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四十條》：事情想到20%就可以開始了，不管拍電影或找鴿子

正在北京國際電影節“鏡界單元”展映的《東四十條》，是一部以北京鼓樓爲背景，描述一類沒有在主流社會價值系統中展開生活的年輕人精神狀態的電影。這是我的說法。如果按兩位導演覃牧秋和詹涵淇的說法，則會更輕描淡寫一些，例如“一部鼓樓社區電影”，“一部晃晃悠悠的散步電影”，“講述兩個年輕人尋找一隻重金懸賞的鴿子的故事”。

這並非說明兩位導演對片中涉獵的主題沒有自覺——足夠長的鼓樓生活經歷讓兩位導演對“偏離正軌”的生活（以及其得益與代價）有着足夠的體驗和觀察。但兩位似乎有點抗拒把電影與這樣的問題意識直接關聯起來的強烈表達，儘管這會讓影片顯得更有主題性和吸引力。就連有着讓他們充分詮釋電影主題機會的豆瓣簡介中，他們也只是寫到，“兩位主角看到了一張重金懸賞的尋鴿啓示，從此開始了他們的尋找……”

我的猜想是，這種對嚴肅主題和價值探討語言略顯刻意的迴避，也是兩位想突出的某種“鼓樓性”中的一部分——如果當我們真正投入一種獨立自足而精神充盈的生活時，我們仍會以正軌和非主流、中心和邊緣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處境嗎？這種二元視角是不是也是某種施壓來源的一部分？那個“不可避免的選擇”之所以不可避免，不正是因爲“你”覺得它不可避免嗎？

大概在這種感受的統領下，影片本身也呈現出一種溫柔、輕鬆的質感。電影中對人們刻板印象中的“鼓樓生活”（音樂場景、精釀酒吧、各類“亞文化”社羣......）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呈現；生活在其中的兩位主角各自的煩惱和憂愁也沒有濃墨重彩的表達。充斥在影片中的只是談話和散步而已。甚至兩位主角，“東四”和“十條”，在全片中實際上從未真正對上話，像總是不在一個對話頻率上，但從來沒有停止談話。

他們自說自話，只是結伴而行。也許這就是一種“鼓樓”。

我和兩位導演認識頗久了，也見證着《東四十條》的創作過程。坦白說，要直到很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拍攝一部完整電影，而不是一系列發佈在社交網絡上的短片。也許這是因爲影片的籌備和啓動在當時的我看來都太“草率”了——兩位沒有電影製作經驗的鼓樓人，真的可以說拍就拍、搗騰出一部電影嗎？

然而這正是他們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來的一種工作方法：凡事想到20%就去做、做了再說；因地制宜，老天爺給什麼就用什麼，不要太“用力”；儘量不要在過程中感受太多痛苦，讓電影創作變成一件能令你感受到快樂的事情本身。

在北影節展映前，我和覃牧秋、詹涵淇約了一期播客，聊了聊他們做這部電影的出發點、過程中的體驗，以及“鼓樓”對他們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他們害不害怕自己有一天會面對那個離開與否的艱難選擇。

*以下內容爲播客文字節選，完整版請移步文末點擊“原文鏈接”收聽

木村拓周：東四十條這部電影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覃牧秋：這是一部我們突發奇想拍的晃晃悠悠的散步的電影。主要講的是兩個年輕人，然後在衚衕裡面尋找一隻重金懸賞的鴿子，這是它的主線。當然這是騙你的。他們自己中間也沒有找，也找了，然後最後發現也忘了這個事情，就這樣過了一年。

詹涵淇：然後它是一個我們稱之爲“鼓樓社區電影”，就是它講的是鼓樓社區的故事，鼓樓的人的精神狀態。因爲它的參與者，所有的工作人員、演員，也全部都是鼓樓的人，所以我們就起了個名字叫社區電影。只是我們不是很希望把鼓樓就定義爲是北京二環以內的區域，我們覺得鼓樓是一個架空的東西。它是由很多不願意循規蹈矩去生活的年輕人的某一個時間段，然後大家聚在這裡而構成的一個社區。

木村拓周：拍這部電影的起源是什麼？一開始決定這部電影有沒有盤過需要多少資金、資源，怎麼啓動？

詹涵淇：其實回到最初這個片子回到最初就是不上班的那一年，我們大家都不知道該幹什麼，然後大家過得挺沒勁的。你就覺得你會有點慌張，你那幾年就像你遇上二戰一樣，回過頭來發現你已經40歲了，然後這幾年你什麼都沒做，有那種慌張感。所以纔會去我們說要拍一個電影。

覃牧秋：我們一開始就就知道拍攝階段花不了多少錢，是因爲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拿一個電影工業的流程來考慮這個事情。因爲如果完全按一個影視流程來考慮的話，我們就開始不了。其實你就像比如說我要去歐洲旅行，你開始算機票什麼，但是換做像我們，就直接背書包先走了再說。

詹涵淇：不用等他方的機會，因爲我們確實也等等不到，我們如果去走創投，我們需要延遲一年去拍這個片子。哪怕走創投沒有人會投我們這個片子的。我們很可能是等不到的，是因爲我們在做的這個東西它就是特別怪，我們去講這個項目書，可能沒有辦法拿到這個錢。

比如我們電影裡有四季，但我們其實是從秋天開始拍的，因爲我們打算拍的時候就是秋天。如果我們再等到春天的話又要等半年，再等半年我估計我們就不會做這個項目了。我覺得對所有想創作的人都挺重要的。你想到20%的時候，你就應該馬上開始了。如果你再等下去，其實我們都經歷過很多次那種表達欲就消失了。

木村拓周：用這種“業餘”方式拍攝電影，會有什麼困難？比如團隊調動起來會不會很難？因爲大家都不是職業化地參與這個事情。

詹涵淇：我們一開始內部總結了一下，這個片子最重要的是兩個演員必須得到場，其他人不到都沒關係，就是最極端的情況下，讓他們自拍，這兩個人必須得到場；然後如果還能再湊一湊的話，攝影師到場；再還能再湊一湊的話，錄音的再到場；然後纔到導演。

這些極端情況我們都考慮過，因爲沒什麼錢，我們要藉助的東西很多，天時地利人和，比如說我們要等一場雨，即使天氣預報說今天會下雨，我們也不確定它到底會不會下雨，它到底什麼時候會下雨，所以可能我們一天的劇本我們會出好幾個版本，比如說完全不下雨版，下一點雨版，極限下雨版。如果超過了極限下雨的雨量，我們就真的拍不了，但是但凡小於最極限的版本，我們都照常進行。

木村拓周：最後這一段呈現出來是有雨還是沒雨，小雨還是大雨，就隨機了？

詹涵淇：對，我覺得我們抱着一種即興的態度去做這個電影的話，其實就是天氣也是他即興的一部分，對這個東西做出來老天也參與了創作。

覃牧秋：我覺得拍片子它不是做化學實驗，不是說你拿什麼二氧化銅加什麼，一定要到多少克，配出來一定得到一個什麼東西。它不是這樣的。

詹涵淇：我們最開放、最隨機的一次，是3、4月份拍開頭那段，我們攝影師在上海，出不來，但因爲我們要拍春天，再等下去可能春天就過了，就決定不管他了，直接拍。我們就另外找了一個攝影師輔助，然後阿毛（覃牧秋）直接當攝影師，直接就拍了。可能會跟原來攝影師的風格不太一樣，但我們覺得當時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也是這個片子的一部分。片子本身也成爲了記錄的一部分。

其實我們能把這個東西做完，最大的優勢在於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很多人他可能有太多的選擇了，他選不出來；但是我們在層層限制的情況下，可能只有兩個選擇，我們選一個就行了，這樣的話反而更容易一點。

木村拓周：一開始大家就對“鼓樓”這個命題是很確定的嗎？

詹涵淇：其實最開始只是想拍一個走來走去的電影。我有點忘了有沒有一開始就很明確地打了鼓樓的標籤，但是其實你選了錢賡（飾演十條）跟楊凱航（飾演東四）兩個演員之後，你會慢慢發現他們身上就非常鼓樓的東西。（雖然他倆都不住鼓樓......）我對鼓樓人的理解就是他的那種生命力。他倆身上是有的。

木村拓周：你倆各自最早是怎麼到鼓樓來的？

詹涵淇：我是因爲算命說要住在北京城的正北邊......其實當時是這樣，我先到北京的時候到處蹭住，就在不同朋友那，然後在一個三里屯的朋友家裡住了有一週，每天晚上都會被那些發酒瘋的人吵醒。然後後來機緣巧合，有一次來也是北影節的時候，然後認識了一幫朋友之後，我就來鼓樓玩，剛好是傍晚的時候，我就看到那些白天那種忙碌的人羣在收攤，就那種賣西瓜的什麼的收攤，然後開始進入夜晚就變得很迷幻，就突然間有一些穿得很復古的人開始出行在衚衕裡。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去 Modernista 跳搖擺舞。你會看到很多跟白天截然不同的景象，比如說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衚衕裡有兩個人就穿着擊劍服在那擊劍。我就覺得這個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種有意思的社區。

覃牧秋：我當時來這邊主要是有很多可以看演出的地方。以前演出都很便宜，到處看。但最關鍵的一點是我不愛住樓房。樓上樓下那種感覺，我覺得很奇怪，不太喜歡。

詹涵淇：我原來朋友問過我爲什麼喜歡住鼓樓，我說在這裡不用花多少錢就會過得非常有意思，一晚上可能50塊就又喝了酒又看了好幾場演出又蹦了迪。然後第二天鼓樓羣裡有人開始相約去騎馬，曬自己的馬長得怎麼怎麼樣......我朋友說怎麼和你說的不一樣，怎麼還得有匹馬？我們以爲住在這裡的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但其實住在這裡的有各式各樣的人。

覃牧秋：對，它的階級很揉雜，你看一個院子可能它很大，他其實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他可能身價兩三億，但可能他隔壁就是一個送外賣的小哥。這個很揉雜。包括你像之前說你花50塊錢出去玩，當年你去 dada 蹦了一會兒又去看個演出，所有人都混在一起，都黏黏糊糊黏在一塊。

木村拓周：對，因爲我最早到北京是在中關村那邊工作生活。我大概在2018年左右到鼓樓生活過一段時間，我跟你（詹涵淇）也是18年認識的。當時就感受到就跟之前我的那種“中關村經驗”有很大的反差。七八年前畢竟還是一個比較所謂“好”的時代，然後可能很多人會漂在北京或者來北京，是因爲在好的時代下感受到一個比較強烈的宏大敘事的召喚，希望自己可以加入其中，可以在裡頭創造很多也收穫很多，然後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都寄託在對那個敘事的參與的過程當中去。但18年來到鼓樓附近認識這邊的朋友就會收到一種震撼，好像大家好像沒有在 care 那個宏大敘事，就是埋頭在過自己的生活而已。

但是過了五六年之後，回過頭來看也發現過於把自己交付給宏大敘事的人，可能反而在現在會很難去適應就是那個趨勢消失之後的、目前我們當下比較所謂“不好”的時代，或者比較真實的、慘淡的這種生活。反而是一開始就沒有把什麼注意力放在那個東西上的人，可能現在更好的可以去適應現在的“滑落時代”，能適應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去創造自己的生活和作品。比如二位拍的這部電影。

播客錄製時二位導演被窗外鳥叫聲吸引

詹涵淇：但鼓樓也在變化，朋友們人來人往，那些店也變了，熟悉的老闆也走了。我們在生活久了，逐漸也會覺得自己在這個小環境裡變“邊緣”了。但可能現在對於我跟阿毛來說，我們純粹就是不想住樓房，所以住在鼓樓，但是我們原來對鼓樓的強烈的感情，現在可能就很難找到了。

我們現在好像跟鼓樓的連接就越來越弱，我們稱之爲“鼓樓失格”哈哈哈。然後這種失格的狀態下，你又想保留一些東西，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我們原來的情感全部拍到這部電影裡面去，然後留下來。可能拍完這個電影之後，我們就可以說，對鼓樓我們沒有那麼多真的要說的了。

木村拓周：當你們想象自己離開鼓樓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就會不會擔心自己變成一種自己曾經會討厭的人。

詹涵淇：這個事情是這樣的，就是你在人生某一個階段，你會開放自己，讓自己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因爲你希望環境可以塑造你。在這個階段我們就選擇了鼓樓這個地方，然後讓它塑造我們。可能某一天我們沒有那麼容易受環境的影響，之後我們可能去哪都一樣。

以前比如說我想到我要離開鼓樓，你就覺得你的心要碎了。你對這個地方就是那種又愛又恨、非常強烈的感覺。然後現在你會覺得這個感覺在變淡，但是也隨着你每一次的表達，它肯定都會變淡一點。我覺得表達就是爲了把這種東西給稀釋掉。給注入某個作品，然後它就留下來，然後你可能身上帶的這個東西就會少一些。

木村拓周：關於塑造自己，鼓樓到底如何塑造了你們？

詹涵淇：我覺得生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裡生活的人你不管他，你剛剛說的很激烈也好，然後或者他非常的非常的不順利也好，我覺得都是一種生命力，而不是一種麻木。比如我早上上班上了地鐵，然後跟周圍一些同樣麻木的人站在一起，互相碰到了也沒有感受；我中午吃了外賣，全是預製菜，我也沒有感受。我覺得不是那種，而是一種很強的生命力。

覃牧秋：我覺得它會讓你懶散。它並不是說那種懶散，而是你會有很多空隙。你比如說我按照每天去上班，下班然後可能回家非常累，然後可能剩下時間你只想坐那放鬆。其實如果你有空隙的話，你腦內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你會想起一些瞬間，比如說你看電風扇在那轉或者發呆，看着天上雲的時候，那時候你腦內的信息量其實比你在單純的接收一本書或接收一個電影的時候，信息量會更大。

我覺得我們拍片過程中也有很多這種時刻，是因爲整個過程很放鬆很輕鬆，然後反而就是獲得了很多我們如果拼盡全力是想不到的一些東西。

詹涵淇：對，我們這個片子整個實現過程就是非常少的消耗。包括人與人的消耗、人與自然的消耗，我們就儘可能零消耗。儘可能不要在過程當中感受到太多的痛苦。對，不要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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