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改革了什麼？開放了什麼？

1977年，鄧公重回中央後不久，便發現當下國民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趨向僵化，工農業生產力遲遲提不上來，生產關係也有退化的風險，必須要立即進行改革，否則肯定會鬧出大亂子。於是乎，1978年，在鄧公的主導下，黨中央下定決心，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與“開放”是兩個對立統一的方面，其中前者是對國內而言，後者是對國外而言。“改革”的重點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面，分別是農業和工業，以農業爲例，自50年代開始，中國農村一直實行的是集體制度，所有人一起勞動、一起創造價值，等到秋收之後，交完公糧，再平均分配所得。

這一政策起初發揮了奇效，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生產力，反哺了工業，幫助人民政權渡過了青黃不接的時期。但進入到70年代，人民公社顯然已經與時代脫節，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糧食產量倒退的情況。後來，安徽的十幾戶農民冒着巨大風險，私底下分田分地進行“大包乾”，由此開啓了農業發展的新時代。鄧公覺得“大包乾”是符合農民利益的，也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因此力排衆議，決定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舉打破了日趨僵化的農業體制。

至於改革的工業方面，主要集中在對國企的改組上。有一些國企因爲缺乏競爭力，經營情況已經非常不好了，全靠國家財政在“供養”，這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擔。鄧公爲了扭轉這一情況，決定對國企“動手術”，要求一些經營狀況不佳的國企進行股份制改革，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到經營、管理中來，藉以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另外，鄧公還鼓勵非公經濟發展，出臺了諸多政策支持個人、集體開辦工廠，活躍市場，增加就業崗位，吸納社會多餘勞動力。

而“對外”主要集中在“招商引資”上。衆所周知，發展是需要本錢的，中國當時剛剛經歷了動盪，社會秩序遭受到嚴重破壞，國家財政十分緊張，根本拿不出錢來支援各地的經濟建設。於是鄧公便將相關權力下放到地方，讓各級省、市政府自行出臺政策招攬外資“借雞生蛋”。

不過由於當時國內的思想還比較保守，有人一直揪着“引資”這個問題不放，比如強制要求中外合資創辦的工廠管理層一定要是中國人，而且外資的佔比不能超過49%，確保中國對於這些工廠有絕對的控制權。這讓一些外國企業家很是不理解，於是他們便放棄了投資的想法。

鄧公得知此事之後，專門下達了指示，廢除了這一規定，同時督促有關部門儘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充分維護外資的權益，給外國企業家們注入一針強心劑，讓他們能安心、放心的來中國投資、發展。

對外開放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深圳市的建設，當時鄧公準備承接香港的產業轉移，但廣州距離香港太遠，想要跟着香港吃經濟紅利頗有些不便，於是鄧公便決定在香港的旁邊新建一座城市，取名深圳，並接連派遣數名得力干將前往深圳市主政。

起初，深圳在發展過程中開創性的執行了很多新政策，這些政策有利於發展，但有些違背公有制原則，因此在黨內遭到了激烈反對，黨內有些同志甚至直接發函給廣東省委以及深圳市委問責，廣東、深圳一時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好在鄧公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着深圳，葉帥也數次鼓勵深圳的主政官，讓其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不要畏首畏尾。

最終，在數代人的推動之下，深圳實現了崛起，一躍成爲超一線城市，發展勢頭直追上海、廣州，是我國的高新產業彙集地。後來，海南、福建等地也借用深圳的成熟經驗，因地制宜繪製了自己的“開放”藍圖，藉着新時代的春風扶搖直上，走向繁榮和興盛。

現如今，改革已經過去了40多年，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帶有自身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東部、中部、西部互相幫扶，逐步擺脫了貧窮的困境，老百姓們也吃到了不少紅利，物質生活逐漸充裕了起來，精神上也非常富足。隨着改革進一步深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人民必將實現共同富裕，而中華民族也實現偉大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