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

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非常廣泛，是今天講座無法完全涵蓋的。今天的講座，主要圍繞影響古人古典詩歌創作的古代儒釋道三家學說展開。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儒釋道三家在傳統文化中的影響長期且複雜，因此講座中列舉的詩人詩作通常很難視爲獨受某一家影響，往往呈現出多家思想兼具的特色，譬如陶淵明詩、辛棄疾詞等既含儒家思想也受道家影響。爲了更清晰地剖析各家影響的脈絡，我們舉例解析時僅選擇詩人詩作受影響較大的某一方面加以闡述。

“仁”之境

儒家文化是中國古代的主幹文化。古代儒家文化傳承發展分爲不同階段，包括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思想家爲代表的原始儒家學說，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兩漢經學，以及以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等爲代表的宋明理學等。那些被分爲不同階段的儒家代表人物，其具體思想主張在延續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差別。總體來說，古代儒家思想強調君子應兼具仁義禮智信，這對古代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與《尚書》《禮記》《春秋》等典籍並稱的古代儒家經典。《詩經》成書過程中，從今天的陝西沿着黃河到山西至河南抵河北再到山東，收錄了衆多作者的作品，它主要代表的是當時黃河流域的詩歌創作。這一時期的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在南方的長江流域，主要是楚地，最主要的代表是《楚辭》，《楚辭》收錄的作品大部分爲詩人屈原所作。而《詩經》中很多作品是由北方勞動者完成的。

我們今天打開《詩經》，第一篇就是《周南·關雎》。大家對這首詩是非常熟悉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我們來看首句——在中國第一部古代詩歌總集第一首詩歌的第一句中，出現的第一隻鳥是雎鳩，這是有很深的文化意義在其中的。後世的中國古代愛情故事中，主要承擔表現愛情作用的鳥類是鴛鴦，古代文學作品對鴛鴦最主要的歌頌點是其對愛情的忠貞。一般認爲《關雎》中的雎鳩是一種水鳥，習性與鴛鴦類似。

《關雎》描述的是一位君子愛上了一位窈窕淑女——窈窕描述的是女子曼妙的身段，淑女指的是女子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君子由此陷入對淑女的相思之苦中。此後詩歌出現了變化，“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兩種古老的樂器琴和瑟出現了，君子希望與女子戀愛時能夠爲她彈琴鼓瑟，通過如此優雅的充滿書卷氣的音樂演奏來處理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從我們後世的審美視角來看，《關雎》的這段表達難能可貴，因爲它描述的是男子在平視他所愛的對象，不同於西方同類題材文學中出現較多的那種對自己所愛女子的仰視，也不同於後世唐詩宋詞一些作品中描述的男子對女子的俯視。到結尾處，“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有觀點認爲這是男女兩情相悅之後盛大的結婚場面。那麼這首詩就是爲讀者完整講述了一個先秦時代的愛情故事：一位君子愛上了一位淑女，並因此飽受相思之苦，繼而他又展開想象，如果這位女子也愛他的話，他們將會平等地相愛，這段愛情的結果就是男子迎娶了女子。中國古代社會是非常重視婚禮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考慮到《詩經》被古人視爲由孔子編訂，因此可以說《關雎》作爲《詩經》開篇第一首詩，其內容也是極具儒家情懷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詩經》)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孔子能夠一邊彈奏絃樂一邊把《詩經》全部作品唱下來，足見孔子對《詩經》的喜愛程度。具體到《關雎》，孔子評價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一首非常好的詩歌。

接下來，我試對古代兩位詩人在創作中受到的儒家思想影響作簡單解析。

首先來看曹操的詩歌創作。作爲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操在古代很長時間裡獲得的評價都很低，膾炙人口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對其“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之評語頗具代表性。在古代的戲曲舞臺上曹操更是白麪奸賊的形象。身爲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三曹”之一，曹操存世詩作二十餘首，其中包含《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名篇。我們以《短歌行》爲例：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開篇描述詩人對酒當歌，既感嘆人生苦短，又抒發內心憂思。他內心憂思極多，多到只有傳說中釀酒發明者杜康的酒方能解憂。曹操此處所說的憂思是憂國家、憂天下，他想要一統天下，讓天下太平。這種憂思是非常深沉的。他在另外一首詩《秋胡行》中提到自己“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可能也是因爲這樣的憂思。

接下來《短歌行》引用了《詩經》中的《子衿》和《鹿鳴》，前者是描寫愛情的，後者是描寫君主宴會羣臣的，曹操直接把這兩首《詩經》名篇引入自己的詩中，這是非常大膽的。因爲自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見《資治通鑑》)之後，《詩經》作爲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一，在古人眼中的地位幾乎是不可撼動的，當時恐怕除了曹操，尚無人敢把《詩經》作品跟自己的詩作融於一處，由此我們也能看出，曹操對自己詩歌方面的才能是十分自負的。

接下來曹操描寫很多名士前來投奔自己，他與衆人“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東漢末年羣雄並起軍閥混戰，各路名士紛紛投奔各自心儀的主公，而曹操希望的是天下名士悉數投奔他，“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是在說他曹操就是高山大海。而詩篇最後出現的周公，則是儒家思想體系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天我們談及儒家思想每每用孔孟之道來指代，但是孔孟並稱是唐代纔開始的，唐代之前古人更常用的是周孔並稱的“周孔之道”。曹操在《短歌行》中把自己喻爲周公，聲稱要開創“天下歸心”局面，足見他內心最敬重的歷史人物便是周公。周公也是孔子非常敬重的人物，孔子晚年甚至曾因許久夢不見周公而發出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見《論語·述而》)

從我們後世的視角來審視，曹操無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上，也體現在他作爲一方諸侯的政治雄心上。不過在古代封建社會，曹操很多行爲與儒家思想主張相悖，長期被視爲奸賊，因此魏晉之後的古人對此詩的觀感就與我們有較大差別。比如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他讀罷《短歌行》對曹操愈加反感：“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見《朱子語類》)

我們要解析的第二位詩人是唐代詩聖杜甫。能夠被稱爲詩聖的詩人，不僅需要其人的詩歌藝術非常高超，更重要的是其思想高度要達到孔孟所提倡的“仁”的最高境界。杜甫的境界的確達到了，他的詩歌便是以儒家所倡的仁者之心來看待所有人。

我們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名篇作爲例子，《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掛罥長林梢，

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爲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

脣焦口燥呼不得，

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臥踏裡裂。

牀頭屋漏無干處，

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詩歌第一句即破題，詩人屋頂的三重茅被秋風吹得到處都是，羣童抱着這些茅草竄入竹林，詩人呼喚無用。之後詩人從寫秋風到寫秋雨：家中的被子已用多年，不僅冷得像鐵一樣，而且被孩子從裡邊踏裂了。屋裡屋外都在下雨，全無一處乾地，詩人則因遇喪亂而長期失眠。以上各句，清晰勾勒出了詩人的貧士生活。如果此詩至此完結，亦可算是一首好詩，但絕不是一首偉大的詩。《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之所以名垂千古，並非因爲它對詩人生活苦難的精當描寫，而是因爲它最後幾行。最後這幾行詩，詩人由自己的境遇聯想到天下寒士的境遇，表達出了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拯世濟民之志，其中飽含的憂國憂民意識令人動容，而且達到這樣的精神境界純系詩人自覺自願，這正是杜甫的偉大之處。

唐代七律詩領域名家衆多，而其中翹楚者不過兩人：一爲杜甫，一爲李商隱。杜甫在七律領域的造詣可謂登峰造極，這裡我們再解析他晚年的一首名作《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長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杜甫晚年罹患多種疾病，此詩描寫的是他在三峽地區登高望遠。本詩最有名的就是頷聯，有觀點認爲，杜甫的七律作品是古詩中最好的，而杜甫的七律作品中最好的一聯就是此詩的頷聯。杜甫寫秋天的長江與落木，明爲寫景，實際將情景結合，滾滾長江中流淌的正是詩人的無限深情。杜甫在詩作中言己百年，實際他當時不足六十歲，獨自登臨高臺，心中無限的艱難苦恨讓他兩鬢斑白——這些艱難苦恨並非屬於他個人，而是當時唐王朝自安史之亂後由盛轉衰的艱難苦恨，登臨高臺的詩人此時心中充盈的是對國家的憂思。

最後我們再以一位詞人爲例，這就是兩宋著名詞人辛棄疾。辛棄疾年輕時投身抗金事業，後歸南宋。辛棄疾一直希望南宋朝廷能夠北伐收復中原，但是南宋統治者的苟且偷安使他始終壯志難酬。辛棄疾表達壯志難酬心境的名篇，就是《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詞人醉酒後挑燈看劍，夢見沙場點兵，“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反映的正是歷代封建王朝所有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豪傑志士的共同心願。

禪之思

大約在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漢傳佛教後續分爲八宗，其中對古代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的是禪宗，歷代文人士大夫多受其影響。

歷史上的佛教傳播爲中國古代文化帶來了新的變化，包括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詞遣意方法等。《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學和禪宗思想影響了王維、白居易、蘇軾等詩詞名家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則與中國古代俗文學的發展有很深的關係。

從詩歌創作來說，受佛教影響最大的當推唐代詩人王維。王維字摩詰，這源於佛典中的“維摩詰”，是釋迦牟尼時期的佛教居士，佛教也有一部《維摩詰經》。王維少年得志，21歲中進士，於音樂、詩歌、繪畫等方面也表現出卓越才能，晚年傾向於佛教，其詩作亦如是，後世遂稱其爲“詩佛”。王維創作山水詩時，善於在詩中表現“空”“寂”“閒”的境界，這正是他在禪學領域修養的某種呈現：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王維詩中描述的這些意象，帶有很深的禪意，他寫的是花開花落、深山高士，實際表達的是對世界、對生命的理解。

而這種詩中禪意，我們在後世名家的作品中依舊能夠看到某種延續，比如蘇軾的《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

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於君指上聽。

這種延續發展到自覺，便是詩家對禪意之於詩歌創作關係的辨析，如文學家元好問《答俊書記學詩》一詩對此的概述：

詩爲禪客添花錦，

禪是詩家切玉刀。

心地待渠明白了，

百篇吾不惜眉毛。

除了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之外，歷史上佛教還對古典小說創作包括《紅樓夢》在內都產生過影響，這裡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姑且略過。

“自然”之道

道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思想崇尚自然，有辯證法的因素和無神論的傾向，同時主張清靜無爲。歷史上的道家也分爲多個流派，包括老子、列子、莊子、黃老等。東漢至東晉時期，道教逐漸定型。

歷史上，道家文化對古典詩歌創作產生過很大影響。比如老子的思想。老子主張自然、無爲、知足、不爭，記錄其思想的《老子》以“道”爲中心，主要涉及三大問題，分別是玄妙之道(哲學之道)、治國之道和修身之道。老子以哲學之道爲天道，以治國之道和修身之道爲人道。他認爲天道是人道的本源，人道是天道的反映和投射。老子之後的莊子，其言行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非常大。莊子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爲逍遙、齊物以及無己、無功、無名。

這裡我們以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的兩位詩人的創作爲例。

其一是東晉詩人陶淵明。在道家思想的浸潤下，陶淵明以“自然”入詩，其詩歌題材包括田園風光、農村勞作等，其中不乏名句傳世：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

陶淵明的“悠然”“自然”，都可以在莊子思想中尋得某種共鳴。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陶淵明以田園詩聞名後世，但是在他生活的時代，其詩作未能獲得很高評價。陶淵明所處的東晉王朝是士族門閥居於主導地位的時代，而陶淵明的家世還達不到王謝等著名士族的層面。著名文學家謝靈運即出身謝氏，被尊爲山水詩鼻祖，他與陶淵明大致生活於同一時期，且兩人都有共同的友人——文學家顏延之。儘管如此，史料中的陶淵明與謝靈運卻未發現存在交集，我們或許可以用家世的差異和作品的差異來解釋其中原因。對於陶淵明田園詩作在當時社會不受重視的程度，陶謝二人共同友人顏延之的一件事很有參考性：顏延之曾請文學家鮑照評價自己作品與謝靈運詩作的高下，卻未用陶淵明與自己相比。

陶淵明身後，其作品價值逐漸得到後人認可。南朝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對其作品極爲推崇：

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餘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

北宋文豪蘇東坡則評價：“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見《詩人玉屑》)經歷歲月洗禮，陶淵明終成與李白杜甫齊名的大詩人。

其二是盛唐“詩仙”李白。不同於陶淵明對田園生活悠然自得的表達，李白詩作中的道家思想影響更多體現爲豪放不羈、灑脫逍遙。他對道家和道教十分推崇，最喜歡的古代文人就是莊子。《莊子》首篇《逍遙遊》中的大鵬振翅意象，影響了包括李白在內的歷代衆多詩人。李白詩作中曾多次寫到大鵬，他把自己喻作大鵬，甚至在臨終之際仍不忘懷：

大鵬一日同風起，

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

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

大鵬飛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

遊扶桑兮掛左袂。

後人得之傳此，

仲尼亡兮誰爲出涕。(《臨路歌》)

而在名篇《將進酒》中，李白提到兩位友人岑夫子、丹丘生，其中的丹丘生即道士元丹丘，李白與其過從甚密：

疇昔在嵩陽，同衾臥羲皇。(《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蹟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並序)

具體到《將進酒》這篇作品，我們所看到的是李白文學創作與杜甫的截然不同。古人一般認爲，律詩由於講究合轍押韻，故而非常難寫，幾近於戴着鐐銬跳舞，但是對於詩聖杜甫來說律詩當然算不得鐐銬。李白其實並不喜歡律詩，他更喜歡更擅長《將進酒》《蜀道難》這種古體詩形式，古體詩便於他在詩作中恣意揮灑自己的才情。《將進酒》中相繼出現“黃河之水”“高堂明鏡”“金樽對月”“千金散盡”，直到最後的“與爾同銷萬古愁”，以宏大的意象表達了詩人奔放的情緒，淋漓盡致之間也包含着詩人在道家思想影響下對自然的嚮往。

綜上所述，我們對儒釋道三家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影響進行了簡單梳理，包括它們在內的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對歷代文人的浸潤，賦予了古代詩歌創作更多積極意義，使衆多經典作品表達更加生動、思辨更加深入，寄託於作品的詩人人格魅力也隨之得到進一步彰顯。(作者 孫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