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化」是反民主者「包辦」政治的最高型態

殷海光直指國民黨黨國體制，批判「黨化」是反民主者「包辦」政治的最高型態。（本報資料照片）

如何啓蒙 怎樣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48年，殷海光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五四與今日〉一文，是殷海光最早關於「五四運動」的文字，殷海光在這篇文章中紹介五四運動作爲中國歷史進步的里程碑意義，並將胡適和陳獨秀列爲文學革命的兩大鉅子，「科學與民主」則是五四時代的總口號與標幟。時隔一年，殷海光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兩篇紀念五四三十週年的文字，則是再覆斯旨，強調胡適和陳獨秀揭竿而起的「文學革命」內除中國舊社會制度、外引歐美新思潮學說的重要性，至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在五四運動以後，就是科學和民主與其反對者的對抗：

科學是理性底發展。民主底要素是自由與平等。五四運動以後三十年來中國底歷史就是理性與反理性，自由與反自由，相互糾織的歷史。

殷海光紀念五四之餘的另一個重點，則是敘說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如何以「馬列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遂行言論一言堂之舉措，五四精神不見容於共產黨的鐵蹄之下，共產專制集權的洪流如何違背五四運動所建立起的民主、自由、科學與理性的趨向。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之後，出現「五四亡國論」的說法，認爲五四運動引介了共產主義，因此需要對中國故土的淪陷負起直接責任。殷海光對此論調不以爲然，認爲將故土的淪陷和共產黨的興起，歸咎於「五四運動」和「胡適思想」，是經不起檢驗的「倒果爲因」之論斷。中國之頹勢遠在中英鴉片戰爭就已肇端，五四運動只是譜下失敗的輓歌罷了。面對「五四運動」在臺灣的不白之冤，殷海光認爲是因爲「復古主義和現實權力兩者互相導演之結果」，尤其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對權威的挑戰。倘若國民黨要繼續實踐反共復國的路線，除了繼續延續五四運動提倡科學、實行民主的路向，並無其他選擇可言。殷海光此時因爲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氾濫成赤潮的厭惡之故，已經不再重提「文學革命」的論調，對於陳獨秀亦無隻字片語的描述，胡適的形象轉變成爲「倡導科學與民主的導師」，主導了改造中國的啓蒙運動，殷海光並明言一部中國國運的興衰史，幾乎就是「胡適思想」消長史的最佳紀錄。

1956年起，殷海光因爲在《自由中國》上針對蔣介石連任的「祝壽專號」以及鼓吹建立反對黨的言論觸怒國民黨當局。爲此，殷海光的策略是以「五四」爲名，批判時政。在〈五四是我們的燈塔〉一文中，殷海光直指國民黨黨國體制，批判「黨化」是反民主者「包辦」政治的最高型態，並且暗諷蔣介石的神化角色：

現在還鬧「革命」的人，在訓練黨羽時，口口聲聲「黨國」、「黨國」的……當着「國家的利益」與「黨的利益」一致時，他們似乎很是「愛國」；然而一旦顧到「國家的利益」就顧不到「黨的利益」時，他們就在種種藉口和掩飾之下，犧牲「國家的利益」以成就「黨的利益」……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居然還有人用筆墨、用口舌，把跟大家一樣的人神化起來，說成怎樣聖明偉大。

事實上，殷海光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早已暗喻黨國巨靈的干預，殷海光提出現實權力無法容忍五四運動的精神，是因爲五四反威權的理念所帶來的社會新生與進步，將會挑戰現實權力的統治。因此，現實權力會想方設法阻抑社會的進步，藉以維護統治的狀態。1965年，殷海光在五四運動四十六週年時，不勝唏噓地表示五四運動已經成爲新知識分子心中的昨日黃花，逐漸忘卻這個屬於自己的節日了。（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