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者訪談：建築用工減少，農民工勞動力分流到何處？

改革開放以來，外出務工成爲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選擇。他們忙碌的身影遍佈建築工地、工廠車間、餐廳廚房……這些勤奮向上的人們用辛勤的付出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也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截至2023年底，全國農民工約有3億人。促進這一龐大羣體的就業增收，意義不言而喻。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要求，要千方百計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建築業門檻低、收入高，曾是許多外出務工農民的打工首選。近年來，隨着裝配式建築的發展和BIM等各類新興技術的應用，以及建築業本身規模的收縮，建築業農民工的從業人數震盪下行。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底，在全國近3億農民工中，從事建築業的人數約4581萬人，較2014年底的超6100萬人縮減超1500萬人；從業人數佔比也從超22%降至15.4%。

但在農民工就業比例最高的六大行業中，建築行業的月均收入在過去十年裡基本上位列榜首。如此多農民工離開這一高收入的行業後，都去哪了呢？他們的收入又該如何保障？

第一財經專訪了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勞動經濟學是張丹丹的研究領域之一。她表示，新興技術的應用在替代勞動力的同時，也在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在平臺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靈活就業越發普遍，外賣、快遞、網約車、主播等正在吸納越來越多就業。

（註釋：1、靈活就業：依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國辦發〔2020〕27號）》，靈活就業是指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

2、零工經濟：區別於傳統朝九晚五，是一種時間短、靈活的工作形式，依託於互聯網平臺，實現供需雙方快速匹配。）

第一財經：在當前經濟發展形勢下，不少行業處於收縮的狀態；而在2014年-2023年間，除2020年受疫情影響農民工數量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的農民工都是上漲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怎麼才能做到“增加農民收入”？

張丹丹：通過政策介入提高收入難度較大。提升最低工資可能是政府幹預勞動力市場提高工資的一個最有利的手段。對低收入的務工者來說，提高最低工資，可以直接提高收入，這是一個直接的解題思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對就業產生影響。一方面，工資處於最低工資水平線下一點的這部分勞動力，工資提高之後，勞動成本上升，用工單位可能就沒辦法僱傭那麼多人了，就會減員。在勞動力市場，特別是低收入勞動力，可替代性非常強，只要一提高工資水平，企業揹負成本走高，就一定會選擇收縮產能，減少用工。

另外一方面，根據我們的測算，大概是在2012~2017年最低工資調整會對就業產生影響，當時有一批人的工資就是處於這樣的低水平。但在2017年之後，從數據上來分析，最低工資對就業基本沒有什麼影響了。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工價本身在最低工資附近的人就很少。這也意味着最低工資對收入的提升也是有限的。

比如根據我們在製造業零工平臺的調研，2020年以來基本上除了經濟下行的這段時間以外，最低工資水平遠低於實際工資水平。這可能說明，由於最低工資水平已低於基本的勞動收入水平了，小幅度提升最低工資對收入增長的作用有限。

換句話說，工資要提升的關鍵還是提升整體經濟的景氣度，要不就是無源之水。

第一財經：從單個行業來說。建築業的農民工其實收入水平還是很不錯的。從每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裡也能看到，建築業農民工的薪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來，隨着建築業規模的逐漸收縮，建築業農民工的從業人數呈現震盪下行的態勢，同時，隨着裝配式建築的發展和BIM技術的應用，建築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呈現降低的趨勢。那麼這部分原本收入還不錯的農民工又向哪些行業分流，如何安置？

張丹丹：“保就業”是當前的一個重要的課題。除了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做大蛋糕之外，在當前形勢下，企業家精神更是值得期待的，希望看到更多的企業家能在逆境中找到增長點，提升整體經濟的活力。

比如2023年，在中美貿易戰等地緣政治的影響下，製造業訂單大幅度下降，用工也大幅度下降。而製造業用工中有90%是農民工。他們的就業怎麼辦？2023年底，我們去珠三角調研時發現企業通過創造新的增長保障了這一地區的就業。

當時地緣政治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人民幣匯率相對於美元特別低，而中國製造業生產的各類日用品、小電子等產品本來價格就低，疊加匯率因素就更便宜，於是跨境電商平臺迅速崛起。

由於匯率帶來的價格優勢和各國形勢對訂單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些電商平臺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國內電商平臺，更多采用了輕資產模式，基本全部依靠人工，廠房全部租賃。半年內就實現了從無到有，12月底時廣州南部工業園區的幾大物流中心全部填滿，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剛好抵補了這一段時間該地區製造業就業的下降，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

從農民工的角度來說，他們也並不會只專注於某一個行業領域，他們的反應速度很快，而且信息也很全面，知道哪裡會有機會。實際上，跨境電商的這部分物流工人收入能保證在一個月一萬多，比製造業還高。而專職外賣的月收入也可以做到一萬元。

第一財經：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您此前的調查研究顯示，隨着機器設備的引入，部分崗位被自動化替代，但同時也催生了新的就業機會，人類勞動力更多地被分配到那些機器難以觸及或處理的細微環節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2億人左右。這是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嗎？

張丹丹：在製造業領域，根據我們大量實地調研數據推算，長三角、珠三角等製造業集聚地，工廠用工中大概有1/2到2/3都是零工。製造業的零工化趨勢已大規模出現。

中國是製造業大國，我們的訂單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出口量是最多的，佔比約20%。近幾年受貿易戰影響，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上保持在百分之十幾的水平，依然位列第一。我國製造業的生產增加值連續14年是全世界第一。中國作爲全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主要是靠不斷提升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有效組織。

不只是製造業，當前我國零工經濟所佔的比例已經很高了，靈活就業人員已佔到我國城鎮就業人員的一半左右。粗略估計，除掉部分高收入、高技能的白領，剩下的有7-8成是零工。靈活就業是未來就業的常態。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到今天，這一趨勢已經是不可逆的了。這是由於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靈活的就業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工作方式——大家在平臺上去提供勞動供給、提供工作，平臺對接需求，經濟高效。在這樣的模式下，需求和供給可以實現迅速匹配，而且成本是最低的。也就不再需要傳統的僱主。外賣員、滴滴司機、視頻up主可以在平臺上找到訂單，提供勞動供給。

中國作爲人口大國，市場規模龐大，相應的需求量也旺盛，平臺經濟能發展到如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必然性。這也是中國經濟的特殊性。

趨勢是擋不住的。儘管新技術的應用可能會對人工產生替代，也有可能創造很多的工作機會，當技術真正應用到實際中後，才能明確它替代了哪些環節，又創造了哪些新機會，據此不斷地調整勞動力市場，調整大家的預期，朝着更合適的方向發展。

第一財經：這其中的勞動力成長問題又有什麼解決辦法？農民工待遇問題要怎麼應對？

張丹丹：據觀察，由於製造業需要手和眼睛配合，對靈活度要求比較高，從業人羣的年齡範圍基本是25-35歲；外賣員比較多35歲以上，滴滴司機更是40歲以上。

很多人是同時在多個平臺兼職的。以外賣員爲例，其中60%以上是在不同平臺兼職的，生意好、有訂單就做跑單賺錢，否則就另尋出路，適應得非常快，完全根據市場規律走，可以很快實現轉化。

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零工經濟具有鬆散性，工作穩定性差，沒有長期的積累，沒有人際關係的搭建，無法實現勞動者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難題。

這種靈活就業模式也給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比如外賣員面臨的交通意外險、醫療保險等。同時建議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城市，有效利用財政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爲這些農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等社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