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維艱》毛澤東：美國怕蘇聯但是不怕我們，它知道我們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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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維艱》毛澤東：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作者是蕭冬連，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這本書豆瓣評分高達9.5，主要講中國社會主義探索道路的成敗經驗，感興趣的網友可以去買一本實體書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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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趕超模式的大實驗

不過這時，毛澤東認爲，反右取得了重大勝利，可以轉過頭來推動他早就醞釀的趕超戰略了。如果要找一個毛澤東心目中的中國模式，那就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莫屬。1955年秋冬，迅猛到來的社會主義高潮曾讓毛澤東欣喜，但有一點卻使他不安：中國仍然“一窮二白”，經濟落後，文化落後，被人瞧不起。美國人對中國的敵視和傲慢，更是強烈地刺激了毛澤東。1956年9月，毛澤東對來訪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說：“我們是弱國，不是強國。美國怕蘇聯，但是不怕我們，它知道我們的底子。”“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有六億人口。人家看我們不起”。

自1955年起，毛澤東憋足了一口氣，想要趕超美國，從內部影像資料中知道，早在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趕上美國的宏大目標。一段時間，毛澤東不斷地重複着這個話題。他認爲中國只有超過美國，才能對人類做出大貢獻。“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他甚至說，如果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的雄心建立在一種特殊的自信之上。這種自信，來源於社會主義將大大解放生產力的普遍信念，更來自對中華民族之偉力和中共強大動員能力的強烈的自信心。

如果不拘泥於詞句，那麼早在1955年底就開始醞釀和發動一場“躍進”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稱爲“農業四十條”的農村發展遠景規劃，提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設方針，在黨內開展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在這個背景下，1956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各行業出現了濃厚的躍進氣氛，只是這次衝動受到了暫時的抑制。

對於毛澤東提出加快發展的方針，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開始都表示贊同。然而，當各級領導人頭腦普遍發熱、導致各方緊張的時候，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等財經領導人產生了集體焦慮，他們與毛澤東的分歧加大了周恩來爲勸阻毛澤東追加20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的要求，甚至與其發生了當面爭執。周對毛說：“我作爲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意見。”6月初，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贊同周恩來等人的意見，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指導思想悄然從“反右傾”轉向“反冒進”，而年初提出的農業四十條和“多、快、好、省”口號，實際上被擱置。毛澤東的意見被中央集體否決，這在建國後是極少見的。毛澤東心中不悅，但沒有表露。他首次表達不滿是在這年年底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在這次會上，劉、周、陳雲鑑於匈牙利的教訓，主張進一步收縮計劃，迴應民生要求,、毛澤東當即表示異議，告誡他們不要“潑冷水”。

1957年底，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形勢，給毛澤東的趕超戰略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支持。蘇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競賽”之後，蘇聯、東歐出現了一股趕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蘇聯趕在美國之前把衛星送上天；在毛澤東參加的9月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15年趕超美國，這些都給毛以很強的刺激。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即提出中國15年內“趕超英國”的目標，並迅即轉告劉少奇向黨內打招呼，“超英趕美”遂成爲發動“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毛澤東公開的口號是趕超英國，實際瞄準的目標是美國，同時還有蘇聯，他說：“中國應當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大國”。自然，最終是要超越美蘇的。從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澤東嚴厲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認爲它爲右派提供了口實，而且逢會必講，口氣越來越嚴厲，稱反冒進的領導人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這使周恩來、陳雲等人倍感壓力，被迫做檢討，周甚至提出辭去總理職務。

毛澤東從反右運動找到了一種新形式，就是用“搞發動羣衆、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來發動“大躍進”。他自信地認爲，這可能是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不同的“另一種方法”。人們往往重視1957年反右對“大躍進”發動的政治心理影響，其實，1958年開展的一系列運動，其緊張程度和波及範圍甚至超過1957年。在黨內高層，揪出一批省級“反黨集團”。如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廣東省長古大存、浙江省長沙文漢、青海省長孫作賓、遼寧省委書記王錚及省長杜者衝等被揭發批判，並被開除黨籍。在軍隊開展批判教條主義的鬥爭，在全國總工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鬥爭，在民主黨派中開展“向黨交心”的活動。其他大小運動不勝枚舉，無一不是“大辯論開路”，造成了極緊張、亢奮和激進的政治氛圍，所有不同聲音都被壓制了。

除了政治壓力,毛澤東一系列講話的思想影響力同樣不可忽視。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不斷革命”，要“破消極平衡，立積極平衡”；“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高屋建籟、勢如破竹”；“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不要怕教授”；“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後的、最怕事的、最無創造性的”等言論，有極大的鼓動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對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視知識權威的傾向。1956年初，毛澤東籌劃國家建設宏圖時，曾經強調知識分子不可替代的作用，說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也是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會議，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當時，毛澤東對大小事都要依賴蘇聯專家極爲不滿，急切想培養自己的專家隊伍。在中共八大，毛澤東提出，要在3個五年計劃內，造就100萬到150萬高級知識分子。然而，經過反右派運動，毛澤東認爲知識分子靠不住，這使他進一步轉向羣衆動員，主要是底層民衆的動員。相對於知識分子，毛澤東更願意相信普遍民衆的創造力。斯大林把“技術”和“幹部”當作決定因素，而毛澤東則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羣衆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毛澤東的上述言論，十分符合以工農爲主體的黨內幹部的口味，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建功慾望、想象力和冒險衝動。1958年，毛澤東心氣很高，一門心思想把經濟搞上去，希望“趁熱打鐵，一氣呵成”建成社會主義，而且直接跑到第一線，抓得十分具體。毛澤東的浪漫主義又感染着各級幹部，特別是那些省市委書記。毛澤東在各地視察時，爲調動起來的民衆熱火朝天的場面而興奮。各地官員當着他的面說假話，虛報產量，毫無怯意。我不認爲.毛澤東真的相信報紙上畝產多少萬斤的連篇累牘的報道，但他不願“潑冷水”，羣衆運動靠的是一股氣，“氣可鼓不可泄”。

“強國夢”是一個民族夢，快速完成工業化是中國近代有識之士的共識。在20世紀之初，孫中山就預言，“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大躍進就是想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在1958年“大躍進”中，中共領導人太渴望出現奇蹟了。毛澤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除了陳雲不說話，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幾乎所有領導人頭腦都發熱。各種指標層層加碼、節節拔高。趕超英國的時間不斷提前，從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趕上美國的時間，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則是以“一天等於二十年”來形容當前中國經歷着的“偉大時期”。

1958年的體制下放，也爲“大躍進”發動提供了支撐。向地方適當分權，1956年就提出來了。1957年11月，制定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三個文件，基本原則是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地方適度分權是一個正確的改革方向，但到了1958年，適當分權的命題走向極端。爲適應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要求，幾個月內全面、急速地下放權力，範圍涉及計劃和企業管轄、財政和稅收、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投資和信貸管理、勞動管理等各項權力。中央管理的企事業單位從1957年的9300多個減少到1200個，下放了88%雙許多企業還層層下放。現代經濟的核心概念是資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無非是兩種：市場或者計劃。1958年，市場徹底消失了，而中央計劃又失去約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觀意志的任意發揮和濫用行政命令了。各級政府官員根本沒有資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項目，大量招收職工和調用民力，很快爆發了各自爲政、自成體系的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

講到1958年的體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權”的一面，卻忽視了“集權”的一面。這次體制下放，看起來是分散了權力，實質上更加集中了權力，即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到黨委，黨委又集中到第一書記。1958年初，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岀“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的領導原則。6月，中共中央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在中央通知中，毛澤東明確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他強調說：“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這意味着，把原屬國務院的行政權轉移到了中央書記處，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關係成了上下關係，毛澤東通過黨的系統直接指揮政府機構的日常工作，相應地也使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權位發生了變化鄧小平作爲總書記，開始全面處理黨政軍羣的事務，包括受毛澤東之託參與處理棘手的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問題。“大躍進”的指揮部不在周恩來的國務院，而在鄧小平中央書記處，陳雲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更是被虛置了，成了一個諮詢機構。爲了協調行動，八屆五中全會把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增補進書記處。自1958年起，毛澤東一般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同時，他經常在不同城市召集由不同人員參加的會議，中央和地方大員隨之在各城市飛來飛去。地方黨委也都成立了相對應的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政府職權基本被黨委取代，而第一書記同樣是一言九鼎，呈現鮮明的人治色彩。“大躍進”中各地在做法和後果上的差異，與第一書記的作爲關係極大。

“大躍進”期間，最重大的制度變革是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不是事先設計的，但它又是“大躍進”的產物。人民公社的興起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適應“大躍進”全民動員的需要，一方面是對烏托邦理想社會的追求。“大躍進”首先是從農業領域搞起來的，通過重新頒佈和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掀起了全國性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躍進”一詞就出現在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的社論中。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除四害運動”也增加了全民動員的氣氛。毛澤東歷來偏好於“大”。1955年12月，他就提出了辦大社的思想，認爲小社不能辦大事，只有大社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和建設。在1957-1958年冬春的農田水利建設中，這種看法似乎得到了印證。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設遇到了社與社之間的矛盾，以及面臨勞力和資金方面的困難，於是一些地方自發地把小社合併成大社，試圖以此解決資源瓶頸。這些消息引起毛澤東很大興趣，重新提出辦大社的問題。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專門下發了一個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適當合併爲大社。隨後，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等省出現並社熱潮，爲了解放婦女勞動力，有的地方還辦起了託兒所、食堂等。

在高層，辦大社被賦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開始醞釀一種新的農村基層組織結構。所謂新，顯然是超越蘇聯集體農莊的。據胡喬木回憶，最早在1958年2、3月間，毛澤東就和陳伯達說過，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什麼都管，工農商學兵。4月，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羣等人在去廣州的火車上“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提岀“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爲共產主義準備條件”。到了廣州，毛澤東又向他們四人談對共產主義公社的設想。5月19日，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上發言，將毛澤東等人建立“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的設想透露給全黨。一種未來社會基本單位的構想在高層有了雛形。

同樣懷有“大同夢”的地方官員，早就聞風而動了。7月中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遂平縣婿妍山衛星人民公社，在高層的幫助下成立了，農民羣衆對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8月4~9日，毛澤東視察河北、河南、山東農村，在各種大社名稱中，毛澤東肯定“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並對人民公社做了描述，說“人民公社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內容，有了食堂，有了託兒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產軍事化了，分配製度變化了，一個小並大，一個私並公，鄉社合一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這句話，被記者們立即公佈出去，“一言興邦”，全國普遍開始了大辦人民公社。行動最快的河南省，僅8月一個月時間，全省農村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入社農戶達99.98%。

8月17-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整個會議充滿着烏托邦氛圍。半個月的會議通過的文件達40個，一次會議做如此衆多而又重大的決定，在中共歷史上可能絕無僅有，真正是“大躍進”的速度了。北戴河會議做出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宣稱：“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動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決議列出了全國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表：短則三四年，長則五六年。決議9月10日公佈，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辦人民公社高潮，來勢之猛遠遠超過了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不到一個月，即到9月底，全國74萬個合作社合併建成2.3萬餘個人民公社，加入農戶1.12億戶，佔總農戶的90.4%。許多地方積極進行共產主義試驗，各種奇思妙想應運而生。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幾乎是所有共產黨領袖的共同特性。當年馬克思談到共產主義的某些特徵，諸如沒有商品、沒有貨幣、國家消亡、消滅分工、消滅差別、備盡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發展、財富極大涌流……這些理想傾倒過多少代共產黨人。1920年，列寧說一二十年後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1938年，斯大林保證蘇聯過渡到共產主義將在1943年以前。1957年，赫魯曉夫說，從1959年算起，到達共產主義還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國，許多人都感到共產主義的腳步已越來越近了。除了馬恩列斯有關論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言論、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張魯的“置義舍”、康有爲的《大同書》等都被毛澤東拿來參照。然而，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他的戰時生活經驗和軍事共產主義情結。在他看來.戰爭年代搞供給制，官兵一致，不發薪水，過共產主義生活，鍛煉出了共產主義戰士。22年戰爭打贏了，爲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他批評建國後實行工資制是倒退，助長了爭等級、爭待遇等資產階級思想，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逐步取消工資制，恢復供給制。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是要超越蘇聯，讓共產主義理想率先在中國大地上實現。

當時許多領導人與毛澤東一樣對共產主義抱着熾熱的憧憬。臂如劉少奇，整個夏天都在講一個主題，就是“共產主義”，對各地出現的公共食堂、供給制、託兒所、幸福院、家務勞動社會化、婦女解放、半工半讀等新事物抱有極大熱情，認爲這都是共產主義生活的雛形。他說：“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現在實現了”，“搞共產主義，大家好”，現在蓋房子要搞“共產主義標準的”。9月中下旬，劉少奇走遍江南江北，都講如何建設共產主義生活，如何培養共產主義的精神。他批評有人說實行糧食供給制會增加懶人，指出：“只有徹底地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的消滅懶漢。”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說，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來基本道路解決了”。10月，鄧小平在四川德陽視察時提出“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佈置街坊和住宅”，早點搞城市人民公社，建議德陽不要縣了，政社合一，叫德陽市，又是德陽人民公社。“現在德陽13個公社大多數是一兩萬人的，太小了不好發揮力量，還是四五萬人以上好。”歷史學家在《人民日報》撰文，范文瀾稱，今天中國進入康有爲描述過“大同之世，天下爲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極樂世界之日已不在遠”。胡華稱：“‘天下爲公’的理想社會，已不是空想，而逐步成爲現實了”，“這也是人類通向共產主義的新的曙光！”

人民公社化運動成爲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烏托邦運動。毛澤東堅信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1958年11月在鄭州，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討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時提出：“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中國“現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他批評蘇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但“即使中國先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也不進去，而要等待蘇聯”。“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推遲三年，否則，對世界無產階級不利，對蘇聯不利，對我們也不利疽。當時縣以上各級幹部都“要過渡得快，搶先於蘇聯”，河北徐水、山東壽張縣及範縣都提出兩年過渡。劉少奇、彭真也主張“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不想過渡了”。

公社化並沒有造就一個無差別社會，卻無限度地擴張了國家控制力。儘管國家控制社會的體制隨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當時仍然留有一定的社會空間。在農村，鄉、社是分設的，合作社仍是一個經濟組織，鄉政府主要還是從外部對合作社進行管理和控制；合作社之外仍有小量個體農民，政策規定農民有退社權利，儘管退岀很難；合作社內農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業和林木、農具、房屋等私有財產，家庭仍是農民抵禦風險的最後屏障。然而，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直接訴諸行政權力管理公社內的一切事務；集體之外再無土地，公社之外再無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被取消，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財產也都歸公；撤村並戶，農民進居民點，吃公共食堂，婦女勞力被從家庭裡動員岀來，男女勞力編成各種“突擊隊”，有的直接編成班、排、連、營，實行統一調動，“大兵團作戰”，這就是所謂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許多地方搞集體宿舍，男女分居，要消滅家庭。國家力量達到了對社會的超強控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動員能力。

國家權力的無限度擴張，直接的後果是“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多吃多佔風）盛行，民力被濫用。1957年冬季，農田水利建設工地徵調勞力上億人；1958年，全國大辦各類“小、土、羣”工業的勞力在6000萬人以上，大鍊鋼鐵的勞力最多時達到9000萬人；這還不包括修鐵路、辦工廠等其他事業調用的勞力，被調用的都是強壯勞力。“共產風”的盛行，反映在公社範圍內實行平均分配，窮隊與富隊拉平，社辦工業、學校、公共食堂、託兒所、老年幸福院、辦公樓等所需財物，無不從農民那裡拿來。當時，羣衆的說法是：“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農民的口糧掌握在公社，飯碗端在幹部手中，強迫命令、瞎指揮、多吃多佔就不可避免。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浮誇風”，即全國性的集體造假。造偶是官僚體制的一個頑症。它根源於幹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標管理實施政績考覈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很難避免幹部以造假博取榮譽、升遷或免於責罰的衝動。然而，像1958年那樣，把造假變成公開的理直氣壯的競賽，達到“畝產13萬斤”的離奇程度，卻沒有人敢提出質疑，仍然是史上罕見的。從根上看，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加碼，以高壓推行高指標逼出來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蹟”，下面便極力迎合，添油加醋；媒體推波助瀾，天天放衛星，批駁各種懷疑的聲音。事實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說真話的幹部卻無一例外地受到處罰。毛澤東對造假現象雖不鼓勵，但相當寬容，明確提出要保護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對說假話的幹部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筍在領導層，並不是沒有人看岀假來，但是誰都不願明說。也許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場數字競賽的政治遊戲，並沒有想到它的後果。事實上他們也不是後果的主要承擔者，最終農民爲此付出了飢餓甚至生命的代價。

四 滑向大饑荒

當然，在毛澤東心裡，人民公社還有不確定性。他說“這個東西還要看，搞幾年再看”。1958年，如此大規模的民力調用，如此大範圍的社會改造，本身就潛伏着巨大風險。其實，毛澤東是有預感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澤東私下對田家英等人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爲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自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不斷釋放出某種要降溫的信號。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後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急於取消商品、貨幣的觀點，明確公社仍是集體所有制，公社的財產不能無償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河南修武縣縣委書記的一番話，提醒了毛澤東：如果宣佈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遇到豐年國家無償調撥公社產品，將會遇到農民的反抗，遇到災荒國家不可能給農民發工資、配口糧。事實上，國家並不打算也不可能把5億農民都包下來。儘管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體制，但最終並沒有能夠實現鄉鎮以下的行政化，生產大隊不是國家行政機關。公社化的初期，大隊長是由國家幹部擔任的，但後來都由非脫產農村幹部擔任。這表明國家雖然要控制農村的生產活動，但不希望承擔過重的財政負擔。

一般認爲，災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後出現的，其實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經出現飢僅、疾病和餓死人的現象。1958年秋天，安徽靈璧縣、河北邯鄲專區、雲南省都有報告，已有餓死人，許多人臥牀不起，雲南全省浮腫病38.8萬多人，死亡3.9萬人。1959年初，新華社《內部參考》不斷報道一些地區食堂停夥、浮腫病蔓延、大批農民向城市流動等現象筍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人，問題已經很嚴重。這些省市的報告毛澤東不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習慣，新華社《內部參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說毛澤東完全不瞭解實情。

但問題遠遠沒有充分暴露。廣東、湖北、安徽省委給中央的報告都認爲，農村到處鬧糧荒不是真的缺糧，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而是思想問題筍廣東省委的理由更加離奇，認爲如果承認農村普遍缺糧，“不只是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被否定”，“今年再組織大躍進，動員羣衆無資本”。許多地區以開展“反瞞產”“反本位主義”運動的手段來強行徵購糧食。王任重提出，對瞞產幹部“從警告、撤職、直到開除黨籍”；趙紫陽更提出，“甚至法辦”。毛澤東認同一些省委的分析，相信“產品本來有餘”。不同的是，他這一次對農民瞞產私分表示“很同情”。毛澤東說：“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瞞產是政策造成的，窮隊富隊拉平，否認等價交換，這樣搞下去，“勢必搞翻了農民”，“人民公社非散夥不可”。他說：“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係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這裡，毛澤東站到了農民一邊。毛澤東從瞞產私分看到“是一個所有制問題”，確實觸及了問題的實質人民公社最大的問題是把產權搞亂了，你我不分，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造成嚴重的混亂和恐慌。1959年2~4月，毛澤東先後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解決公社內部的所有制和分配問題。第一，提出要實行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生產隊（即原有的高級社）爲基本覈算單位，生產小隊（相當於原初級社）部分所有制；第二，承認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原則，縮小供給制的比例和範圍，改“吃飯不要錢”爲“吃飯要錢“；第三，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允許農民搞私養家禽、家畜等家庭副業；第四，把第一次鄭州會議“舊賬一般不算”改變爲“舊賬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對刮“共產風”時調用的農民財物實行退賠。毛澤東說：“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算賬也可以鍛鍊幹部”。

上述政策的落實並非沒有阻力。“大躍進”期間，省委書記們相當多的時間是與毛澤東在一起的，或參加毛澤東召集的各種會議，或單獨談話。他們不只是受毛澤東想法的支配，同吋也影響着毛澤東，甚至走到了毛澤東的前面。如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當毛澤東開始考慮退卻的時候，一些省委書記卻鼓動着要搞一個新的《人民公社發展綱要四十條》，核心是如何向共產主義過渡。吳芝圃提出河南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給他潑了點“冷水”。後來這個新綱要不了了之。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一些省市領導人如柯慶施、陶鑄、曾希聖、江渭清、李井泉、王任重等人，都“一時轉不過彎來”。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柯慶施說：“大家心裡都想早一點搞（共產主義）纔好”。不僅省市委書記，中央一些部委如譚震林主事的農委也很激進，提岀1959年水利工程一定要完成1900億立方米，比上一個冬春還多3倍。毛澤東說：“我看這樣搞下去，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當然，這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狀況。也有頭腦比較清醒的，他們更多的是觀察毛澤東的真實態度而不便說話。各地在貫徹中困難就更大了。一些幹部怕再犯右傾錯誤，而一些1958年折騰得很厲害的幹部不願意後退，退了等於承認自己犯錯誤。退錢、退物的阻力主要來自公社一級，因爲“共產風”主要是公社“共”了各生產隊的“產”。現在，許多農民的桌椅板凳被損壞了，許多房屋被拆了，許多樹木砍下燒了，平調的錢花光了，即使願意退賠也困難。更多的情況是，公社幹部捨不得把錢拿岀來。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並沒有解決多少問題，所謂算賬、退賠只是說說而已。

有人對毛澤東率先糾正錯誤給予很高評價，認爲錯誤是毛澤東帶頭犯的，也是他帶頭糾正的。從一定角度看，確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除了毛澤東沒有誰敢率先提出糾“左”。如果說，1957年反右，使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集體失聲；那麼，1958年批反冒進、批懷疑派觀潮派，黨內不同意見也難表達了。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岀“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他批評說，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爲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在成都會議上，對毛澤東的頌揚不絕於耳。有人公開聲稱“對主席就是要迷信”。當時，柯慶施有兩句名言：“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做檢討時說：“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澤東傳》評論說：“黨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在新中國誰都不敢說，包括陳雲這樣地位的人都不說話。北戴河會議前後，薛暮橋等人曾私下勸陳雲向毛澤東進言，陳雲說，現在熱度太髙，提不同意見沒人聽。12月，陳雲覺得，六中全會提出1959年1800萬~2000萬噸鋼的指標太高，他要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不要公開發表這個數字，喬木不敢去說。胡後來解釋說，這是爲了保護陳雲。1959年1月18日，在毛澤東召集的一個小會上，陳雲說，武昌會議制定的指標過高，難以完成。毛澤東聽後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國這時，毛澤東或許真想聽聽陳的想法，然而陳雲不摸毛的底，不敢完全表達意見，更不敢堅持，不久還給毛澤東做了一個檢討。到4月初八屆七中全會時，毛澤東對公佈1959年高指標有些後悔。他批評胡喬木說，你一個秘書，有什麼權力不報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見?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感嘆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讓陳雲來主管財經工作“比較好”。

陳雲的謹慎不是沒有理由的。1959年舂夏之間，毛澤東的思想在進退之間，說法前後矛盾，一面說要“壓縮空氣”，降低指標；一面說要“在1959年實現更大的躍進”。一面稱自己“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一面說如果對於公社優越性的這一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更爲重要的是，毛澤東正敏感地觀察黨內反對意見的形成、就在4月5日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一個極具情緒化的長篇講話，說誰也沒有想到會刮“共產風”，岀這麼多亂子；責怪人們向他“封鎖”消息，稱“權力要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爲正帥，鄧小平爲副帥”，希望用進一步集權的辦法來消除混亂。他歷數與彭德懷、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洛甫、朱德、劉伯承、林彪等黨內重要領導人“吵架”的歷史，說“我得罪了你們……你們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無非是拉倒”。這一番話令在場的李銳深感詫異，他與田家英、胡喬木等毛澤東的秘書們共同感覺到，一年來亂子鬧得太多、太集中，毛感到自己有責任，又不願痛快承擔，以談歷史來證明他是一貫正確的，反対他的人都是不正確的。依筆者看，毛澤東在宣泄一種失望的情緒，埋怨下面沒有很好地貫徹他的意圖，實現他的抱負。如果說，1958年毛澤東更多的是呵護各級幹部的熱情，這時則表露出不滿於幹部們的盲幹，感到指揮有些不靈，下面有意對他封鎖消息。他說：“同志們對我封鎖，我是大不高興的。”爲了“解除封鎖”，他甚至直接給生產隊長寫信。其實，這是行政命令式經濟必然會遇到的管理瓶頸。經濟活動既不受計劃約束，更不受市場約束，只能憑主觀意志的任意發揮。當年全國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各級領導幹部既有老資歷(經過戰爭洗禮)，又普遍年輕且文化程度低。他們大都躊躇滿志但又缺乏經驗，貫徹指令不甘人後，勇於冒險，幹出各種荒唐事。顯然，這幾十萬幹部在“大躍進”中的表現讓毛澤東很有些失望。

“大躍進”和公社化的亂子，把黨內分成了兩派：一部分幹部認爲“氣可鼓不可泄”，堅持要繼續“大躍進”；而另一些幹部卻感到危機將至，不勝惶恐。前一種聲音仍然理直氣壯，但後一種聲音已在私下積聚。張聞天、陳雲都與彭德懷交換過看法。朱德、董必武、林楓聯名向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建議“把糧食分到戶，允許社員自己在家裡做飯”。朱德還提出，不能完全否定“個人所有制”。在地、縣委書記和一般幹部中，質疑聲更強烈、更尖銳，認爲“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爲的產物”“早產兒”；中央的決議是“心血來潮”，“’左'傾思想的復活”，“’共產風’是從上面刮下來的”，“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徑直在無爲縣解散了4000多個公共食堂。

黨內高層是在這樣一個思想分歧的狀態下參加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在廬山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是毛澤東6月下旬在邯鄲臨時動議的，其意圖是繼續推動貫徹鄭州會議以來的政策，統一黨內對形勢的看法。毛澤東帶頭糾“左”，但是有底線，即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是毛澤東最引以爲自豪的兩個“創舉”。毛澤東認爲，建國後頭七年沒有自己的東西，無非是照搬蘇聯，真正自己的東西就是“大躍進”和公社化。他不僅要以此爲中國找一條道路，而且要爲社會主義樹立標杆，奠定自己的國際領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懷疑和否定。杜潤生說：“毛是不能激的”，他認準的事，越是有人說不行，就會“更加激活他極強的反向思維”。彭德懷在廬山給毛澤東的信，批評“大躍進”的做法和後果，激起毛強烈反擊，儘管彭主觀上並不想刺痛毛。彭考慮過政治後果，但對會議沒有解決問題就要匆匆收場非常憂慮，覺得不能不岀來說話。彭德懷批“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確實有刺激性。仔細分析，毛澤東的激烈反應，也不只是因爲彭的信，他沒有想到彭的信印發會議後，有那麼多的人表示贊同。他了解到有不少人對總路線提出批評。就在廬山，他收到幾份反映這種動向的材料，一份來自軍隊的材料說.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不滿，認爲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另一份材料反映天津一些同志認爲大鍊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走得太快。恰在這時，赫魯曉夫批評人民公社的講話送上了廬山，進一步激發了毛澤東的“鬥志”。7月29日，他批給與會者：“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8月1日，毛澤東又批道：“將來我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當然，廬山會議把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有更加複雜的背景，包括歷史恩怨、山頭主義和權力鬥爭等因素。毛澤東對彭德懷是有戒心的，特別是蘇聯朱可夫事件發生後。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增補林彪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或許就是爲了對彭德懷有所制衡。彭本人不會沒有覺察，他提出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未被中央接受。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揭了一通老賬，說“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鄧力羣回憶，廬山會議上有人揭發，說彭在火車上講：中國的問題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這個話傳到毛澤東耳朵裡，他不能不反感溼會上風傳，彭德懷在拉隊伍，說書記處成員一半對一半(有一半拉過去了)，等等，柯慶施、李井泉等人也對毛澤東說，彭德懷的信是對着毛主席的。毛澤東認定，彭是在向他“下戰書”，他把廬山會議的鬥爭定性爲“一場階級鬥爭”，向高級幹部攤牌：是跟我毛澤東走，還是跟彭德懷走?在這種情勢下，無論贊同還是反對彭意見的人，都沒有第二種選擇，只能站到毛的一邊，批判彭。那麼多高層領導，“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有人還嚙着淚去勸彭德懷，從“大局”岀發做檢討。兩個根本觀念決定了與會者的態度：一則“服從階級鬥爭的最高利益則，是共產黨人對革命忠誠的一種表現”，在階級鬥爭面前，沒有就事論事的餘地。一則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團結，在多數人看來，“黨的團結”高於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東西。更何況，有一批重要領導人勁頭還很足，還要繼續“大躍進”，不願聽反面意見。他們是自覺地維護毛澤東、維護“大躍進”的。王任重7月20日日記記載：“晚上，主席召集區長們開會，又講了不要怕批評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經感到有壓力，有些緊張，對彭總的意見感到嚴重"，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

廬山會議的後果是衆所周知的。廬山會議前，農村就已經出現災荒，但是如果繼續糾“左”，還不至於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廬山會議及此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把危機推向深淵。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再次倡導全黨讀書，他帶着一班人，花了兩個多月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劉少奇、周恩來也分別組織讀書。我們從後來整理的讀書筆記看，毛澤東的主旨是要爲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尋找理論支持，回答國內外的質疑。他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望，就是要編寫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是黨綱的理論基礎”。要創出一個社會主義新模式，必須寫出一本不同於蘇聯教科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從讀書筆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一些深層理念。他對計劃經濟有一種獨特的看法，在原則上贊同國民經濟必須有統一的計劃，但認爲不能機械地執行計劃，“根本否認突擊、趕任務”，他主張“利用羣衆運動造成的不平衡來加速發展”，把羣衆運動當作經濟高增長的強大引擎。毛澤東對於商品交換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他批評一些地方廢除商業，無償調撥農民產品“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但對於商品經濟必需的私有產權和利潤刺激持明確的反對態度，他批評蘇聯教科書，不強調政治掛帥，反覆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認爲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說：“實行供給制，人還健康些”，“一不死人，二不使身體弱下去，並且逐步略有增強，這兩條是基本的匸有了這兩條，其他東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以很大興趣談到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對蘇聯教科書“徹底鞏固集體農莊制度”的提法，毛澤東特別反感，認爲“社會主義制度要鞏固，但不能強調過分”。他對列寧“國家愈落後，辻渡愈困難”的論斷也表示異議，認爲“經濟越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毛澤東說：“窮是動力”，“因爲窮，就要幹，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劉少奇也說：“大力鞏固”集體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問題的。”“‘按勞分配’萬歲，是難以走到共產主義的。”劉說：“農民說得好：‘幾年辛苦，萬年幸福。’……如果羣衆覺悟提高，羣衆會說：寧願少吃一點，多積累，多生產一些。那麼速度就快了。積累多少？只要羣衆諒解，可以多積累。”毛、劉都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熱情不減。毛澤東對公共食堂更是情有獨鍾，在廬山會議上，他嚴厲批評張愷帆解散食堂，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1960年初，毛澤東仍然希望，多數公共食堂能在改善管理後繼續辦下去，爭取全國能有80%-90%的農村人口到食堂吃飯。毛澤東認爲，如何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中國找到了.人民公社就是“最好形式”。

黨報、黨刊連續發表社論，批駁“大躍進”“得不償失”的議論，否定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事實。陳伯達還從國家統計局找來數據，證明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是正常的。1960年元旦，《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兩篇社論，提出要在整個I960年代實現“連續躍進”，1960年要“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即使以反映真實情況爲職責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也變調了，所登調查材料都是投其所好。各地從高層機關直達基層，展開了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一大批對“大躍進”和公社化有過微詞的幹部，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發動繼續“大躍進”。根據毛澤東壯大社有經濟的思想，中央發文號召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大辦萬頭養豬場、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商品生產基地等。各地展開了“五個大辦”的競賽，並向公社所有制過渡，自留地、家庭副業又被取消，已經散夥的公共食堂強行恢復。然而大辦社有經濟，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調生產隊的人力和財物，便無從做起，它的後果是“共產風”、強迫命令捲土重來，比195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1958年還有某些烏托邦理想的驅動，那麼到I960年，各級幹部就只能直接訴諸各種強制手段了。

儘管地方隱情不報，還是有一些反映幹部違法亂紀問題的報告送到了中央。如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轉發江蘇高淳縣事件的通報和上海奉賢縣事件的報告，反映少數幹部“胡作非爲、殘害百姓”的情況，當時是把它作爲少數階級敵人搞破壞的特殊事件處理了。事實上，許多更加嚴重的問題還沒有暴露。薛暮橋回憶：“1959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爲嚴重。但是公社幹部不敢反映農民的呼聲。”如果說公社幹部是不敢說，那麼一些縣、地乃至省級負責人則是封鎖消息。信陽事件在1959-1960年冬春就發生了，信陽地區及各縣領導者極力封鎖消息，扣壓來往信件，他們分片把守，要道設崗，沿邊巡邏，阻止逃荒者外流當然，他們這樣做，也能找到依據。中央曾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堅決收容、遣返盲流。直到1960年10月，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還不承認河南缺糧。是月下旬，陳雲到河南調查，河南方面告訴他，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糧食，還可調岀糧食。這已經到了信陽事件暴露的前夕。實情的阻隔，從1960年4月30日譚震林給毛澤東的一次彙報可見一斑。毛問譚，是不是形勢好一點？譚答，好得多。我們派了幾十個考察團到安徽阜陽，死人是個別的，外流人數也不多，糧食吃得相當多。河北大名縣不是每天吃八兩、十二兩，而是吃一斤(注：老稱十六兩一斤)，“人的臉上都紅光滿面。”譚派出的考察團是真的瞭解不到實情，還是繼續在編造謊話呢？

高層不清楚全國災情有多嚴重，加上中蘇論戰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緩了救災的時間。I960年1月上海會議的中心問題就是反對修正主義，國內計劃基本沒議。6月第二次上海會議，毛澤東寫下《十年總結》有轉彎的意思，第一次承認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有錯誤。7月北戴河會議上週恩來、李富春等人提出調整。然而會議期間，突然收到赫魯曉夫照會，全部撤走專家，激起憤怒，大家表示要“共赴國難”，勒緊腰帶，提前還清蘇聯欠債。毛澤東指定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成立三人小蛆抓外貿，爭取明年還了這個賬。激憤情緒支配了整個高層。這件事的教訓是，一個執政的大黨任何時候都應保持理性，避免受突發事件的過度干擾。隨後的幾個月，高層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到與蘇共領導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鄧小平年譜》，鄧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幾乎沒有討論國內事務的記錄。直到10月下旬信陽事件東窗事發，大批死人的情況令大家十分震驚。後來各地的情況陸續報來，中央知道並非孤立事件，下決心採取緊急措施，挽救農村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