前獲得過中國運籌學會的一個研究獎。

何炳生的第一個故事就是，與上面三個老三屆高中畢業生一個孩子還沒有的情形不一樣的是，他參加高考時已經是一女一男兩個孩子的父親。上了大學後他又生了一個小兒子，因爲前面這個兩歲多的大兒子在他進校後的第一學期因找母親不幸溺水而亡。這是他一生中最自責最悲痛的事件。儘管家在鄉下，他讀的小學就很不錯，創辦者的兒子也是該小學的校友，後來是官拜中將的黃埔軍校畢業生。他的初中就更加有名了，前身叫“胡氏公學”，一百多年前由跟隨孫中山的“興中會”成員胡雨人及其兄長鬍壹修一手創辦，後者有三個兒子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這“三胡”就是胡敦復、胡明覆和胡剛復。其中的大哥胡敦復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創辦了上海大同大學，是中國數學會的首任董事會主席，1925年被任命爲東南大學校長（未就職）；他的兩個弟弟分別爲哈佛大學的數學和物理學博士，但大弟弟胡明覆不幸在三十六歲時溺水而亡，小弟弟胡剛復則爲中國物理學會的第一屆理事長。我知道的一個數學物理名詞“熵”，就是胡剛復爲一名德國熱力學教授學術演講做口譯時即興翻譯出的。無錫的江南大學錢偉長樓一進門就是胡剛復的塑像。我曾有幸與這座雕像合影。

由於成績好，何炳生考進了蘇南最有名高中之一——地處江陰的江蘇省南菁中學。他依然是出類拔萃的好學生，但是學業的凱歌聲唱到1966年戛然而止，他只好回鄉。儘管數學好，他並沒有像魏木生那樣把數學之水灌溉於學生之田，而是打在了生產隊的算盤珠上——給父老鄉親們當了兩年的賬房先生。後來他成了大隊的幹部，類似團支部書記和廠長，用上了他的智慧和才學。這樣的光景一下子過了十年，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生了兩個孩子後，還有機會考上大學，而且考分在江蘇省名列前茅，總分只比無錫城裡的尹家老四少了十來分，超過三百六十分。於是尚一頭濃髮的何炳生興沖沖地告別老婆孩子，扛着衣被，從江南農村來到省城大學。

其實，何炳生和我一樣是被計算技術專業錄取的。當然他是“正取”，我是“候補”。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前兩個志願都不驚人：第一是江蘇師範學院(現蘇州大學)數學系，第二是無錫輕工業學院（現江南大學）的輕工機械系，後者是我的第三志願。所以他和我如果都考得差一點的話還有可能在無錫做同學，我就有機會去他出生的祠堂瞧一瞧了。爲何初考“考得特別好”的何炳生沒敢報南京大學呢？是因爲政審，他的父親是國民黨黨員，姨父和姑父分別被打成“反革命”和“叛徒”。但是他很想進名校，爲了順利通過政審關，絞盡腦汁的他在申請書上回答“有什麼需要向黨和政府說清楚的”一欄中，說明他父親的國民黨員只是花名冊上的一個虛名，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姨父及姑父和他家已經不再來往，等等，寫得密密麻麻。在此欄右邊一頁的志願表中，他又加了幾句：“我沒有報考重點大學，是左邊寫不下的那些原因。如果哪所重點大學要我，不管天南海北，我都是願意去的。”這孤注一擲的做法，真的感動了上帝。這個“上帝”是南京大學幾位負責錄取的老師，其中的周樹棠老師2018年春去世，擔任過我們系的副主任，在我後來碩士畢業留系工作後，也幫助過我。周樹棠等老師真的被何炳生的那幾句並非多餘的心靈之聲感動了，決定無論如何不放過這個高分者，一把將他從師範學院“拽進”綜合大學。寫到這裡，我突發奇想，如果當時我也在申請表上如法炮製，南京大學數學系會第一批錄取我嗎？可見何炳生比我考慮周到、辦事周密。生薑還是老的辣啊，呵呵！

同學中能和上面兩個驕傲的無錫六六屆高中畢業生抗衡的是蘇州的六六屆高中畢業生沈錦仁，因爲他只上了五年的中學就高中畢業了，在學制上勝了他們一籌。1961年，他考入的蘇州一中與蘇州三中及南京師範學院附中，作爲江蘇省的三所試點中學，開始進行五年一貫制的中學改革，實踐毛主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思想。品學兼優的他有幸成爲了一個試驗品。三年後，七個試點初三班只挑出四十五名學生組成一個班繼續試驗，進入兩年制的高中；他繼續充當蘇州一中的試驗品。高中畢業之際，沈錦仁高考志願試填表的第一志願爲清華大學。之前，如果他的初中學制也被縮短一年的話，今天他很可能就是清華的校友了。

可是，過了漫長的十一年半，沈錦仁終於以高分考進了南京大學。有意思的是，他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也是他女兒出生的日子，因此對他而言，那一天似乎有“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雙喜臨門之感。這種喜事也曾落到我頭上一次。那是在1987年的元月，我通過了博士預備考試，太太也在三天後來到美國伴讀，我的學術導師顏憲堯教授以爲我不到一歲的女兒丁易之也隨母來美，爲我高興，說是“三喜臨門”。後來他才知道實情，只好把“三喜”降爲“雙喜”。

我不能不寫我班的早期班長倪勤的高考故事。這不僅是因爲他是我們的“創班班長”，更是因爲他的故事頗有傳奇性。很有雄心壯志的他一開始報的就是後來他就讀的專業，只是南京大學的顯赫名字嚇壞了作爲革命老區的家鄉，因爲直到那時他生活的落後窮山區還沒人考進過類似等級的大學，於是他當中學教師的堂兄規勸他志願填低點，免得考不上。鄉親們和下一段將講到的黃衛華有一樣的“最低追求”：脫離農村戶籍。理想與現實在倪勤頭腦裡相互廝殺的結局是，他的理想敗下陣來，他只好將第一志願降級成南京農學院的植保專業。然而他依然心繫數學。

倪勤的公社有六百多名高考初考者，百分之五晉級，他是其中之一。江蘇77級的高考分初考和統考兩步走，是因爲累計十一屆的高中畢業生想考大學的人太多，只好先用初考篩選一次。統考時倪勤的感覺不錯，做對了應該做對的數學題，這時他的姐姐告訴他，招生老師說可以改志願。不敢冒險的我就在那時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理論物理降格到南京大學的計算數學。但是倪勤熱愛數學的內心衝動再次冒頭，希望相反方向地升格到南京大學。他雖然一時舉棋不定，卻敢冒險。不知他是否用了“抓鬮法”讓老天爺代他決定冒險與否。總之他甘冒大險地再次將第一志願改回到南京大學計算數學專業。然而，當他走出招生辦公室時，正如他後來所吐露的那樣，內心卻“感到一陣恍惚”，擔心凶多吉少。他甚至開始悄悄準備下一年的高考了。上天保佑，他成功了。他不但夢想成真，而且當上了七七級計算數學班的班長。那個瞬間激動萬分的倪勤至今還保存着南京大學寄錄取通知書的信封。

我班同學中像魏木生、冒榮這樣的“先師後生”者還有幾個，黃衛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大學恢復高考四十年“口述歷史”節目採訪的七七級代表。對他的專訪標題恰如其分地刻畫了他的成長曆程：“從中學教師到大學教授”。幾十年來，他不僅是母校的數學教授，更是深受學生喜愛、教學評比獲得高票的好教授，因爲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藝術。黃衛華的爲人處事和他的課堂教學一樣很有口碑，對公益活動熱心參與，於是系裡的工會主席一職就非他莫屬了。這位我班個子最矮的男同學，在同窗們的記憶中，在學生們的眼睛裡，形象都很高大。

黃衛華不屬老三屆，而屬“新三屆”（“文革”結束前最後的七四屆、七五屆和七六屆），是七四屆高中畢業生。他和魏木生、冒榮不一樣的是，他不是插隊知青，而是和何炳生一樣的回鄉知青。但是一回鄉下，他就當上當地小學的一名代課老師，教四年級的數學，後來也換到了其他幾個小學或初中繼續代課，一直教到考進大學爲止。他那屆的高中比我這七二屆的高中多學了一點數學，這是託了持續了一年左右的“教育回潮風”的福，再加上一直教數學以及受惠於縣文教局教師進修學校的培訓，高考前他已掌握了不少重要的初等數學概念。根據他的回憶，他的家鄉靖江縣1977年高考的錄取率在所屬的揚州專區十多個縣中排名第一。我班有三個同學來自靖江，除黃衛華外，其餘兩人，一是巫孝南，一是翟燦芳，後來二人都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計算數學學會第九屆理事會理事長的前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教授鄂維南，就是1978年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的靖江人。目前，鄂維南已經正式全職回國了。

然而，“高錄取率”的靖江縣，初考時就把黃衛華所在公社的兩百多名考生刷掉了大約百分之九十，只有不到二十五人殺出重圍，闖入統考。統考中，黃衛華最擅長的就是數學，規定兩個半小時完成的考卷，他只花了一個半小時就做好了，只是沒有像魏木生那樣乾脆把附加題也統統做了，因爲他沒有自修過高等數學。剩下的一個小時他感到無聊至極，就把題目全部背了下來，回到家後請他的數學老師幫他估計一下能考多少分。他的數學考分超過了九十分，語文也考得不錯，儘管化學也是他的拿手好戲，但由於他高中幾乎沒有學過物理，對於理化的滿分一百，他可能只收獲半百多一點。

農村戶籍的考生在高考填志願時比城市戶籍的考生保守，“跳出農門”常是他們的首要考慮，雪中送炭爲主，錦上添花爲次，黃衛華也不例外。已當了三年半的數學教師，但還吃農村糧，農忙時還要回家幫生產隊幹農活，因此能升格成吃皇糧的公辦教師是他的最初理想，所以他的三個志願統統都是師範學院，依次爲南京師範學院、揚州師範學院和徐州師範學院。不知何故他沒有看上何炳生的第一志願江蘇師範學院。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比師範學院檔次更高的綜合大學把他錄取了，居然還是南京大學。這歸功於他的數學考分！真是神奇，他和何炳生最後是一樣的從經濟艙“升艙”到公務艙，笑到了一起。難怪在我們的同學微信羣裡，他們依然是常常互開玩笑的一對“冤家”。

班上高考數學成績高的非老三屆學生也有不少。其中一人註定起點高，正題全部做對，但因未學過微積分，只能拿一百分，不過當晚他就悟出附加題的解法。他比我只小一個月，但幸運地至少比我遲了一年半高中畢業，因而和黃衛華一樣在學校裡多學到一些數學知識。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家就是一個數學課堂，他的母親就是曾經推翻莫斯科大學校長彼得羅夫斯基(Ivan Petrovsky，1901-1973)院士一個數學猜想的南京大學數學系的王明淑先生。現在的中國數學界都知道田剛這個名字，但他當時報的第一志願卻是南京大學物理系。或許他的潛意識裡不太愛計算數學這四個字吧，因爲他一進大學就一直沿着純粹數學的方向奔跑，當然也沒有拉下計算數學的專業課。對他深有影響的母親本身就從事純粹數學分支動力系統的研究，而且很有成就。高中畢業後，田剛在南京大學的圖書館裡打過工，因而隨時可翻閱或借走他想看的書，包括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著名小說《十日談》(The Decameron)。後來他把這本在那個時代動人心絃的奇書帶到宿舍。同宿舍男生迫不及待地想看，於是排隊閱讀，個個愛不釋手。這是改革開放前夜年輕人閱讀西方進步作品的一道亮景。高考中田剛的數學考得實在太好了，搞得其母所在的數學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搶了過來。這很可能是中國物理學界的一個損失，因爲以他後來研讀數學的勁頭和才情，在物理學的天空必當遨遊遠方，他這個意志剛強的“剛”很可能就是今日揚名國際物理學界的另外一個“剛”——也許類似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教授文小剛。

進南京大學後和田剛志同道合幾乎天天形影不離的王宏玉，也是數學高考得分高的人物之一。他的考分比田剛還高一些，因爲他懂微積分。事實上我進校的第一天，他就自豪地告訴我他的高考數學考了107分。王宏玉和我的關係也是全班唯一：我們是表兄弟。準確地說，他的祖父是我外祖父的嫡親兄弟，他長我一歲。記得我剛剛高中畢業閒居在家時，初中畢業的他從揚州市區的家來到十五公里之外的江都縣我家。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之前甚至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當時他專程來看住在另一處的他的“大爹爹”，即我的外祖父，順便來我家看望嫡堂姑母。可見那時家家貧窮不太亂花交通費。當他給了我一道平面幾何題要我證明時，我就知道他的數學好生厲害了，就像後半生爲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教授的波利亞(George Pólya，1887-1985) 晚年時所言，當他在蘇黎世的瑞士聯邦工業大學教數學時，班上的同胞匈牙利學生馮·諾伊曼(John von Neunmann, 1903-1957)問了他一個問題，“從此我就害怕他了。”

身爲獨生子的王宏玉並非出自“書香門第”。據我母親講，我的外祖父，即王宏玉的伯祖父，一意孤行地認爲王宏玉的父親“天資愚笨”，不肯教他。這個我完全相信，我知道外祖父雖一生恪守“因材施教”的原則，對所謂“笨人”毫無耐心，因此我的大姨媽只識了幾個字，而家母十歲前卻已讀完四書五經。但王宏玉好像從上帝那裡遺傳了數學基因。“文革”時他天天跑到離他家很近的揚州古籍書店，將那些“封資修”的高等數學破舊教材一捆捆地揹回家，然後一頭扎進這些黃紙中不肯出來。他是獨子，沒有下鄉插隊，留在城裡，分配到商店工作，經常蹬三輪車進貨，有次出了意外翻車，兩顆大門牙撞斷了。在家他收穫了數學知識，在商店他收穫了愛情——會計成了他的未來太太，她沒有嫌棄他折損的門牙，蓋因他的出衆才華。她是他最理想的人生伴侶：皮膚白皙，性格溫柔，勤快賢惠。後來她爲他生了一女一男，皮膚像她，智力像他。

我從來不知道同學盛秦於恢復高考的前半年差點被中央美術學院錄取，一直到我在2018年的初夏收到他的一封電郵爲止。未被錄取的主要理由是父母所謂的政治問題，而他自那時起就再也沒有碰過畫筆。我相信我班其他同學也沒有聽他提起過這段往事，除了愛好藝術的張毅可能例外。可惜的是，大學四年，再沒人知道他的繪畫才能，包括冒榮，否則大學生牆報的冒總編輯絕對會聘他爲美術編輯。後來讀了他的“伊妹兒”後，我同樣驚訝的是，他從未夢想成爲數學家，所有的高考志願都是物理系，他的第二志願是在國內高校中的學術地位高於我們數學系的南京大學物理系。這說明他和田剛在填志願時都想到一塊兒去了。他的第一志願居然和我初考時填寫、統考時劃掉的第一志願一樣：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田剛被計算數學專業搶去後不一定“欣喜若狂”，因爲他摯愛的是純粹數學。而盛秦至今還眷戀物理學，也包括工程學，因爲應用學科總是他的最愛，所以當他被數學系錄取時，說不定還心存遺憾呢，儘管這很可能是他當年考進南京大學的最後機會。不過，話說回來，從南京大學數學系走向世界與工程師們頻繁合作的他，卻一直以數學家的身份爲傲。

和盛秦同庚並同一批被錄取到計算技術專業，而且第二學期也一同轉到計算數學專業的胡著信，是一個很有膽量的南京小夥子。1974年高中畢業前，他就認真地讀完了“文革”前的高中數學及物理課本，並做了所有的習題。高中畢業一年內，他看完了哥哥“文革”前考進南京工學院後用過的《高等數學》教材。他曾給華羅庚教授寄去了他寫的三篇數學小論文。這是連見過華羅庚面的魏木生都不敢貿然做的事，可見他的膽量有多大。1975年秋，隨父母下放到蘇北泗洪縣的胡著信家搬來了一位新鄰居，也和他的父母一樣在公社中學任教。這位教數學的林立老師，有個已到不惑之年的弟弟叫林羣，彼時只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小小的助理研究員，後來卻成爲中國科學院院士（林院士1991年帶出的博士周愛輝和我合作了十八年，現爲中科院計算數學與科學工程計算研究所所長）。胡著信不失時機地給林立老師看了那三篇小文章。林說第一篇的結果是已知的，第二篇有一點兒小意思，第三篇想法很好，但最後的結果是錯的。當林老師知道胡著信對數論很感興趣時，便說華羅庚寫過一本有名的書《數論導引》，南京的書店就有賣。一兩個月後，愛惜人才的他回南京探親時，就幫這個年輕的數論迷買了《數論導引》。幾個月內，胡著信讀完了書中的前七章，也做了裡面幾乎所有的習題。1976年5月前後，他的膽量又一次大了起來，不過這次的寫信對象是華羅庚的得意門生王元，指出了《數論導引》裡的兩個小錯誤。王元回了信，解答了他關於華羅庚著作中幾個習題的疑問。受過良師指點的胡著信對數學的癡迷越來越深，終於考進了南京大學數學系，並在第一學期的數學分析期末考試考出了班上的最高分之一，九十九。

上面所描述的幾位全是省內人士，但我不能忘了外省來客，就選與南京大學有歷史淵源的週會羣吧，因爲他的父母都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這一對民國第一學府的校友在“文革”中遭受過厄運。在農村插隊的週會羣雖然參加了1977年四川省的高考，而且考分排在全省的前面，但是到了第一輪錄取快結束時還沒有學校要他。他的數學正題因爲疏忽只丟了十分，但是他從二十分的附加題補回來十幾分，所以他的數學考分和王宏玉位於同一個數量級。理化他考了九十多分，語文和政治的成績也很不錯。如果他報考南京大學數學系的話，憑考分應該可以第一批錄取。最後四川省招生辦公室的人告訴南京大學負責招生的人員，第三等級的C類檔案裡還有“大魚”。於是這位四川省高分考生被錄取到了南京大學地質系。

那時週會羣的臉上可能對地質有着不屑一顧的神態，以爲這個“挖掘”地球的行業和他在農村“修理”地球乾的是類似的活，根本就沒有去讀的必要。所以接到南京大學的通知書後，他並不打算去報到。他的父親只好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苦苦哀求他入學。電報的最後一句是：“中央大學是父母的母校，南京大學就是老中央大學”。週會羣被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於是踏着父母的足跡跨進南京大學。他沒有預測到的是，數學沒有忘記他。實力雄厚的地質系需要年輕的數學人才，把他託付給數學系，他成了我班的學生。

說了幾個男同學的高考故事，該提女同學了。我腦子裡第一個冒出來的女同學名字卻像男生，她叫錢邁建，有個跟吳健雄幾乎一樣響亮的男性化名字。錢邁建出身書香門第，父母皆爲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她留給所有同學同樣響亮的一則故事就是，在新生進校開學之初，照例同學們要介紹自己，只聽她說：“我叫錢邁建，你們今後就叫我老錢吧。”聽得大家精神爲之一振，同時對她刮目相看。她並不太老，雖然比我大了五歲，然而卻比全班年齡最大者小了六歲，但是班上大多數同學的年齡位於以我的年齡爲中心、以二爲半徑的一個閉區間裡，大家自然也樂意喊她老錢了。我們班的老三屆同學被同學習慣地以“老+姓”稱之。然而班上的老三屆們反而嫌錢邁建老得不夠，有的一直拒絕喊她老錢，代之以“大錢”，尤其以老冒爲代表。或許這個稱謂就是冒榮首創的，因爲他人文背景最強。“大錢”這一稱謂形象地刻畫了錢邁建的特點，她不僅年齡比一般同學大些，而且身材高大，體格健壯，是班上個子最高的女生，看上去比許多男生還要高。更有甚者，她性格開朗，大氣隨和，人人都喜歡與她聊天，包括政治輔導員。老錢就是老錢，大學四年，她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成績幾乎門門五分。她“巾幗不讓鬚眉”的最佳例證就是碩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南京大學錄取的近一百八十名八一級碩士研究生中，她的考分在全校排到第一。這自然驚動了校報編輯部，做了一回報道，讓數學系的領導得意了好幾天。大學畢業後，王思運、何炳生、錢邁建、倪勤和我共一女四男考取了何旭初先生的碩士研究生。除了何炳生轉爲留校任教而立刻被公派到德國留學外，其餘的人繼續同窗了兩年半。“師姐”的存在，增添了我們讀書時的樂趣。

錢邁建的高考經歷也具有傳奇性。她是上海的六九屆初中畢業生。我少年時學徒的那個社辦廠就有兩個這樣的上海姑娘，是插隊知青，吃苦無數，最後都嫁給了當地人。錢邁建比她們更愛讀書，實際上只讀過小學的她自學了數理化。高考時她已在遼寧當了電廠工人。同廠的一位大學生技術員被派去監考她的考場，發現她數學考得挺好。但是，考得不怎麼好的其他考生都去體檢了，卻沒有她的份。她想這不可能，於是下了夜班就急忙跳上卡車直奔縣城查考分，站在車斗中吃了二十分鐘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冷風。到了縣文教局坐等了一天卻沒人理她。後來有人問她爲何這麼自信考得不錯，她轉述了那位技術員監考官的非官方打分。於是招生組長連夜開車去地區查考分，才發現她考了全縣第三，卻被登記漏掉了。有了這個“死裡逃生”的奇蹟，她當然有資格一進大學就以“老錢”自居。

在女生當中，劉必躍這個名字容易令人想起“大躍進”，是的，她出生於1958年，與我同歲。她的家鄉在江蘇北部的最大城市鹽城。據說那個地方以鹽成名（美國猶他州的首府鹽湖城也是名副其實，因爲鹽湖是那裡的最大地理奇觀，游泳不必擔心淹水。1989年6月，我們全家從美國中西部向西旅行，沿途順便訪問了在那個湖旁邊的猶他大學數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尹光炎，他特地開車帶我們觀賞了這個景點）。劉必躍出身於政府官員的家庭，那個時代的幹部普遍比較廉潔，對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好，她就是一例。1977年應該是劉必躍一家最高興的一年了，因爲不僅她考進了本省最好的大學，而且她的弟弟也被同校錄取，進了化學系，更有甚者，她的姐姐被旁邊的南京工學院錄取，那是曾和南京大學同是一家人的好學校。一家三子女同年考上名校，作爲父母的劉局長夫婦，該是多麼自豪。劉必躍除了成績好，爲人也熱情誠懇，所以一進大學大家就選她當了我們的團支部書記，而她的工作搭檔就是下一段中的主角、前面已露過面的倪勤。

班級團支部書記的行政夥伴應該就是班長了，相當於各級政府都有幾套領導班子。我們進校時，一位朝氣蓬勃的帥小夥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個頭很高，腰桿筆直，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家鄉儀徵縣離省城南京不遠，但屬於我家所在的揚州地區。我們的首任政治輔導員邱增煌老師是他的老鄉，但他們以前並不認識。倪勤的高考成績肯定很高，至少從他被第一批錄取這個事實來看，但他從來沒有向我透露過他的實際分數，像保守黨的秘密一樣守口如瓶，即便我和他後來成了關係密切的師兄弟並且長期都有往來。他未告訴我他的高考成績的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和我一樣，也不知道這個成績，因爲1977年考生的高考成績是不公開的。倪勤的確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而且是老黨員，進南京大學前就已經是正式黨員了。那時候，他作爲地方重點培育的年輕幹部，在縣農業學校學習工作，成了一位又紅又專的人才。作爲全班唯一的正式黨員，倪勤理所當然地被選爲班長。到了我入學後的第二學期轉專業進入本班時，他已經是個言行一致、受人尊敬的好班長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他召集的全班短會上面容嚴肅、講話簡潔地向大家交待系裡的要求和對班級的希望，給人以頗具威嚴之感。他把很高的政治覺悟和樸實的工作作風帶到了班級，影響了一批同學，也先後介紹了幾個政治上要求進步的同學入黨。進校第一年我一直對他仰視，因爲他和我是“上下級”的關係。但當我們變成同樣師從導師何旭初先生的師兄弟後，我就把他當作“兄長”看待了。

外省考來的同學中，只有兩人來自同一地方，而且性別分佈得很平衡，一男一女。這個地方就是首都北京。他們無疑是北京市考生中的拔尖者，才華橫溢，但最讓我羨慕的是他們那標準的京腔普通話，令我這個家鄉口音最重、普通話常說不準者自慚形穢。我沒有機會親眼目睹同學們進校時的青春氣息，但我曾聽說張硯凝開學前南下金陵抵達校園時，上身穿的是比較破舊的棉襖。和我同歲的他，也和我一樣遭受過“文革”中的磨難，但磨難練就了他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助人爲樂的品格。這不僅表現在他大學四年刻苦讀書的頑強拼搏精神上，也體現在和同學和睦相處熱心待人的優良品質上。遊星輝的身上明顯帶有文科女孩的氣質，她的父母同爲北京一家人文期刊的編輯，家庭的背景很難讓人理解她學的居然是陳景潤學過的數學分析。或許她選擇數學就是因爲想中和一下她所遺傳的太豐富的文藝細胞，或者她的父母“文革”中吃過文科之苦，而將她推向理科之路，就像我拿到碩士學位留校工作時曾經教過的一名物理系新生那樣。大學四載，遊星輝的幽默細胞與日俱增。到了畢業前夕同學互贈留言時，當其他同學搜腸刮肚尋找最文雅或最勵志的詞語時，她給一位同性學友送上了“早生貴子”的祝福，對另一位異性同學則貼上了“老老實實做人”的標籤。這位同學想了四十年還是不得其解，這是對他求學四年老老實實做人的肯定呢，還是覺得他並非如此，因而希望他畢業後老老實實做人呢？不過這位同學還是儘量按照她的話去做了，這位同學就是我。

陳景潤學過的數學分析，一般人都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學了，居然天下有九名女中豪傑被錄取到我班學習，約佔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一。我們系的下一屆，好像沒有這樣的高比例。她們當中除了兩人，其餘都來自本省。而這七位江蘇女考生，只有一個家住蘇北，僅佔七分之一。這就解釋了爲何蘇南遠較蘇北發達，因爲蘇南的女子平均就比蘇北的更有才華。好在蘇北的這位，姐姐和弟弟都和她一樣厲害，這才爲我們蘇北同學扳回不少臉面。可惜我班九名女生中的兩位南京女孩，大學畢業後不久先後去世，令人唏噓。剩下的七名女同學，她們的大腦本來就十分發達，經過四年邏輯推理魔鬼般的思維訓練，個個“身懷絕技”，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都事業有成。在省級技術部門或部級研究單位的那幾位，學過數學的她們把工科院校畢業的工程師們打得落花流水。在大學教書的另幾個，也把書教得滴水不漏。本省男同學的地理分佈情形稍好一點，在三十四名江蘇男生中，蘇南的有二十一名，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三，另外的十三名則來自蘇北。看來，蘇北要想超越蘇南，一定要花力氣提高教育的質量，尤其要增強女孩子的各項素質。

班上還有一“老”，卻不是老三屆的高中生，他叫翟燦芳，名字很女性化，實際卻是男子漢一個。不知何故，大家都習慣性地喊他老翟，他也樂意接受，並不因爲自己和我一樣誕生於五十年代而提出抗議。他的高考成績我們不必問了，只要聽說他的哥哥“文革”前就考進了清華大學，就能可想而知他有多厲害。但是這種“厲害”是立足在另一個“厲害”之上的，這就是，他和華羅庚一樣沒有上過一天高中！因爲沒有高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當小學民辦教師的翟燦芳險些都報不上名，好不容易纔說動領導，將上面引號內四個字中的最後一個，改成了一個有力的同音字，一下子以“同等學力”報上了名。讓領導信服的方法就是羅瑞卿大將六十年代所發明的“大比武”——他在一個摸底考試中將第二名拉下三十分。於是一字之差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此事足以和雍正改一字繼承康熙皇位的傳說相媲美。結果是，揚州地區的初考，他數學考了個滿分，比同屬揚州的我厲害多了。如果按老翟所云“我上的中學是一所非常一般的農村初級中學，兩個平行班，六四屆一百多人沒有一個考上高中”，他就是跳過了高中而直接跳進了大學的。如果不是那場“文革”，大概他也會及時跳進他兄長畢業的那個清華園。翟燦芳性格溫和，心地善良，做事細心，可以用來證明英國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其隨筆《論讀書》中的斷言“數學使人周密”，所以他最適合當“爲人民服務”的公僕。班上享受助學金的所有同學都感謝他，因爲他一直是個盡心盡責的生活委員，而且從來沒有貪污一分公款。如果當今各條戰線的財神爺們都像他那麼廉政的話，我們甚至不必理會莎士比亞在他的劇本中詛咒“金錢”這個萬惡之源了。

七七級大學生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大區間的年齡分佈。在我們班，這個區間的跨度是十四歲。最年長者出生年份是1947年，至少有兩人的生日落在這年。年齡最小者出生於1961年，僅宋方敏同學一人。他籍貫無錫但卻是從鎮江考來的，曾拿過鎮江地區中學數學競賽的第一名。他的親叔叔是個老三屆，卻比他遲了一年考上大學，上的也是南京大學，不過是天文學系，考同一所大學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叔侄同校，可以互相照應。宋方敏極其聰明，高中還沒有畢業就作爲在校生考上了大學。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都是班上甚至年級年齡最小的學生，沒人和我同年。由於“文革”中學制縮短，我總共只讀了九年半的書就離開了學校，五年多後才進了大學。如果我沒有停學五年，有可能會繼續保持全班年齡最小的記錄，雖然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在美國曾和一位北京大學數學系研究生畢業的朋友聊到“年齡問題”，他感嘆當年讀大學時因爲年齡太小而失去許多，可見年齡小不一定是好事。美國神童數學家維納(Norbert Wiener，1894-1964)對此深有體會。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日記中記載了一件有趣的事：班上一位同學，性格很開朗，年齡比我大了一歲或兩歲，一聽說我號稱是“七二屆高中畢業生”，根本不相信，因爲他比我大卻比我遲畢業，這不可能。他以爲我吹牛，要和我打賭，賭金一百元，當然是開玩笑的，那時一名講師一個月的工資可能還達不到這個數。我也想耍弄他一下，馬上答應開賭，於是喊來了王宏玉和居志建做證人，他們一個是我表兄，一個和我同校高中畢業，都對我何時畢業，多大畢業瞭如指掌。於是打賭者不得不認輸。

洋洋灑灑行文至此，然而，我的一大半同學仍沒有露面。他們各具特色，面目生動，也滿有高考的好故事。他們當中有學霸、有才子；有學而不厭者、有興趣廣泛者；有一呼百應者、有一聲不吭者；有追求完美者、有四處涉獵者；有考試至上者、有藐視成績者。總之他們都是人，具有人性的優點和弱點。但是他們在校四年普遍受到數學系老師們的讚揚，畢業後也被各界視爲值得信賴的好大學生。

四十八個年齡方差不算小的青年男女，跨進了南京大學校門，組成了七七級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的大家庭。九名三十歲的老三屆朝氣依舊，精力充沛，試圖奪回逝去的光陰。大多數二十歲左右的學子，摩拳擦掌，憧憬未來，準備大幹一場。我是4月8日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大門的，入學報到後住進南園宿舍樓三舍四樓的計算技術專業的418房間，這一天我與第一批進校住在隔壁的計算數學專業的王宏玉不期而遇，深感愉悅，沒想到我們竟然又成了同窗。他幫我安頓好牀鋪後，又帶着我在校園內走了一圈。那雄偉的教學樓、古雅的北大樓、盡顯民族風格的西南樓等讓我看得流連忘返。我知道緊張而又快樂的大學生活就要在這美麗的校園開始了。

定稿於2023年12月1日，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