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下）：全球複雜多元的海洋性格

不穩定的自然因素，一方面會刺激航海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會間接影響一個區域所含藏的海洋性格，又或者是沿海羣體對待海洋的觀感與意識。圖爲美軍航空母艦 USS Harry S. Truman 在地中海航行。 圖／美聯社

▌接續上篇：〈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上）：人海扣連的歷史再思考〉

〈上篇〉提到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彷彿放諸四海皆準，但它其實也有一系列學術盲點，在引用或理解時必須多加留心。以研究英國東印度公司享負盛名的 Kirti N. Chaudhuri，早在他的著作提醒我們，雖然海洋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這卻不代表它是一個沒有區別的整體（unity）。在不同的「時間點」、「空間結構」、以至「文化軌跡」上，海洋也存藏着不一樣的歷史進程；是故一個聚焦地中海爲軸心的研究範式，自然會有其侷限性，無法以之解釋地球上所有洋麪的發展模式。

按照 Chaudhuri 的評析，布氏所提倡的範本，的確難以涵蓋普天之下所有洋麪海域。事實上，地中海與其他主要海洋在面積上已有很大差異。波羅的海（The Baltic Sea）的覆蓋範圍大約是 377,000 平方公里，而北海（The North Sea）則爲 575,000 平方公里左右；很明顯，兩大海域的面積總和也不能夠與地中海的 2,516,000 平方公里相比擬。

洋域面積的大小看似無關重要，然而，大部分海洋生態、物種、以及氣象環境諸如季風、水流、溫度、以至浪潮的高低，往往也與海洋的闊度和深度有關。儘管科學家對全球海洋的深淺度所知有限，但對它們的基本闊度，總算已有一定掌握。如是者，從海洋麪積所能衍生和牽涉的自然與環境變化 ，對人類社會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影響。

在環境史學家的眼中，這些環境因素不僅是人文發展的推動力，而且也可以是一種看不見的障礙或制肘。李伯重、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學者便曾經從17世紀的氣候變化出發，探討明朝中國何以面臨鉅變，最終走向覆亡。

李伯重、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學者便曾經從17世紀的氣候變化出發，探討明朝中國何以面臨鉅變，最終走向覆亡。圖爲 Vladimir Kosov 於2018繪製的〈鄭和歸國圖〉。 圖／維基共享

由是觀之，海洋麪積的差距，不單是數字上的落差，其中所牽涉的種種扣連，大可延伸至政、經、文、教，甚至是外交衝突、內憂外患等領域。如是者，布勞岱爾所強調的「地中海交流模式」，自然不能夠全然套進北海或波羅的海，更遑論更爲廣闊的印度洋或東亞海域了。就以地中海的商船爲例，它們在設計、航程、路徑規劃、以至是造船的物料與用色，也與其他海域的船舶迥然相異。即使它們都是促進跨域交流的關鍵角色，但其中的運作，以至背後支撐着越洋商旅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基礎，也不可能同出一轍，毫無差別。

如此說來，倘若我們要充分引用所謂「地中海研究範式」，便需要比較各式各樣的區域環境與史料，且對其作出深化、甚至拆解，斷不應簡單地將布氏所言及的「連接和交流」，不假思索地套入水文條件相異的洋域空間之中。

除此之外，地中海相對其他洋域，在航行風險上也不盡相同，這點也可與我在上文提及的海文環境有所交接。古今中外的航海家大多會同意，在蒸氣船未及普遍之前，在地中海以帆船航行，往往相較於在大西洋、印度洋等地來得輕鬆。

事實上，我們從中外史料（諸如航行記錄、船員日記、海圖、針路圖之類）也可得知，亞洲海域的風波險惡，潮起潮落，不時也會令船員水手進退爲谷。這些不穩定的自然因素，一方面會刺激航海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會間接影響一個區域所含藏的海洋性格（maritime identity），又或者是沿海羣體對待海洋的觀感與意識（maritime consciousness）。

歐美學者諸如 Duncan Redford、Paul D’Arcy 與 Rita Astuti 對上述概念都有深切的研究，但礙於篇幅所限，我只好另文再議；我之所以在這裡帶出這些觀察，主要是希望指出在大海波濤上所能遭遇的風險，在不同洋麪均存藏着一系列的相異性。比方說，在大西洋北部所能觸礁或沉船的機率，往往比地中海海域爲高；而這些不幸所帶來的後果與影響，也不只是可見的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其中也包括個別地區與海洋並行發展的力度、參與度和積極性，這個問題都是相對長遠的。

古今中外的航海家大多會同意，在蒸氣船未及普遍之前，在地中海以帆船航行，往往相較於在大西洋、印度洋等地來得輕鬆。圖爲義大利坎帕尼亞大區的阿馬爾菲海岸。 圖／維基共享

推而思之，這些航行上的未知或不穩定，某程度上也會令部分社羣對大海洋域有所卻步，久而久之，海洋空間便會變成一道屏障，繼而產生一種分離性（disaggregation），致使個別區域或羣組在一個理應是促進交流、共存共享的空間內「被拆離」（disengaged）。

至於有關地中海與東亞洋域在「文化軌跡」上的差異，我認爲也值得多加討論。衆所周知，在前近代時期，東亞世界的權力結構是以中國爲核心的，當中不只包括陸地上的疆域，其中也涵蓋大海汪洋。不過，歷史學家濱下武志曾經言及，要理解近代亞洲的歷史，實不應該從個別政權或國家着手，最有效的方法是從東亞與東南亞的「海洋系統」出發。

他所謂的「海洋系統」，就是以日本海、黃海、臺灣海峽、南中國海等「子洋域」爲重心的發展模式；這些「子洋域」的相互交流，纔是促進東亞地區各種更變的原動力。濱下武志的理論成功將史家的焦點從大陸、國族中心轉移至沒有邊域的海洋世界，某程度上與布勞岱爾所倡議的不謀而合；不過我們卻要明白，儘管這些「子洋域」在學術視界上恰似打破了一個以國家爲本的範式，但自17世紀末、康熙攻克臺灣以來，東亞與東南亞海域無疑是中國海商得以大展拳腳的平臺。

雖然這些海商並非由國家資助，但他們卻標誌着一種「南中國的海洋特性」。這種「南中國海洋特性」，按照王賡武的分析，是一種與黃土中國、華北平原、以農爲本、安土重遷截然不同的社會模式；這些海商透過同宗、同源、同文、同族、同鄉等概念，成功形成一股集團式的力量，遠涉重洋，推動各種短途或長途的海上貿易。在西歐商業霸權大舉東來以前，大部分亞洲地區的發展，都與這些南中國海商離不開關係。

由此論之，濱下武志所言及的各個「子洋域」，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中國關聯」。換句話說，東亞海洋在某程度上便形成了一種以中國爲本的「向心張力」，主導着各式各樣的跨域交流；這種交流網絡與相對複雜多元的「地中海範式」是判然不同的。

總括而言，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對海洋史自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無疑影響深遠，但我們在閱讀、理解和處理這個學術命題的時候，也要注意它的侷限性與區域性，仔細比較世界各地大小洋域的差異與類同，儘量避免一些過於粗疏的引用或對比。

日本海、黃海、臺灣海峽、南中國海等「子洋域」的相互交流，纔是促進東亞地區各種更變的原動力。圖爲17世紀由荷蘭人所繪製的臺灣周邊海洋地圖。 圖／維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