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丨知音世所稀——顧廷龍、周叔弢二位先生之交往

周叔弢先生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藏書家之一，他的藏書可與傅增湘、李盛鐸、陳清華等相比美，而宋元佳槧及清代活字印本又遠在他家之上。顧廷龍先生則是舉世公認的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家、版本目錄學家。周先生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生於揚州書香世宦之家，顧先生則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生於蘇州一書香門第的家中。他們都是長壽者，周先生逝於1984年，時年九十四歲；顧先生則奄化於1998年，時年九十五歲。

周先生我們尊之爲弢翁，他沒有上過正規學堂，幼年在私塾讀書，其祖父周馥任兩江總督時，曾短暫入柳詒徴等在南京中正街辦的思益小學（與陳方恪先生同學），併名列前茅，但僅僅兩個月，即“遵祖父命回所居總督衙門，設私塾延師教授數學、物理、化學、英語等課程”（周啓乾記錄整理《弢翁自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口述史研究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6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頁）。辛亥後隨祖父移居青島，由而認識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尉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曾一度追隨學習德文，並一起翻譯康德的著作，於1914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著《康德人心能力論》（Von der Macht des Gemüths durch den bloßen Vorsatz seiner krankhaften Gefühle Meister zu sein），但不久即因一戰，龐大計劃中止，出國留學願望亦成泡影（李雪濤、孟繁之《衛禮賢與建德周氏四代交誼考》，《中國文化》2023年秋季號（總第58期），181-183頁）。之後追隨四叔周學熙辦實業，收古籍，綜其一生，學問全憑自學。顧先生是我的老師，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持志大學，獲文學士學位，旋再考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193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兩位長者的共同愛好都是讀書、購書、保管。儘管周先生爲私人收藏家，顧先生爲現代圖書館館長，但他們平生所積累的藏書，一生素心之在，生前即全數捐之於公家圖書館。有道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這句哲言也在他們二位身上得到了全部的體現與釋讀，他們都做到了“化私爲公”“一心爲公”。這也是一種聲氣相求、同志合道的高尚品質。我以爲周、顧兩位先生的共同點，就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貢獻上。

周季木先生，約攝於上世紀初或二十年代

一

從輩份上來說，弢翁是前輩，先師爲後學。先師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讀研究生時，周的長子一良（太初）先生也在燕大求學，故兩人相識。一良先生，小先師九歲（實爲八歲），1932年自輔仁轉入燕京，1935年自燕大歷史系畢業入研究院，未畢業即因陳寅恪先生推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讀《顧頡剛日記》，1935年6月6日，先師即與頡剛先生、一良先生到蔚香園看趙澄照片展覽；而1937年3月21日，先師和頡剛夫婦、容庚夫婦等，還參加了一良先生及鄧懿女士的訂婚宴。如用一良先生《畢竟是書生——我的自傳》中的話，“另一個研究生朋友，是國文系的顧廷龍（起潛）先生，由於古文字的共同愛好而熟知起來”（週一良《畢竟是書生》，“三 求學北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22-23頁）。

先師在京期間，1932年曾由一良先生紹介，拜識周季木先生（弢翁四弟，近代著名收藏家，著有《居貞草堂漢晉石影》等），相從請益，承“出示所藏匋文拓本兩大厚冊，慨予見假，置餘案頭者數年，⋯⋯因於一九三九年成《古匋文孴錄》一書，高誼可感”（參見顧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題記》，《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225頁），然竟未有機會親往天津詣訪弢翁。先師同弢翁最早之交往，目前所知，見於1938年9月。時先師據章鈺四當齋藏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江標刻“靈鶼閣叢書”本《前塵夢影錄》，爲弢翁過錄是本諸家批語。此本有章氏、吳昌綬及某氏的批語，頗具史料價值。過錄本的扉頁，先師題識雲：“戊寅九月，據章氏四當齋藏批本，爲叔弢世丈迻錄一通。硃筆傳式之先生語，藍筆傳吳伯宛先生語，綠筆傳某氏語，間附管見，並希鑑教。顧廷龍記於燕京大學霜根老人紀念室。”（參見顧先生《靈鶼閣叢書本〈前塵夢影錄〉跋》，《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280頁）

1939年顧廷龍先生爲弢翁過錄諸家批校本清徐康《前塵夢影錄》內頁，墨批爲弢翁手跡

跋中先師稱弢翁爲“世丈”，蓋弢翁長先師十三歲，且與一良先生同學於燕京，故以世晚自居。末句書“燕京大學霜根老人紀念室”，按1931年秋後，先師求學燕京，曾以年家後進，登堂拜謁吳中名宿章鈺先生，之後時以金石文字及鄉邦文獻掌故請益、討論，且於章氏四當齋藏書多所披覽；章先生1937年10月23日物化，章夫人王丹芬女士即將章氏藏書或捐贈或寄存燕京大學圖書館，燕大辟專門紀念室以作永久緬想，是爲霜根老人紀念室。先師先後費時四月，日坐紀念室中，展閱藏書，而成《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但頗爲令人不解的是，在該藏書目中，竟沒有《前塵夢影錄》的章、吳先生批校之本。2016年7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先師移錄諸家批註之《前塵夢影錄》（此本後又有弢翁批註三十則），此爲弢翁七子景良先生所提供及校理。據景良先生所記，“此冊乃亡兄珏良故物，蓋授之先父者也”（周景良先生此跋，今見影印本卷末，全文雲：“此冊乃亡兄珏良故物，蓋受之先父者也。其上卷之第十一、十二、十八、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各葉，及下卷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十七、十八、二十二各葉諸墨批，是先父叔弢公手跡而皆未署名，因書此以志之。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周景良志，景良婦朱宜書。”）。受景良先生之囑，我嘗爲此本作序。景良先生於2019年仙遊，今撫此冊，有感於當年弢翁與先師雖緣慳一面，心卻是相通的。

周景良先生跋清徐康《前塵夢影錄》

先師1939年7月離京去滬，籌辦上海合衆圖書館，至1942年，“合衆”已略成規模，各家之捐贈亦絡繹於途。是年7月，弢翁及周志輔、周志俊兄弟（周學熙先生哲嗣，弢翁堂弟）先後均有捐贈。據先師日記，是年7月20日記：“又接周叔弢函，亦有贈書，尚未到。覆周志輔、胡樸師函。”（參見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中華書局，253頁）21日記：“⋯⋯揆丈交來叔弢贈書。移房間。”（同上，254頁）然而，遺憾的是，今天已查不到當年弢翁贈書的目錄了。上海圖書館今藏弢翁致葉景葵先生函二通，其中一函雲：“家叔‘師古堂’及舍弟志甫所刻書已分別寄上，聞已收到矣。自事變以來，暹伏處津沽，罕與世接，刻書之興大減。亦因紙墨昂貴，力有不足耳。茲檢上《十經齋遺集》《魏先生集》《泛鳧亭印擷》，及亡弟《居真草堂漢晉石影》並《遺墨跡》各一部，乞查收。當時或已寄呈也。”（參見樑穎《徐鴻寶、周暹致葉景葵書札》，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16輯，283頁）不知當日弢翁所寄，是否即是這幾種？

二

先師同弢翁正式相晤，拜瞻光儀，是在抗戰勝利後。先師1989年7月爲周志輔先生藏沈子它簋拓本作題記，嘗有按語云：“志輔丈名明泰，早年治史學，後寢饋於戲曲史。抗戰勝利後，叔弢丈偕志輔丈訪葉揆初先生於合衆圖書館，餘始獲識兩丈。叔弢丈名暹，爲一良尊人，與揆初先生有姻世之誼。弢丈藏書精善，新中國成立初，悉以捐獻北京圖書館，冀淑英君爲編《自莊嚴堪書錄》一冊問世（按即《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參見顧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題記》所附“原拓諸家題記”按語，《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227-228頁）1950年，弢翁六十還歷，6月28日，先師接到一良先生函，請爲《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撰文，以介眉壽。先師特撰《檢書偶記》，寄上拜壽。是論文集於當年底或翌年初印就，內收“交情夠也”（弢翁、一良先生語）學界碩學俊彥二十九家大文，如陳寅恪、鄧之誠、顧頡剛、季羨林、陳夢家、錢鍾書、俞平伯、餘嘉錫等。先師《檢書偶記》共記經眼之稀見之本二十九種，其中稿本一種，明抄本二種，清抄本七種，明刻本十七種，清刻本一種，朝鮮活字印本一種。因經費原因，此書僅印兩百部。周啓羣先生（景良先生哲嗣）嘗爲家中所藏本作跋雲：“本書中劉修業先生文章，屬一九五一年六月，若由此推及，成書時間當會更晚。然網上有該書二手販賣，見一良大爹題贈顧起潛廷龍先生，屬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七日。對應當年時代背景，正在增產節約、沒收官僚資本等運動中，這也是爲何本書紙張及印刷皆不甚完美，文字校訂亦不充分，訛誤頗多。由此想見劉先生文章所屬日期，或爲誤排。然以我周氏栞書嚴謹之傳統，此種情況實屬罕見，蓋時代背景使然耳！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啓羣晨起記於西山。”（孟繁之先生提供）

顧廷龍先生題贈週一良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題記》（收入錢存訓先生祝壽集）抽印本

先師同弢翁的再度交往，據目前史料，是在1959年。如果以先師爲弢翁過錄《前塵夢影錄》諸家題記的時間算起，二老交誼已有二十一年之久了。弢翁日記1959年10月24日記：“上海圖書館看版本展覽，煦良同去。”（周啓乾整理《弢翁日記》1959年10月24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口述史研究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7輯，2013年，29頁）爾時弢翁爲天津市副市長、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及全國政協常委，他往上海視察，抽暇偕侄兒周煦良先生同往上海圖書館看版本展覽。樑穎先生曾寫過一篇《記周叔弢先生與上圖的一段因緣》（《歷史文獻》第16輯），較爲詳細敘述了弢翁1960年春再訪上圖後的事。弢翁此次參訪，鑑賞了館藏數種善本，返津後向上圖贈送了六種古籍，其中即有宋嘉定建寧郡齋刻《西漢會要》殘本（參見樑穎《記周叔弢先生與上海圖書館的一段因緣》，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16輯，562-568頁）。

此事經由，爲弢翁1960年4月18日往上海，隨北京、天津兩市代表團檢查上海市衛生，4月27日，返京前一天，抽暇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圖書館參訪，見到上圖藏殘宋本《西漢會要》，想及自己藏的一冊裝池正同，似爲式樣相同、相銜接的同一版。弢翁於4月28日返京回津，5月上圖特藏部潘景鄭先生起草公函，經先師修改後徑寄弢翁。此函請求借攝弢翁所藏殘本《西漢會要》的膠捲，雲：“叔弢市長：臺駕滬，獲承指教爲幸，頃承惠贈珍槧六種，祗領感謝！謹爲妥爲庋藏，永志嘉貺。承示尊藏宋本《西漢會要》與我館殘本式樣相同，可能一書離散已久，聞之殊爲響往，便中能否借攝膠捲一份，藉爲延津之合，無任企盼，倘蒙慨允，何幸如之？”（同上，563頁）據先師1960年8月9日日記：“周叔弢來信，宋槧《西漢會要》已檢得，存四十三至四十五。我館原四十六至四十九，適相銜接。現在其子珏良處，允相贈。去函乞之。”（參見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607頁）《顧廷龍全集·書信捲上》收1960年8月15日致弢翁函雲：“頃奉手書，敬悉尊藏宋槧《西漢會要》殘本，已由令郎珏良同志檢得。尊藏爲卷四十三至四十五，館藏爲四十六至四十九，適相銜接，而灑金粉箋正復相同。又閱《藏園題記》所載刻工，亦均相同。乃蒙喬梓厚意，慨然惠贈，使延津之劍離而複合，無任感荷。”（顧先生此函，參見《顧廷龍全集·書信捲上》，89頁）珏良先生是弢翁次子，一良先生二弟。9月1日，上海圖書館即收到珏良先生惠寄的《西漢會要》。次日，先師特作函申謝，言：“叔弢副市長：昨由珏良同志寄到宋刻《西漢會要》卷四十三至四十五壹冊，取對我館所藏殘本，適相銜接，而裝幀、籤題均出一手。知入滂喜以前，即已分散，忽忽百餘年矣。今承高誼，歸諸人民，不獨使古籍之牉合，而尤便學人之參考，文化遺產，藉大力掇拾護持，得以不墜，無任欽佩！”（同上，90頁）

弢翁贈送上圖的《西漢會要》，雖是殘本，卻是宋刻宋印，較現存所有之本都更珍罕。此書共七十卷，爲宋嘉定建寧郡齋刻本。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五有《宋刻殘本西漢會要跋》，雲此本“字體方勁，板式闊大”，“面覆粉箋，書籤端楷，似舊藏大內或王邸之書”（傅增湘《宋刊殘本西漢會要跋》，《藏園羣書題記》卷五，“史部四·政書類”，中華書局，1989年，255-257頁），又云其1932年見到此書，乃女弟子寶文仙（書）持以見示，存職官十三，選舉上下，卷中鈐有“寶孝劼藏宋元經籍”、“孝劼所藏書畫金石”二印。傅跋又謂：“壬子（1912）夏，餘得八卷於同好堂，冊式、裝潢與此無異，當爲一書而分析者，第未知如海王城中尚存幾許耳。”（同上，256頁）另據傅跋，知寶孝劼即寶康，孝劼其字也，盛伯羲之女夫，曾官福建武定府知府，任未久遂卒，收羅古本書籍甚富，中多“驚人秘笈”。又據傅氏《藏園羣書經眼錄》，有云：“按《兩漢會要》，四庫所據出傳鈔本，各家書目亦不見著錄。惟近時莫友芝經眼錄稱見應敏齋（寶時）藏宋刻本，乃馬笏齋（玉堂）故物，旋歸之持靜齋丁氏。丙辰歲暮入都，於廠市同好堂獲此殘冊，考其行格，與丁目同；裝訂、籤題，猶存內式。聞庚子之變，自定王府散出，徐梧生（坊）曾收得數冊，昨歲袁寒雲（克文）亦收得一冊。昔人於此本影寫補完，不知耗幾許精力，曾幾何時而風飛雨散，渺不可尋，未審何年始得延津之合也。”（傅增湘“西漢會要七十卷提要”，《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六，“史部四·政書類”，中華書局，2009年，403-404頁）

先師與弢翁的再次見面，仍在上海。1963年4月1日，弢翁往上海博物館參加座談，先師前往晤見。次日，弢翁即抵上海圖書館參觀。據弢翁《日記》：“早到圖書館，晤顧起潛、瞿鳳起、潘景鄭。參觀善本書庫，保管尚好。閱宋本《金石錄》十卷，題跋甚多。宋本《東觀餘論》是項刻底本，有豐坊、項元汴跋。宋本《諸儒鳴道》，此是人間孤本。‘大代普泰’寫經。抄本《楊鐵崖文集》，有黃跋。文徵明手寫文稿，有文含跋。豐坊手札，羅列所求書畫碑帖目甚長。”（參見周啓乾整理《弢翁日記》1963年4月2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7輯，61頁）按《金石錄》三十卷，宋代所刻有兩種：一爲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爲宋開禧間刻本，即上圖藏本，然僅存十卷（卷十一至二十）。上圖本有清餘集抄補序文，清翁方綱跋並題詩；又清餘集、江藩、阮元等十五家題跋、題詩、題詞，皆一時鴻儒耆宿、俊秀翹楚。此本紙墨古樸，行式整齊，字大悅目，刊印精潔，朱痕滿紙，動人心目。

《東觀餘論》二卷，上圖所藏爲宋嘉定三年（1210）刻本，有明豐道生、項元汴及清惠兆壬跋。弢翁想看此宋本也是有緣由的。早在1933年1月，弢翁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見著錄宋元明刻本凡百餘種，其中尤以北宋本《通典》及紹興本《東觀餘論》最爲罕秘，然《通典》索價一萬五千元，弢翁力不能贖，乃以日幣一千元購得《餘論》。弢翁於此書後有跋雲：“此書歸國，聊慰我抱殘守闕之心。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於中。餘乃惜此故紙，不使淪於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噫！”（弢翁《東觀餘論》跋，參見李國慶、周景良編《弢翁題跋》，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119頁）弢翁藏《東觀餘論》，1952年已捐贈國家圖書館，此宋本不分卷，缺頁配明抄本，並有清錢謙益校、清勞權及民國勞健跋。

《諸儒鳴道》七十二卷，此爲宋端平二年（1235）黃壯猷重修本。黃壯猷有跋雲：“越有諸儒鳴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摹觀者病之，乃命工剜蠹填梓，隨定舊本鋟足其文令整楷焉。此本各家書目鮮有著錄，惟《絳雲樓書目》有宋版一部。”

弢翁在上圖時，言及宋本《棠湖詩稿》以人民幣一千三百元價讓天津圖書館事。此事先師的日記也有載及。弢翁還提到該館藏舊拓兩種，《西樓帖》及《墨皇》皆在；又言大連圖書館《管子》《荀子》《韓非子》幾種均已不在，蘇聯所送還之《永樂大典》皆非劉翰怡舊物。先師當日日記載：“然則此批書卻不知何往？”

關於《棠湖詩稿》此事的始末緣由，弢翁日記記之甚詳，從發表出來的文字看，始於1963年2月7日，訖於3月21日，先後月餘。這恐怕也是弢翁晚年最令他不愉快的一件事。1963年2月7日，弢翁在天津勸業場古舊書店，購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棠湖詩稿》一卷。是日日記有：“午後到市聯，列席兩會執委會。休息前到勸業場古舊書店，適宋本《棠湖詩稿》已收得，因取回把玩。又到市聯，會後返家，展閱《棠湖詩稿》，紙精墨妙，不愧汲古閣中宋本甲觀，餘本擬自留，因人民圖書館無一宋本，亦亟欲得之。餘素不願與公家爭書，此餘之宿志。但愛不忍釋，因鈐名印，以識鴻爪，想不辱此書也。景印本字體模糊，去原跡遠甚。宋刻紙有補綴處，亦宋時舊樣，平帖如天衣無縫，良工之作也。”（參見周啓乾整理《弢翁日記》1963年2月7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7輯，55頁）此本今藏天津圖書館，紙精墨妙，卷尾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小字兩行；有清錢儀吉、民國鄧邦述、傅增湘跋。書中鈐有“宋本”“甲”“毛氏子晉”“子晉”“汲古主人”“毛晉之印”“毛氏子晉”“毛扆之印”“斧季”等印，爲毛氏汲古閣所藏宋本之白眉。

弢翁對此書頗爲喜愛，本欲自留，但因天津人民圖書館館藏中無一重要宋本，也亟欲得之。故2月10日，該館古籍部負責人姒兼山即至周宅商談轉讓《棠湖詩稿》事。十五天後，該館王振永再爲轉讓事訪弢翁。弢翁2月10日日記：“午後整理去歲新收活字本。到重威家，請他考訂劉若宰生平；譚季侃、陳庸廠亦來。 姒兼山後來，我與談宋本《棠湖詩稿》我極願自收，但又不欲與圖書館搶書，如圖書館以爲只收一宋本無甚重要意義，則不如讓我買，將來終歸國家，只是時間問題。”（同上，55頁）2月27日日記：“午飯前王振永來取《棠湖詩稿》， 未與之，並告以我願買此書之故（古籍部是否有不售私人原則，我似當別論），捐書之後本不買善本，因此書是數十年前所渴望之書，一朝到手，不忍輕舍。”（同上，56頁）3月3日日記：“星期日。早到方紀部長家，攜去《棠湖詩稿》和《晉紙帖》，並談關於買詩稿的思想包袱，我與‘人圖’的矛盾，新華書店不售私人的矛盾。從黨的領導和老朋友兩個立場，乞他幫助。”3月14日日記：“晚王振永來，說‘人圖’一定要買《棠湖詩稿》，已送一千三百元來。聞之殊令人氣惱。一書許兩家，製造矛盾，不過爲了多賣三百元耳。”（同上，58頁）

弢翁於3月21日親自帶《棠湖詩稿》去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並親手將書交給姒兼山。是日日記：“午後送宋本《詩稿》與人民圖書館，交兼山，並參觀善本書庫，書上蓋藍色號碼印，每本皆有，並蓋大藏印，文劣印色亦惡，真令人心痛。”（同上，59頁）可想見其心情！

早在1942年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弢翁在自訂善本書目的同時，即爲藏書寫下遺囑，雲：“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爲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壬午元旦，弢翁至囑！”（弢翁1942年手訂所藏善本書目卷首題記，參見《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卷前彩頁第二幀）並有小注：“當贈書時，須附一條例，即展閱者應嚴守趙文敏毋以爪侵字、毋以唾揭幅之訓，保存古籍斯爲最要。典掌者宜熟知而諄誡也！”（同上）弢翁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有將畢生所藏金石書畫、中外文圖書等化私爲公之原，所捐古籍圖書之重要者，如：1949年6月，將宋刻孤本《經典釋文》卷七一冊，捐之故宮，遂成足帙；1951年，有《永樂大典》（杭字韻）一冊移贈北京圖書館；1952年8月，向北京圖書館捐贈其歷年收集的宋元明刻及抄校善本，凡七百一十五種，共兩千六百七十二冊；1954年9月，向北京圖書館捐贈元明清刻本、抄本、稿本，共計三十二種一百二十冊；1954年7月，向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捐贈清刻本古籍三千一百六十七種、兩萬兩千六百二十六冊。至晚年，又將畢生所藏敦煌經卷、戰國璽印、活字本書，悉數捐贈天津藝術博物館（今天津博物館）、天津圖書館。即使身後，其子女亦有不少捐贈。因此弢翁所言“不如讓我買，將來終歸國家，只是時間問題”，實非虛語。

弢翁1942年手訂所藏善本書目卷首題記

三

自1963年至1979年，這十五年中，經歷“運動”及“文革”，周、顧二老包括一良先生同先師之間，基本上無書信及任何相晤。直至1979年5月29日，我才知道先師有函致弢翁，請爲所輯嚴九能年譜題簽。先師於函中雲：“龍昔承章式之、夏閏庵兩丈之啓迪，對嚴九能學問之淵博、鈔校善本之精勤，油然起敬，遂即草編其年譜。初稿雖已就緒，存之篋衍，迄未寫定，本可覆瓿，第念資料蒐集亦既有年，未嘗不可供讀者之參考，因擬加以殺青，就正有道。茲蒙寵錫題字，並聞長者內障切愈，即爲命筆，不勝感幸之至。”（顧先生此函，參見《顧廷龍全集·書信捲上》，91頁）

與顧廷龍先生恢復通信時的周叔弢先生，1979年攝於天津睦南道寓所，時年八十八週歲

受邀赴美參加全美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國際顧問會議的週一良先生（左）與顧廷龍先生，1989年3月1日攝於華盛頓杜邦飯店

“題字”者，當即“題簽”。當年弢翁俞允先師所請而爲之所題，我尋覓多年，終無見及，不審今存何處。先師冒昧請題，除因與一良先生之交誼，復以章鈺、夏孫桐、葉景葵等幾位前輩皆與弢翁爲老友，而章先生又曾以“年家子”身份，爲弢翁祖父玉山先生《易理匯參》撰序，世誼之在。《嚴九能年譜》，今見《顧廷龍全集·著作卷》（上海辭書出版社先後兩印本均收此書），然無先師序跋及後人整理、編後記等文字。先師早年曾著有《吳愙齋先生年譜》，於1935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而《嚴譜》之纂，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

按嚴九能名元照，九能其字也，浙江歸安人。據今天可以查到的先師1940年2月25日日記：“檢《國學圖書館年刊》，補《久能年譜》若干條。”（《顧廷龍日記》，53頁）8月12日記：“撰《嚴元照年譜》數則。”（ 同上，98頁）10月28日記：“檢豐華書，李堂《梅邊笛譜》有久能序，爲學文所原缺，即錄補之。”（同上，112頁）二十九日：“傷風甚劇，勉鈔《梅邊笛譜序》兩頁。”（同上）同年10月，先師跋清程銘敬輯《畫扇齋叢錄》，亦云：“嚴氏久能，清才博雅，著述斐然，而戒香薰修，競傳好事，績學風流，並足千古。餘特重其學問淹貫，慮久湮沒，因有年譜之作。”（顧先生《畫扇齋叢錄跋》，參見《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85頁）此跋當可視爲先師撰寫《嚴譜》之緣由。

此後四十多年間，先師屢屢增補，至1988年春節，先師在北京誦芬院士宅度歲，於是年3月的《日記》中，有“《年譜》粗稿成，考慮修改寫定”語（顧先生日記未刊出部分，下同）。轉年的1月20日，先師有信致他的日本學生高橋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教授），亦說道：“拙著《嚴元照年譜》，現請□□□君整理抄錄，一俟告竣，即行奉正。”這之後的4月18日、5月18日、6月17日，先師寄高橋的信及小筆記本中，都有相關記載。

關於《嚴譜》的敘述，一直至1992年先師八十九歲時。此時先師似乎已等不及《嚴譜》的整理了，他於是年6月24日、10月28日寄信高橋，直言：“《嚴譜》我託□□□修訂，日內當去函催之，請吾弟徑與□□□直接聯繫可也。”之後1994年1月初，高橋到上海，先師又有信囑之，雲：“□□□見及否？《嚴元照年譜》補充進行如何？有所聞否？我想原稿較簡，是否可以請您譯交《汲古》發表？將來□□□君增補之本，可在上海、北京尋求出版，您以爲如何？”據誦芬先生回憶，先師於1998年因結腸癌再次住院，手術前仍每天堅持《嚴譜》的修訂工作。

遺憾的是，先師於1998年8月22日奄然作古，時年九十有五。而老人離開時，也未能見及《嚴譜》的出版。我深知這是先師的素願，希望能盡個人綿薄之力，爲先師做好這件事，以了先師生平夙志。2011年，我自哈佛燕京退休，即在上海圖書館約見□□□君和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眭駿研究員，我請某君將先師所撰之稿交於眭先生，一切由眭來整理。蓋因眭先生有《王芑孫年譜》《石韞玉年譜》等著作，於乾嘉學者有獨到研究。之後眭先生不負重託，不辭勞瘁，依據先師手稿，錄入電腦並予整理，基本上保留了先師手稿的原貌，完竣後即將全稿提交《顧廷龍全集》編委會。全稿約六萬字，可惜的是，眭先生沒有寫編後記。他是極爲低調的學者，功成而弗居。他不想領整理者之名銜，但是實打實完成了先師的臨終心願、未竟之事，我非常感謝他！

1980年，弢翁九十歲，已爲上壽之年，但他仍在思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雕版印刷之事。1月13日，弢翁有函致先師，雲：“昨見刻本《稼軒長短句》，刻印精美，頗具揚州詩局風格。但不列書手、刻工姓名，仍沿輕視勞動人民之舊習，殊爲憾事。解放以後，北京木刻久絕，今見此書，真有空谷足音之感。不知先生能爲探悉書手刻工姓名否？僕擬記之卷末，以廣其傳，後繼有人，可喜之至。瑣事上瀆清神，不勝惶恐之至。”（弢翁致顧先生函，原件今藏上海圖書館）先師收到信後，即囑我致電上海書畫出版社茅子良先生，詳細瞭解此事。茅子良是我的朋友，八十年代曾任上海書畫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1973年初，茅子良獲知北京方面有恢復傳統木刻雕版印刷線裝書的動態，即向社領導毛遂自薦，認領此事。茅早年曾學過刻版、裱畫，在被任命爲木版書組組長後，即和同事各方聯繫找寫手、刻工，往郊縣挑選木材，鋸板子，選擇好的版本，設計版樣等，先後陸續刻印有《共產黨宣言》《稼軒長短句》《楚辭集註》《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等。沒多久，我即將調查情況向先師作了彙報。

2月12日，先師離滬飛瀋陽過年，20日（初五）即爲弢翁所託之事作復，有云：“一月中旬，接奉手書，敬悉一一。瑣事慄六，稽遲裁答，至以爲歉。原上海朵雲軒，曾感木刻書籍之技術已將告絕。因謀一線之傳，訪求老工人，招收知識青年學寫學刻，已有多年，成績頗顯著。刻成書有三種，第一種爲《共產黨宣言》，第二種《楚辭集註》，第三種《稼軒長短句》，原擬第四種刻《大唐西域記》。原主其事者爲茅子良君，茅君經始時常來商談，前年茅君調職，繼者也曾一晤，此後即乏聯繫。茲奉來示，屬詢《稼軒長短句》刻工姓名，因電話詢問該部門負責人，拖言修理房屋，搬遷他處，不得要領。最後詢之茅君，始知……因該項工作不賺錢，決定撤銷。老年工人退休，借調者回原單位，青年分配各部門，有改學司機，有學財會者。去秋，美國圖書館代表團成員之一錢存訓（犀盫之孫），曾要求參觀刻書，經堅請始允，恐操作過程未能得見。方冀該社能爲版刻傳統綿一線之傳，今又告輟，殊爲可惜。前年嘗訪金陵刻經處，工無一人，書版亂堆，僅一老者在理版片上架。聞成都已無刻工，嚴氏書版全已燒燬。揚州則知大印木版書，尚未聞有刻木版書。朵雲軒今改名書畫出版社，該社如能保留二三人刻小種罕傳之本，或能維持久長。如欲該社恢復此業務，希望長者登高一呼，促使出版局重新考定。中國悠久之雕版技術，倘能絕而復甦，豈非大幸！關於《稼軒長短句》等刻工姓名如下（略去）。近來瀋陽探親，旅居多暇，拉雜奉復，書不盡言，順頌春祺，並賀春禧。”先師此函原件，弢翁身後存珏良先生處，珏良先生物故，存景良先生處，景良先生生前，將此函並先師1979年5月29日致弢翁函，經黃顯功先生之手，一併捐贈上海圖書館，高誼可感！

弢翁收到先師信後，於3月2日有覆函，雲：“前得瀋陽來信，承示《稼軒詞》刻印原委及書手刻工姓名，感荷之至。昨至新華書店，索閱《共產黨宣言》及《楚辭集註》。《宣言》已無書，《楚辭》乃《古逸叢書》舊版修補重印者。不知與朵雲軒刻本是一事否？”按《稼軒長短句》1974年由上海書畫社刻印出版，弢翁在1980年初購得，在收到先師覆函後，特寫一跋附於書後，雲：……今見此書秀麗精美，直欲上繼康熙時揚州詩局之遺風，不禁驚喜。惜仍承襲輕視勞動人民之舊習，不著書手刻工姓名。因函詢顧君起潛，請示其詳。旋得復書，錄示書手刻工姓名，並告我刻書原委。上海書畫社前身是朵雲軒，曾感木刻書籍之技術已將告絕，因訪求老工人，並召集知識青年，加以訓練數年之久，乃有此成績。後因主其事者以無利可圖，遂解散此機構。中國雕版一線之傳，不得復甦，殊爲惋惜。茲錄書手刻工姓名與書端，以彰其藝術之精湛，後之讀是書者，或不以我爲多事而笑我也。”（原函今藏上海圖書館）

我沒有打聽，也不想非議，因爲這已經不重要了。然而，只因雕版“無利可圖”，即把國人一直視爲中國對世界做出重要貢獻的“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目爲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的小衆之事，實在令人無語。殊不知，從唐代至民國、現今，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多依靠這項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藝而保存至今。原本想要改變那種後繼乏人的局面，卻不料剛剛起步不久，即被徹底否決了。不要說科技領域中的培養人才了，即使是許多小衆的工種，“文革”浩劫之後，局面均是工匠匱乏、青黃不接，而訓練、造就這種人才，必須經歷數年、十數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方能收其功效，造就於國家、民族、人民有用之才。當然，經過這樣一件小事，也讓弢翁由原來的“驚喜”“真有空谷知音之感”，而跌落至“解散此機構”“一線之傳不得復甦”“殊爲惋惜”之慨嘆！

四

弢翁和先師，都是“古籍保護”的最早呼籲者和具體實踐者。早在五十年代，弢翁就與徐森玉、趙萬里等先生聯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議案，建議成立專門委員會，選印宋元明代的古籍善本。當時的規劃即是編印“古逸叢書三編”，即以所謂刻印佳、內容好的“甲等書”爲底本進行影印及彙編（參見《周叔弢先生談“古逸叢書三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3年6月10日[107期]，第6頁；另周珏良先生在《我父親和書》中亦說道：“他對於古書之流通不止於自己刻印，而是有機會就向有關方面加以提倡。開國之初，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就和徐森玉、趙萬里兩位先生提案建議如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印行《續古逸叢書》之例，影印善本古書，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多年來他不斷提起此事，感到遺憾。近年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決定印行《古逸叢書三編》，李一氓同志要我去徵求一下他的意見。他非常高興，給我寫了一封回信，對入選的書提了許多具體的意見，曾在《古籍整理情況簡報》第107期上發表。”[《文獻》1984年第3期，161-175頁；後收入《周珏良文集》，289-303頁]）。此類甲等書，即如弢翁原先所藏“五好”標準的古籍善本，如宋刻本《湯漢注陶詩》《南華真經》《蘭亭續考》《春秋左氏傳》，元刻本《復古編》《梅花字字香》，明刻本《稽古錄》《姑蘇雜詠》，明銅活字印本《開元天寶遺事》，明活字印本《鶡冠子》等。宋元善本之外，弢翁特好歷代名家鈔校，嘗於致徐積餘函中自述，“暹近頗嗜名賢手抄手校之書，其趣味勝於宋元槧本。”（原函今藏上海圖書館）早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弢翁就影印出版了多種珍稀古籍及名家鈔校，如《唐女郎魚玄機詩》（珂羅版）、《寒山子詩》（影刻）、《孝經》（既有珂羅版，又有影刻）、《宣和宮詞》（珂羅版）、《屈原賦注》（影刻）、《袁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珂羅版）等，傳播學林，頗獲好評（參見孟憲鈞《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周叔弢》，《收藏家》1998年第2期[總第28期]；及周景良《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修訂本]，“在父親印製的書籍堆中所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43-73頁）。黃裳先生中學時即因獲睹弢翁所印《屈原賦注》，“驚爲佳刻，往來於心”，走上古籍善本收藏之路，堪稱佳話（參見黃裳《屈原賦注》，《來燕榭讀書記》[上]，《黃裳集》“創作卷 XII”，山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261頁）。

弢翁在古籍收藏及保護上，是堪稱典範的。傅增湘先生在《周君叔弢勘書圖序》中雲：“顧君之收書也，與恆人異趣，好尚雖摯，而懸格特嚴。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務求其精湛，尤重昔賢之題識與傳授之淵源。又其書必經子古書、大家名著，可以裨學術、供循誦者。至校鈔之書，審爲流傳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跡，必精心研考之，以定其真贗。不幸有俗書惡印、點污塗抹之累，則寧從割捨，不予濫收。設遇銘心絕品、孤行秘本，雖傾囊以償，割莊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後，又亟繕完補綴，存其舊裝，就以金粟之棧，盛以香楠之匣，牙籤錦囊，芸芬麝馥，寶護周勤。故其藏書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有客請觀，必告以澄神端慮，靜幾焚香，恪守趙文敏六勿之戒。”（傅增湘《周君叔弢勘書圖序》，參見《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卷前彩頁第四至六幀）謝國楨先生在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隨筆《雨窗談書》中，亦特別說道：“叔弢先生是皖中華冑，可是爲人精明謹慎，持身如同清素，一點沒有布兒喬亞的派頭，自莊嚴堪，藏了不少的佳槧，可是孤芳自賞，決不因此誇耀於人；也不願意人們認他爲藏書家。但是認識他的，沒有不感覺他是一位很誠篤的朋友。雖然平津伊邇，因爲一瓻相借，有時候可以見到面。有一次我與至友某君一同到他家裡去，看了不少的好書，從下午談起一直談到旁晚，便約我們到興亞二區一家西餐館去吃晚飯，雖然是胡樂吳歈，聲音嘈雜，但是止不住我們的談鋒。他開始給我們講宋刊浙本，閩本蜀本的不同，中統大德本的異趣，舊本的抹欄，和避諱的剜補，舊本明抄，柳大中、葉林宗抄本如何之貴。所謂一個好書，必須裝訂精，原刻原印，有收藏的圖章，名人的題跋，合乎這個條件，纔算一部完整的善本，一部好書，彷彿是一軸名畫，一個美人，修短合度，婉約生姿，可近而不可即，這纔是稱心的佳品。話這樣的滔滔不絕，我彷彿上了一堂板本學的課程，壁上的鐘已鳴過了十二點，叔弢先生的話頭，仍未止住，興味猶濃，我看着時近午夜，只好告辭，良友益人，勝於讀十年書。”（謝國楨《雨窗談書·周叔弢》，《古今》半月刊四十九期[1944年6月]，第7頁）剛主先生文中所述及的，即是後來大家豔稱，弢翁爲甲級善本總結的“五好”之標準，即：“一、版刻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二、紙張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三、題跋好，等於一個富有才華；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裝潢好，像一個人衣冠整齊。”（參見周珏良《我父親和書》，初發表於《文獻》1984年第3期，161-175頁；後收入《周珏良文集》，289-303頁）賞鑑古書，能從美學高度認識，先生可謂第一人，這是一個真正愛書人趣味的真實寫照。周紹良先生在弢翁身後所撰《周叔弢傳略》，也曾說道：“有些書由於藏書人不能愛護，受到了損壞，爲了整理這樣的書，他特地延請了一位修整書籍的專家，並且親加指導，不惜材料與工夫，在他家裡專門修理這類書籍，使它們恢復原狀，整舊如新，也可說是‘整舊如舊’。”（周紹良《周叔弢傳略》，《晉陽學刊》1985年第1期，68-69頁）均可見老人對古書的摯愛。且由於對書的摯愛，弢翁每見一部書分散在不同地方，必要千方百計，或重價收購，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湊成全帙，務成延津之合，復爲舊觀。對於流出國外的善本書，他總是竭力買回，設法求其合浦珠還，不使世間孤本、國之瑰寶流失海外。前舉諸例，具可爲證，均見一種高尚、純樸、執着的趣味，可以想見弢翁的一生，是愛護古籍、珍惜善本、回饋社會的一生，也是後來者的儀型與典範。

傅增湘先生《周君叔弢勘書圖序》

《周君叔弢勘書圖序》（局部）

先師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及後來南下主持上海合衆圖書館、歷史文獻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先後影印及主編了許多重要古籍和文獻，如他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等，也都是嘉惠學林、影響數代人的重要典籍和工具書。先師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過一篇《我在廢紙中搶救歷史文獻的一點體會》，提出十二條在廢紙中搜集圖書的範圍，其中如八股文、賬簿、萬寶全書、陰陽卜筮書、訃聞哀啓、婚喪喜慶的用費簿、禮物簿等，還包括迷信書，如善書、神道志、星相書、堪輿書等，指出這些都可反映封建社會中部分社會面貌與動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先師又有《關於整理出版稿本叢刊的管見》，更是集中體現了一位爲圖書館事業奮鬥一生的大方家的遠見卓識。

早在1975年10月，周恩來總理在病重期間，曾有“要儘快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的指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始末，詳可參見顧先生先後所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的彙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經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總結》《中國圖書事業的一項偉大成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追記》《十年苦幹，搶編出善本書總目——憶周總理、陳毅等同志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懷》，諸文均收入新版《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可參）。然而，直至1978年4月，纔在南京召開全國會議進行動員。這之後，《書目》的籌備工作委員會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直至1980年5月，各圖書館送至的卡片全部集中北京彙編，並由各省市圖書館派專業人員參與工作，始進入具體的編纂、落實。《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主編即爲先師。在編委會裡，除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主編、副主編外，尚有顧問三人，那就是周叔弢、趙萬里（趙先生於1980年故去）、潘景鄭三位先生，他們都是中國版本目錄學界名重一時、資望深重的人物，而三人中弢翁是排在第一位的。按斐雲先生於1980年6月25日歸道山，弢翁1980年7月3日有致次子珏良先生函雲：“紹良寄來《大公報》已收到，望轉告，不另復。趙萬里先生噩耗想已知之，不知參加追悼會否？斯人長逝，‘書種’絕矣。數十年中僅有冀淑英一人得真傳，只可爲知者道耳。”“書種絕矣”四字，足見斐雲先生在弢翁心目中之份量。再如弢翁1981年12月16日致黃裳先生函，語及斐雲先生時亦說：“昨自京返津，奉到賜書，拜領，謝謝！本擬通讀，只因返津後患重傷風，頭重目眩，未能如願。只得將《憶趙斐雲》一文急讀一過。緬懷老友，曷勝悽愴！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庫中之書，絕大部份是斐雲親自採訪和收集。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大善本書庫（案‘北大’二字當系‘北京圖書館’），不爲過譽。斐雲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真不可及。其愛書之篤，不亞其訪書之勤。嘗謂餘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及矣。’其志甚壯，其言甚哀。今之守庫者，不知尚能繼其遺志否？‘十年浩劫’中，我曾兩次探視斐雲。第一次，尚有知覺，能進飲食，不能發言。第二次，則昏睡不醒矣。迫害之酷，如同目睹。悲憤不能自已，亦只徒喚奈何耳！”弢翁此言，論及斐雲先生平生事業及晚年遭遇諸事，四十年後讀來，亦不覺黯然。

爲了誠邀弢翁出任顧問一職，編委會特別委託先師以主編名義，專程前往天津予以敦聘。1980年6月13日，先師在天津圖書館白莉蓉的陪同下前往天津。白莉蓉在給我的信中詳細地敘述了此事，雲：“由於事先弢翁已得通知，所以弢翁已在客廳中等候。他們相見的場面十分感人，兩位老人都前趨數步，緊緊握手，沒有任何寒暄。坐下後，顧老談起編《總目》之事，說到此舉是爲實現周恩來總理的遺願，他倆都非常激動。顧老向周先生介紹了編目工作計劃，並說是代表編委會來聘請周先生爲顧問的事。周先生頗爲興奮，欣然應諾，並對顧老親自來津表示感謝。之後，顧老又談到周先生藏書之事，特別提到海源閣的書。周先生笑談他當年爲了買楊氏的兩部舊藏《悅庵集》和《聞見後錄》而借債的事。說這兩部書，當時已被邃雅齋收得，周急欲購之，但對方出價很高，好像是經他的一個親戚從中說項才借債買到的。後來，他賣了北京自來水公司的股票去還債。關於從山東王獻唐處購黃丕烈跋《穆天子傳》一事，是我在去津的路上，對顧老說的，並請他問一下週先生。當時顧老將山東的情況簡單向周先生說了，但周先生非常肯定的說，這部書是海源閣散出之物，並已被王獻唐收購。周通過楊的後人從中說項纔將這部書買下。後來，他們也談到周先生捐獻《永樂大典》的事，還提到天津的張重威，周說了他們兩家相互借書把玩之事。”

另，先師身邊的小筆記本上，也記載了他在白莉蓉陪同下往津沽敦請弢翁事。先師記雲：“午後兩時半，訪問周叔弢先生，將二十年不見矣。寒暄畢，餘即報告，爲實現周總理遺願……決定請先生擔任顧問，我們有問題可隨時請教。即遞交聘書，先生受之，很表高興。周老談研究紙可用方誌，造紙的地區和時代最爲明確。又說上博印的畫很好，謝稚柳文章談鑑別與風格，他說鑑定版本也是這樣的，有人以菊老（張元濟）言刀法爲玄之又玄，爲旁門左道。餘即認爲這是謬論，適以證明其學未入門，不能有比較深體會。歷來刻圖章的名家，各有其刀法，刻版何嘗不如此？比如寫字，有時代風格，有各家流派，刻書版何獨不然？《汲古閣圖》現在北圖。《魚玄機集》原在袁二處，後歸寶禮堂，今入北圖，周曾託日人小林影印。《棠湖詩稿》周以六百元（繁之按：據弢翁日記，爲一千元）收購，並蓋有藏章，結果天津館以一千數百元（繁之按：據弢翁日記，爲一千三百元）購去，並傳言周與國家搶購圖書，不是太不公平了。” 當天晚上，先師亦有信向編委會副主任委員方行先生報告天津之行，雲：“我今晨奉命來京，敦請周叔弢先生爲顧問，他非常高興。並將擬捐贈天津館的善書給我看。他告我上博的畫冊收到了，印得非常好。又說他讀了謝稚柳文章，所謂畫有風格，很好，鑑別版本也有這個道理。總之，要看得多，纔會有體會。這幾天天津市人代、政協就要開會，沒有空了。老先生精神之好，記憶力之強，在我所見到九十老人中，當推第一了。”

先師拜謁弢翁後，14、15兩日參訪天津圖書館，觀覽宋元善本，16日返京，離津返京前一日，有信致趙興茂（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和吳織（古籍組組長），談在津拜望弢翁和看書事，雲：“我於十三日來天津，下午訪周叔弢先生，九十高齡，手足輕健，望之如七十許人。談版本問題，頗相契合，也說明我的想法是合理的。例如，要對兩朝交替之間的版本鑑定做點研究。冀（淑英）大姐，也感到這一問題了。但我們的工作已到了編目，來不及補課了。”

同年並有一事。是年舊曆六月，爲弢翁九十壽誕，一良先生以《自莊嚴堪勘書圖》（原件今藏周景良先生處）囑先師爲之題識，先師識雲：

吾世丈周叔弢先生藏書之富，夙與李氏木犀軒、傅氏雙鑑樓鼎峙海內，而凌駕二氏，無愧後勁。龍久慕名德，未由識荊。既與令嗣太初學長同學燕京，又以京、津迢遞，未獲摳衣晉謁爲憾。抗戰初，龍應葉揆初丈之招，南歸創辦合衆圖書館於上海，逾年先生來滬，偕哲弟志輔同訪揆初丈，並蒞“合衆”，始得以後學奉教，忝聞緒論。建國後先生視察來滬，時“合衆”已獻政府，改名歷史文獻圖書館，並已統一於上海圖書館矣。因出宋、元善本乞予鑑定，館藏宋槧《西漢會要》原已殘缺，先生即詔曰：“此怡府舊藏，餘家有殘帙一冊，當爲失羣之鳥。”允以見贈。未幾郵至，帙面書籤無少差異，遂爲延津之合。徵見真知篤好，一經寓目，歷久不忘，益令人企佩卓識，且拜高誼之賜，永矢銘感焉。旋遭動亂，不通音問者十餘年。迨四凶殄夷，爲完成周恩來總理遺願，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之業，先由全國各地着手進行，今年五月在京集合彙編，龍銜編輯委員會之命，專誠赴津敦聘先生爲顧問，荷蒙欣諾，娓娓導論編纂目錄之要旨，鑑別版本之精微，並出示將捐獻天津圖書館之宋、元本若干種，相與評賞。竊謂鑑定版本，非見真憑實據者，不宜輕改前人之說，舉以相質，承許鄙言爲不謬。先生嘗收藏黃蕘圃校《穆天子傳》一書，爲王君獻唐故物，曾付景印，或以爲景印本與先生所藏原本略有出入，遂傳真本尚在山東某氏，秘不示人，稱與景印本絲毫不爽。龍請觀比勘，景印本與原本確有不同之處，如硃筆之深淡，校文位置之參差，點畫略見肥瘦，諦審再三，始恍然當時景印條件較差，攝景、套版、描潤三者技術皆不精，遂失真面，滋人疑竇耳。其爲黃校親筆，固無庸致疑矣。具見明眼精鑑，非後生所能企及萬一也。先生博學強識，愛書若命，每得珍本之紙敝裝劣者，必爲修復如新。居恆於治事之暇，怡情典籍，丹鉛不去手，曾經校讀者，往往系以題識。建國之三年，先生以所聚精本悉獻諸國家，近復出剩篋續歸公庫。嘗謂捐獻個人藏書乃求書得其所，使書籍免遭流散損毀之厄，藉以發揮應有之作用，由國家收藏，自較私人收藏爲勝。此其愛國熱情溢於言表，尤令人彌深敬仰之私。昔南雷嘗謂“藏書難，藏久尤難”，而先生力謀書之得所，書延其年，人益其壽，斯亦可以解南雷之惑矣。今年恭值先生九十華誕，太初適以《自莊嚴堪勘書圖》命題，因書龍所獲承教者，附贅卷末。《詩》不云乎：“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謹爲長者頌之。一九八〇年六月，後學顧廷龍。（顧先生《自莊嚴堪勘書圖跋》，參見《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336-337頁）

張恂先生繪《自莊嚴堪勘書圖》

顧廷龍先生《自莊嚴堪勘書圖跋》

這一年，弢翁九十歲，爲嵩壽之年，有鬆身鶴骨、精爽不衰模樣；而先師七十有七，宜屬喜壽，具老當益壯、經冬猶茂之姿。自1960年至1980年，二十年間，兩位長者僅見面三次。這最後一次，已是宋代詩人陸游《聞雨》所謂“慷慨心猶壯，蹉跎鬢以秋”了。我相信，他們兩位最後見面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大有相見恨晚之意，說不完書的話題，他們的心是相通的。承孟繁之兄相告，弢翁1983年寄珏良先生家書中有言：“《紀念冊》，黃裳外，可請顧廷龍寫一則。我在上海熟人不多。”（此函原件今藏北京周景良先生處，李國慶先生《弢翁藏書年譜》，曾予援引）可見在弢翁心目中，先師是“人熟交情夠也”的一位。

另有一事，亦須說及。是年6月16日，先師離津返京前，在天津車站附近新華書店，候車間隙，曾購得一冊《智永真草千字文》贈白莉蓉，併爲之作題雲：“莉蓉同志與餘同訪周叔弢先生於津門，將歸，候車多暇，信步至新華書店流覽字帖。莉蓉以學書宜從何體入手見詢。餘謂以實用爲主，尤以圖書館古籍工作者寫一書籤、鈔補缺頁，以用行楷爲繁；整理明清人批校本及尺牘，均須熟識行書、草書。莉蓉以爲然。因選此帖贈之，藉留紀念。”（顧先生《題智永真草千字文》，參見《顧廷龍全集·文集捲上》，291頁）此事固見先師待人接物風範之在。近讀周景良先生《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其中有極大篇幅談論《智永千字文》及他們家人對這本字帖的態度，如景良先生說道：“這本《千字文》卻得到我父親和他的一些朋友非常的重視。博文堂（繁之按：後景良先生勘正爲‘聖華房’）的印本，父親有一部，勞先生有一部，張璐雪先生也有一部（張先生這一部後來由珏良收藏）。自我幼年起，在家中討論書法的氣氛中就感覺到在家人心目中《智永千字文》的地位非常高，認爲若認真研習書法，必須下工夫從《智永千字文》寫起。所以大的哥哥們，如一良、珏良在小時候都下過大工夫寫《智永千字文》。至於我們弟兄中最小的幾個已是上學校，只是放暑假時寫寫大楷。那時寫的是柳公權的《玄秘塔碑》，是家裡不抱什麼要求，只求把字寫整齊而已。不過，在我十二三歲時，父親就買了一部羅振玉印的《智永千字文》給我（大一點的哥哥如一良、珏良等都各有一部）。這使我的眼光放開，看到書法藝術的更高處，不爲世俗流行的顏真卿、柳公權書體所囿。”（周景良先生《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修訂本]，“勞篤文先生和他的書法藝術”，98-99頁）又說：“這部《智永千字文》受到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的極高的評價和重視。當我季木四叔印他藏石的附圖目錄時，書籤就是集《智永千字文》的字‘居貞草堂漢晉石景’。《千字文》沒有‘影’字，故用‘景’，這在古漢語中是可以假借、通用的。四叔的室名爲‘居貞閣’，而《千字文》中沒有‘閣’字，於是他爲了用《千字文》中有的字，改稱爲‘居貞草堂’。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同上，104頁）從景良先生的記述，可進一步見及先師同弢翁除了在古籍版本目錄上的體悟、眼光堪稱同調，在對“公”格局上的同志合道，在藝術修爲的品味、趣味、氣味上，也是心靈相通的。

《居貞草堂漢晉石景》書影

《居貞草堂漢晉石景》內頁

五

1994年，弢翁逝世十週年，天津圖書館及天津圖書館學會輯有《弢翁藏書活動四錄》（《弢翁藏書活動系年要錄》《弢翁藏書題識輯錄》《弢翁壬午鬻書記全錄》《弢翁歷年收書目錄》《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增刊號），以作紀念。此《四錄》封面即請先師題簽，署“弢翁藏書活動四錄 後學顧廷龍敬題”。2000年，李國慶編著、周景良校訂的《弢翁藏書年譜》由黃山書社出版印行，封面題簽亦爲先師所題，署“弢翁藏書年譜 後學顧廷龍敬題”。《年譜》與《四錄》都爲後來者研究弢翁藏書包括其人其學其行提供了重要佐證及基礎資料，功德無似。近聞李國慶先生對年譜又有大幅增訂，即將刊出新版，拭目企盼中。在1994年那次題耑時，先師曾有函致編者李國慶先生，雲：“叔弢先生逝世，忽已十稔，緬懷遺型，不勝懷念！尊處編印遺集，以資紀念，甚善甚善！承囑題簽，頃已塗就，如有不合，可重寫，即請指正爲荷。”（ 顧先生1994年3月1日致李國慶先生函，參見《顧廷龍全集·書信卷下》，715頁）這些話迄今讀來，猶令人感慨萬端！老輩交誼如此，躍然紙上。

今年爲弢翁（1891-1984）逝世四十週年，也是先師（1904-1998）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上海圖書館擬於11月有紀念先師學術研討會之設。《中國文化》特約編輯孟繁之兄囑以弢翁爲題，寫小文一篇，並雲景良先生生前即有此意。景良先生今下世五年，津不敏，謹以舊日蒐集之資料，以弢翁與先師之交往爲題，以紀念兩位長者並紀念景良先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