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萊娜·費蘭特：萊農和莉拉的寫作故事，靈感來自這些想象
根據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系列小說“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編的 劇集《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正在熱播。
2011年至2014年，埃萊娜·費蘭特以每年一本的頻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和《失蹤的孩子》這四部情節相關的小說，被稱爲“那不勒斯四部曲”。它們以史詩般的體例，描述了兩個在那不勒斯窮困社區出生的女孩 （萊農和莉拉） 持續半個世紀的友誼。“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費蘭特熱”，千萬讀者爲書中對女性友誼極度真實、尖銳、毫不粉飾的描述所打動。“我的天才女友”成爲一種比喻，讀者們用它指代自己生命中那些有過深刻羈絆的夥伴。許多評論家認爲費蘭特寫出了女性史詩，找到了女性講述的語言，揭示出歷史上一直沒有接納女性的真相 。
新書《頁邊和聽寫》收錄了埃萊娜·費蘭特於“新冠疫情”期間四場由他人朗誦的特殊演講。她從自身的閱讀寫作史中提煉出“說出事情的原本”“我們所需的巫術”“必要的另一人”等關鍵主題，並通過闡釋影響自己的作家，勾連起自身寫作過程和經典作品的聯繫。儘管費蘭特的真實身份至今是謎，但這些分享清晰地展示出其寫作理念的形成與變化。
以下內容選自《頁邊和聽寫》第二章“藍寶石”，較原文有刪節，文中小標題爲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 [意] 埃萊娜·費蘭特
《頁邊和聽寫》， [意] 埃萊娜·費蘭特 著，陳英 譯，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8月。
我的寫作原則：
說出事情的原本
我在一本保留至今筆記本上寫道：寫作的人的任務，是把自己給別人或別人給自己的衝擊寫下來。爲了強調這一點，我引用了德尼·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各和他的主人》裡的一句話：說出事情的原本。但那時我根本就沒讀過這本書，這是我很喜歡的一位女老師引用的一句話，也是她給我的建議。
我從小就對真實發生的事情充滿熱情，總想把那些事準確描寫、描述、記載下來，必要時也會選擇閉口不談。我無法控制自己，總想着衝向這個世界、其他人，把發生的事情講述出來。
我想，所有偶然地催生一個故事的東西，都在故事之外衝擊着我們。我們也會撲向這些事情，陷入其中，變得迷亂。我們體內除了脆弱的器官，別無其他。我們說的“內心生活”其實是頭腦的持續波動，那些閃爍的東西想要呈現出來，成爲具體的聲音和文字。
我環顧四周，充滿期待，那時對我而言，寫作主要是視覺性的：顫動的黃葉、咖啡壺亮閃閃的金屬部件，母親無名指上，藍寶石戒指發出天藍色光芒，幾個在庭院裡爭吵的妹妹。我想變成一面鏡子，把那些浮光掠影的碎片前後聯繫起來，鑲嵌在一起，故事就誕生了。這對於我來說再自然不過了，我一直都這麼寫作。
但那個時期過去了，一切變得複雜起來。我不再安於現狀，開始問自己：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樣行得通行不通。在短短几年時間裡，我感覺自己已經不會寫作了。我寫的任何東西都無法和我喜歡的書媲美，也許是因爲無知？缺乏經驗？
或者是因爲我是女人，有點矯揉造作？要麼就是我很笨，沒有天賦？我寫下的任何東西都死氣沉沉：房間、窗子、社會、好人、壞人，人物的衣服、表情、想法，還有那些物件，即使拿在手裡也了無生氣。還有聲音，我居住的城市的方言，在寫作中讓我很不適，一旦寫下來就和真實的方言相去甚遠。我努力寫出優美的文字，方言夾雜其中，感覺很刺眼。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L'amica geniale Season 4，2024)劇照。
從青少年起我就頑強地追求“真實”，後來卻證明我在這個方面無能爲力。我無法精確還原現實，甚至沒法講清楚事情是什麼樣的。我嘗試寫作想象出來的故事，以爲這樣會簡單一些，後來也放棄了，嘗試轉向新先鋒主義。但我還是需要基於那些真切發生在我或其他人身上的事，這種需求很強烈。
我以認識的人爲原型，塑造了一些人物，我描寫他們的動作和說話方式，就好像我看到、聽到的樣子。我會描寫風景、光線的變化。我會忠實描述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迥異的經濟、文化環境。儘管很討厭方言，但我還是在寫作中給方言留了一席之地。總而言之，我記下了一頁頁的筆記，都來自真實經歷，但我得到的只有挫敗感。
在這時，就像經常會發生的那樣，我在讀書時偶然遇到了一本對我很有用的書，那就是《宿命論者雅各和他的主人》，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但關於這本書，我不想說它有多麼重要，那要從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談起。這兩本書都說明了這一點：講述一個故事很難，但越難會讓人越想去講。
於是，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儘自己所能寫出事情的真相。我不再像之前那樣苛求自己，後來我覺得，我寫了一本還不賴的書，這讓我產生了把它寄給出版社的想法——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事。我還想附上一封信，詳細解釋一下我是怎麼想到要寫這部作品的，是基於什麼人、哪些真實發生的事。
我真的動筆寫了那封信，寫了很多頁。一開始，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我提到了圍繞着真實事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小說中的故事逐漸形成。我寫了一些真實的人和地點，經過篩選和擴充，一點點變成了故事中的人物，還有事情發生的背景。我還提到了自己遵循的傳統，對我有啓發的小說：它們有時是幫助我塑造一個人物，有時是讓我佈置一個個情景，甚至是設計一個動作。最後，我會分析事情爲什麼會發生變形，變得殘缺不全，但我也爲之辯護，因爲這無法避免，我會進行分析，把這當成一種必要的媒介。
但我越是沉浸於這些材料之中，文字所表達的真相就越來越複雜。因爲這裡有很多我、我、我。我有放大缺點、迴避優點的傾向，有時正好相反。尤其是，在那本書中，我隱約看見（我覺得這是第一次看到）一些模糊的東西浮現，但寫下來會讓我很痛苦，因此我沒有把它們寫出來。我漸漸變得語無倫次，最後只能停下筆。
我並不是想說，我凌亂的寫作在那一刻突然找到了突破口。在那之後很多年，我又讀了很多重要的東西，也寫了些不盡人意的東西。在此我想鼓起勇氣說，如果我在寫作上有一些小小的發現，那是因爲我遵循了一個不太嚴謹的寫作原則（儘可能說出事情的原本），還有那封寫給出版社的自省的信。
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小發現。在那之前，我一直用第三人稱寫作。那封信我用的第一人稱，真是越寫越語無倫次，但同時我也越投入，我覺得這是可以嘗試的方式。
第二個小發現。我意識到，在成爲文學現實的過程中，現實無法避免會淪爲一系列豐富的表達技巧。如果這些技巧運用得好，會讓讀者產生這樣的感覺：書中講述的故事就是真實發生的，具有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內涵。總之，講述的並不是事實真相，那只是一些迷惑人的手法。爲了達到真實的效果，應該假裝沒人寫過或講過的“真實”就在那裡，“真實”得到了完美呈現，讓人忘記了文字符號。
第三個小發現。每個敘事都會有一位男性或女性敘述者。故事中，無論他們是隱匿自我，還是間接表達自我，或僞裝成第一人稱敘述者，或直接以整個文學創作的作者出現，在作品封面署名，因爲本性、構造不同，他們只能是現實中的一個“碎片”。
第四個小發現。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從追求絕對現實主義，變成了持懷疑態度的現實主義者。現在可以說，只有當我也是外界的一部分在講述自己時，我才能講述外界。
第五個小發現。在文學寫作中，永遠不可能把碎片的旋渦，強行規整在語法和句法的框架下，正是這些“碎片”構成了真實。
在試錯中不斷向前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寫作出版的書，都是在這些信念的支撐下完成的。三十多年前，我就告誡自己：執着於講述出事情的原本，可能會讓人束手束腳，因爲無數的失敗和偶爾的成功，可能會讓我變得又聾又啞，變得虛無，因此我只能盡我所能去講述。至於結果，誰知道呢，也許我運氣比較好，會講出事情的原本。我在不斷嘗試和錯誤中一步步向前。
起初，我只是不想讓執着於寫作的雙手勞而無獲，但後來我越來越投入：我塑造了一個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在與世界偶然的互動中，她非常激動，她辛苦建立起來的自我也在不斷變形，她遭受的傷痕、損害，她的焦慮激發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可能。當她以這種方式經歷一個越來越難以掌控的故事時，這或許已經不是故事，而是一團亂麻，不僅“講述者”，包括作者本人，在寫作的過程中都被捲入其中。
電影《暗處的女兒》（The Lost Daughter，2021)劇照。
在《煩人的愛》《被遺棄的日子》和《暗處的女兒》中，我的態度變得緩和，不再堅持講述“外部”的情況。有一種特定的講述姿態，我從來沒表露出來，我的任務是在現實主義文學的長卷中寫出真實的故事。我從文學寶庫中汲取了所需的東西，並沒有區分高低俗雅。我不是講述的聲音，我轉向了女性第一人稱寫作，在寫作過程中，我會講述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確實會發生偏離，始料不及的顛簸、衝擊，都會使她依存的穩固棋盤陷入危機。
我想象，（書中的主人公）黛莉亞、奧爾加、勒達是用第一人稱在講述，在讀者眼中，是她們在寫作，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這讓我可以想象（我要特意強調“想象”這個動詞）那個寫作的“我”，並不是一個在履行各項其他職責，同時也在搞文學的女人，而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創作者，這個作者在創作黛莉亞、奧爾加、勒達的文字的同時，也塑造了自己。
我覺得，這是在劃定“自由”的界限，在這個範圍內我可以盡情施展，不必自我審查，展示出才能和無能，缺點和優點，無法癒合或縫合的傷口，幽暗的情感和情緒。不僅如此：我覺得可以讓這種雙重寫作帶來成果。因此我嘗試過協調兩種寫作，運用那種順從的筆法，推動僞現實主義緩慢前行，那種最狂野的文字，用它的虛構來粉碎之前的虛構。
在這三本書中，我都是用一種嚴密、緊扣主題的方式開場，構建起一個世界，每個“腳手架”都在正確的地方。那是一座堅固的籠子，是我用必要的真實效果構建起來的，我隱秘地運用了古今的神話，也採用了我從閱讀中獲取的東西。
後來，一種混亂的寫作降臨了（至少我很在意這一點，我希望這種寫作降臨），這種分崩離析的寫作，會產生很多“矛盾修辭”：美麗的醜惡，醜惡的美，會掀起矛盾與不和諧。這種寫作會把過去帶入現在，又將現在帶入過去，混淆母親和女兒的身體，顛覆既定角色，把女性的痛苦怨毒轉變成一種真正的毒藥，會捲入動物，把動物和人混合在一起，會殺死那些動物，會讓一道普通的門忽然打不開，又莫名其妙可以打開，會讓樹木、蟬、涌動的大海、別針、娃娃和沙蟲和充滿威脅，帶來痛苦、致命的威脅或者救贖。
這兩種寫作都是我的，黛莉亞、奧爾加、勒達單獨的寫作也都屬於我。我描繪人、時間、空間，但使用的語言都來自人物、空間、時間本身，就像造物者與造物，各種形狀用一種讓人眩暈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總之，這種寫作是虛構故事中，黛莉亞、奧爾加和勒達隨機講述的結果；也是作者“我”——一個永遠不會完成的虛構，被多年的閱讀塑造，充滿寫作的狂熱——有意虛構讓寫作變得凌亂的結果。我可以說，我就是她們的自傳，正如她們也是我的自傳。
在寫作中，我拒絕保持距離。如果她們零距離審視自己的傷口，那我就零距離呈現她們的痛苦。我——作者，已經融入了她們的體驗中，像她們一樣孤立無援，我會避免自己從真正見證事情真相的外部的局外人視角去寫作。
在《煩人的愛》和《被遺棄的日子》中，那種自我封閉是一種寫作的選擇。比如，我和黛莉亞都不知道，她母親在沙灘上經歷了什麼；我和奧爾加都不知道，公寓門爲什麼忽然壞了，又突然可以打開。我可以像黛莉亞和奧爾加一樣做出假設，也和她們一樣滿足於這種假設，因爲我們都無法驗證真僞。
最極端的、精心設計的處境是在《暗處的女兒》中。故事中，勒達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她偷了那隻娃娃，自始至終她都無法解釋自己這個行爲的意義。我——埃萊娜·費蘭特，我構思了我的小說還有她的講述，營造了一種極端的情況，就是讓我們兩人的講述陷入孤立，到達一個無法回頭的點。
《我的天才女友》的
靈感來源
有幾年，我都覺得《暗處的女兒》是我最後的作品，或者是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我年輕時對絕對現實主義的狂熱追求已經消退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只剩下對真相的追求。我拒絕夾雜着方言的自然主義紀實文學，拒絕華麗的美文寫作，拒絕那些永遠擡着頭、鬥志昂揚的女英雄。
我小說中的女人，我覺得是用一種真實的方式講述她們，講述自己，最後的結果是，她們都陷入了一種唯我論中，但我依然堅持這一點。我看到，作爲作者，要不是這樣，只能讓故事變得不真實。如果沒有別人的推動，就很難講故事，這條老規矩一直很穩固。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 L'amica geniale Season 4， 2024) 劇照。
後來，很偶然的情況下，我重讀了菲爾特瑞奈利出版社（Feltrinelli）的一本書：《你看着我，講述我》（Tuche mi guardi, tuche mi racconti），作者是阿德里亞娜·卡瓦列羅（Adriana Cavarero）。
我發現她引用了凱倫·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還有小說中與鸛有關的寓言。激發我靈感的是一章的標題：《必要的另一個女人》（L’altra necessaria），這一章記錄了與漢娜·阿倫特的一段詳細對話，主題與自戀有關，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必要的另一人……就是一個具體的存在，是另一個人，脆弱、不可替代，也無法判斷。
我記得這段話讓我很震撼。我覺得，“必要的另一人”也許就是我所需要的，這樣可以讓我在延續前三本書的主題的同時也所有突破。
但我想要從頭說起，卡瓦列羅在寫作中參考了很多作品，也借鑑了重要的意大利女性主義著作《別以爲你有權利》（Nen Credere di avere dei diritti），這本書由米蘭女性書店出版。
她從中摘錄了一個關於女性友誼的小故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工會鬥爭爲工人獲取了一項權益，爲沒完成學業的男女工人開設爲期三年的課程。艾米莉亞和阿瑪利亞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認識的。阿瑪利亞是個天生的講故事高手，開始她覺得艾米莉亞很無聊，一直在講同樣的故事。但後來她們要相互閱讀課上的練習，阿瑪利亞開始對艾米莉亞、對她寫的文字產生了興趣。艾米莉亞很欣賞阿瑪利亞的才能，甚至流下了羨慕的眼淚。因此阿瑪利亞決定寫下艾米莉亞的生活經歷，並把寫出來的文字送給她。這份禮物讓艾米莉亞很感動，她一直都隨身帶在包裡。
很多年前我就讀過《別以爲你有權利》，但我並沒有注意到艾米莉亞和阿瑪利亞。卡瓦列羅卻將書中短短兩頁裡這兩個有些單薄的女性人物提取出來，用充滿智慧和明銳筆觸談論她們。她指出了“女性友誼的敘述特點”。她說：“兩種自述交叉起來，同時也能產生相互寫傳記的效果。”她寫道：“這很有效……這是一種互動機制，每個女人可以講述的事會成爲自述，對方會從中得知一個故事，會講給別人聽，當然會再講給故事的主人公聽。”她總結道：“簡單來說，我把我的故事講給你，爲的是你講給我。”
我看到這裡很振奮，這對我來說簡直太有用了，我正要寫一部長篇，裡面有兩個女人——一對好朋友，她們的人生交織在一起，但不像艾米莉亞和阿瑪利亞的故事那麼有建設性。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 L'amica geniale Season 4， 2024) 劇照。
我重新拿起了《別以爲你有權利》。這本書中關於艾米莉亞和阿瑪利亞的那幾頁，對我當時正在構思的小說啓發很大，我發現了卡瓦雷羅沒有直接引用的一段話，它激發了我的想象力。阿瑪利亞，那位出色的講述者，有一次談到艾米莉亞時說：“那個女人真的知道事情是什麼樣的，她寫的句子都很零散，但真實而深刻。”（羅森伯格與塞利爾出版社，1987年）。我馬上喜歡上了那些字眼：“真的”，“真實而深刻”。
卡瓦雷羅寫道：“我們不知道，艾米莉亞放在包裡的那幾頁備受珍愛的紙上寫了什麼。”但她既不爲失去阿瑪利亞的文字感到遺憾，也不爲艾米莉亞的零散的句子丟失感到惋惜，這些片段被她稱爲“書寫自傳的笨拙嘗試”。理由很充分：卡瓦雷羅的分析，傾向於強調講述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產生的積極作用，而不是處理兩種文本之間的動態關係。
但我對失去那些文本感到很惋惜，我覺得那些文字與我作爲寫作者遇到的問題很接近，因爲我很清楚什麼是勤奮的寫作，什麼是突破邊界的寫作。我幻想着，如果我能拿到阿瑪利亞的作品，就能在其中辨別出艾米莉亞寫的真實而深刻的句子。我幾乎可以肯定，萊農和莉拉的寫作故事，靈感就來自這些想象。
實際上，對我來說，讀到阿瑪利亞表達欽佩之情的話，她朋友的“零散的句子”很快就變成了“真正的寫作”，一種發自內心的寫作（但丁會這樣表達：那些文字幾乎是自己傾瀉出來的），會落在某個筆記本的紅色橫線之間。簡而言之，我想象阿瑪利亞通過傑出的寫作才能，把艾米莉亞殘缺的文字整合在一起，而艾米莉亞——“必要的另一個人”對此很滿意。
這裡我要說的是，卡瓦雷羅沒有把這個評價用在艾米莉亞身上，而是用在了愛麗絲·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身上，這個人的自傳（注意是自傳，而不是傳記）是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寫的。我爲我的長篇小說打草稿時，重讀了《愛麗絲·托克拉斯自傳》，正是阿德里安娜·卡瓦雷羅寫的那幾頁文字促使我重讀了它。正是這些話，讓我重新審視這本書。以下：
這本書是自傳和傳記的重疊……格特魯德通過她的朋友、同居者、情人愛麗絲之口，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格特魯德·斯坦因帶着強烈的自戀，通過交織的故事，成功寫出了一部文學作品，她在裡面閃閃發光，而愛麗絲就像觀察她，講述她的故事的另一個女人……
也許正是從這裡開始，萊農和莉拉之間的關係，她們的寫作之間的關係，對我來說變得更加清晰。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我開始覺得可以擺脫奧爾加、黛莉亞、勒達了，尤其是，我要致力於塑造一個必要的“他者”，講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她們彼此融合，但又不能完全相容。
我最後想強調一件事。讓我覺得神奇的是：一個女人——封面上署名的女人，她通過“必要的另一個人”之口，大膽地把自己說成是天才，並和兩個男性比肩，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此厚顏的行爲讓我覺得有些好笑，甚至有些可愛。我不敢百分之百確定，但我想正是在那一刻開始，我決定把已經用了一段時間的標題《必要的朋友》改爲了《我的天才女友》。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原文作者： [意] 埃萊娜·費蘭特；摘編：荷花；編輯：王菡；導語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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