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哈耶克遇見哈耶克,經濟學與自由主義如何調和

談炯程/文 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公佈時,西方經濟學界幾乎陷入一片錯愕。出人意料的是,因“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及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相互依存關係的深入分析”,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默達爾與奧地利籍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共同獲得。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穆瑞·羅斯巴德在寫於1974年的《哈耶克與諾貝爾獎》一文中稱,哈耶克的獲獎,“對美國和全世界的自由市場崇拜者來說是一個驚喜”,因爲自創立伊始,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偏向那些左翼的,反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他們往往致力於以數學語言發展經濟學理論,用各種精細的數理模型論證自由巿場的侷限。與之相比,哈耶克卻是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光譜中,爲他所復興的微觀經濟學找到了位置。

爲何在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竟決定向這位自由主義的不懈捍衛者獻上遲來的肯定?原因或許在於,20世紀30年代曾經遮蔽哈耶克的凱恩斯式宏觀經濟學——政府幹預經濟的諸多舉措留下的政治經濟遺產,在發端自1973年的一系列滯脹危機中崩解了。此後,西方各國遂開始其向新自由主義的漫長轉變。在美國曆史學者,《經濟學人》編輯馬克·萊文森看來,1973年是世界經濟轉折的一年。二戰後持續了整整25年的繁榮景象,此刻已如肥皂泡般塌陷,只留下稀疏的油花。在《大轉折》一書開篇,萊文森用石油危機的慘淡景象,揭開了那綿延至今的衰敗的序幕。

2021年的美國電影《甘草披薩》,亦還原了石油危機爆發的一刻。1973年11月的一個夜晚,男女主人公推着汽車走在瀝青路上,沿途他們尋找着加油站,卻只被告知油料已盡,他們不得不一路推行,直到在筋疲力盡中迎來破曉。然而,他們身後的昨日世界,那個曾無比穩固的經濟秩序,卻正在開裂。今天的我們,則生活在這開裂的餘音之中。於是對我們而言,如何看待哈耶克及其思想成果,不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哈耶克愈發被當作一個思想符號,一個意識形態的幽靈,其思想的細節反而被匆匆掠過。

“卡珊德拉”哈耶克

作爲基於第一手材料編撰的思想評傳,《哈耶克論哈耶克:對談式自傳》(以下簡稱《哈耶克論哈耶克》)是一部多聲部的作品。哈耶克自1945年起寫下的一系列自傳筆記,構成了《哈耶克論哈耶克》一書的主體。這些筆記勾勒出20世紀1930—1940年代,哈耶克思想於輾轉歐陸與英美的行旅中逐漸成熟的過程。對那曾浸染過青年哈耶克的緊張時代氣氛,《哈耶克論哈耶克》提供了最直接的見證。不過,這些筆記的缺憾也很明顯,某些時候,對不熟悉哈耶克著作的讀者而言,它們只是一堆骨架。由於其思想的邏輯細節常常被留白,讀者便很難跟上哈耶克的理路。故而,當這些斷裂與脫節出現時,本書編者斯蒂芬·克雷斯吉與萊夫·魏納,便將哈耶克在加州大學口述史項目支持下進行的訪談填入其中,以哈耶克本人獨具特色的發聲,補綴筆記文本中的空白之處。

《哈耶克論哈耶克:對談式自傳》[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著[美] 斯蒂芬·克雷斯吉 萊夫·魏納 | 編黨成孝 | 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3月

《哈耶克論哈耶克》一書中最具戲劇性的部分,可說是圍繞着《通向奴役之路》展開的攻防戰。如今,人們廣泛認爲《通向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代表作。1944年,這部書甫一在英國出版,便成爲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哈耶克憑此書聲名鵲起,卻也因此被當時英美經濟學界的主流疏遠。《通向奴役之路》出版時,以凱恩斯學派爲代表的宏觀經濟學方興未艾,人們普遍認爲,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有所成就,福利國家之所以能在戰後不斷涌現,正是得益於凱恩斯學派宏觀經濟學方案對國民經濟領域的涓滴滲透。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哈耶克爲《通向奴役之路》所遭受的誤解與責難。只不過,彼時學者對哈耶克思想的誤解程度之深,仍令人驚訝。《道中歧途》一章中的對談近乎審判。這場對談發生於1945年4月22日。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場圓桌會議上,與會的美國資深經濟學家,似乎都傾向於認定哈耶克是一位篤信自由放任,反對一切經濟計劃的古典經濟學信徒。反諷之處由此產生:正如哈耶克的迴應,這些規劃官員“把所有的政府活動都稱爲計劃,並假定有人反對所有的政府活動”。透過此種方法,他們將哈耶克的可怖預言曲解爲某種無政府主義的惱人噪音。這些深度參與新政的經濟學家,即使只是出於個人經驗,也會有一種將美國式的“中央計劃”與歐陸正發生的一系列政治劇變區分開來的衝動,有時他們訴諸簡單的美國例外論,更多時候他們會揀選出美國式計劃的一部分內容,交由哈耶克檢驗。於是他們便開始追問,諸如調控農產品價格、修建運河、制定最低工資標準、要求企業強制繳納員工社保之類的措施,是否也會讓美國踏上通向奴役之路?

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哈耶克都認爲上述舉措應屬政府正常職能的範疇。他並沒有像1940年代的美國經濟學家所誤解的一樣,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計劃”與“集體主義”之類概念混爲一談。相反,這些概念在哈耶克筆下有着清晰的分野。哈耶克論述道:“集體主義是一種手段,可以用於許多不同的事情上,其他的則都是集體主義的不同樣本”,之於“計劃”這一概念,哈耶克同樣有着嚴格的界定,以將那種侵入性的計劃手段與政府正常職能區分開來,前者的危險在於,“提出中央計劃這種方法作爲取代競爭來組織生產的方式,意味着政府或某些中央機構必須完全控制資源”。後者則是黏合劑,爲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基本的秩序。

而在1940年代,身爲經濟學家的哈耶克,卻不得不扮演一名“卡珊德拉”式的先知。他示警的聲音被深深掩埋起來,直到30年後才重見天日。

在自由主義的延長線上

今日,哈耶克的影響力早已遠遠超出經濟學的範疇。若我們僅從經濟學角度考查哈耶克畢生的運思,我們所能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個狹窄的切面。在《哈耶克論哈耶克》中,哈耶克提及他最初的學術旨趣,乃發生在腦科學畛域之內。1920年冬天,他在維也納第一次看到人腦的纖維束,心理學領域的求索同樣貫穿他一生,以至於1952年,憑藉經濟學家身份蜚聲世界的哈耶克,在一個學科細分日趨明顯的年代,竟跨界推出了《感覺的秩序》這樣一本認知哲學論著。

意識到自己已被廣泛誤認爲是一個意識形態宣傳家,哈耶克晚年的思想主題,由經濟自由轉向更抽象的個人自由概念。他開始研究聖西門主義者的思想,這一研究十分意外地將他導向了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自由學說。1955年,在重走密爾百年前在亞德里亞海兩岸的壯遊之路時,哈耶克受到啓發。4年後,作爲對密爾經典著述《論自由》的迴應,《自由憲章》應運而生。

《自由憲章》[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著楊玉生 馮興元 陳茅 |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4月

不過,不幸的是,《自由憲章》很快也和《通向奴役之路》一樣被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徵用。英國保守黨對哈耶克此書推薦備至。1975年,在一次保守黨會議上,新晉黨魁撒切爾夫人高舉《自由憲章》,並宣稱,這本書應該成爲保守黨的信仰之書。哈耶克也因此被認爲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始作俑者之一。之於哈耶克,這幾乎不啻一種諷刺。

在《自由憲章》的後記中,哈耶克坦言自己雖然並不迷信進步,但也絕非一個保守主義者。因爲“如同在歐洲許多地方所展現的情況那樣,保守主義者已經接受了大部分集體主義的綱領”,保守主義者拒絕接受改變,逃逸進一個個形同蝸牛殼的小型共同體之中,以拒絕承認事實與知識的方式,捍衛所謂的傳統及道德。哈耶克認爲,“正是在這裡,自由的信奉者定將與保守主義者交火,而且他們也只能採取一種本質上激進的立場,以反對種種流行的偏見、業已確立的立場和根深蒂固的特權”。

哈耶剋意欲將這部《自由憲章》,置於自由主義的延長線上,以顯示其與歐洲大陸的唯理論的自由主義及英國的功利主義者的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別。儘管一定程度上,哈耶克的思想更接近後者,而反對前者將侵凌性的理性預設強加於人的傾向。哈耶克式自由主義的價值,在於相信人類個體的可能性,不單單在經濟生活裡,也在思想之中,這種可能性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尊嚴所在。人類始終擁有近乎無限的內心自由:即使身處果核之中,啜飲黑暗,我們也能將這黑暗雕鑿爲一個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