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變」70週年 國際共運與臺灣
今年2月28日，由紅色統派在臺大學生會館舉行的「二二八事變」座談會中，出現了許多老一代臺籍共產主義革命者的人形立板，其中從左算起第二個就是本文的主角楊春鬆。（許劍虹攝）
想要超越臺灣藍綠惡鬥的角度去了解「二二八事變」是怎麼回事，人們首先要跳出這個小島的思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極對立的角度出發去看待整個事件。假若沒有辦法拉到全球視角，至少要對亞洲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臺灣人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所瞭解，才能夠真正瞭解「二二八事變」的全局。
1900年出生在桃園，因爲抗日而回到的楊春鬆，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臺灣籍黨員。當總稱爲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的臺灣共產黨於1928年創建時，他又因爲加入臺共而獲得了日共黨員的身份。後來楊春鬆又在中共與日共的聯合支持下，奉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命令返回臺灣，在桃園中壢地區推動農民組合運動，直接與日本殖民者對着幹。
不敵日本特高警察的打壓，楊春鬆與其夫人許良鋒在1930年逃回中國大陸。沒有想到楊春鬆因爲具備抗日份子與共產黨員的身份，居然於1932年在上海遭到國民政府的警察逮捕。出於迴避與日軍開戰的「安內攘外」政策，還有本身的反共理念，國民政府把楊春鬆引渡給了日本人。於是這位臺籍左派抗日份子就在臺灣被一直羈押到1938年。
楊春鬆出獄的時候，日軍已經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總督府推廣的「皇民化」運動影響以及特高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臺灣再也沒有推動抗日運動與共產主義的土壤。失望的楊春鬆，只能夠帶着一家人移民到日本，並且在那裡一直待到日本投降爲止。伴隨着戰爭結束與臺灣光復，楊春鬆與其他旅日臺胞翻身成爲了戰勝國國民，也等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臺籍共黨革命領袖楊春風與其妻子許良鋒的合影。（翻攝自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
爭取在日僑胞權益
然而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推動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面對這個難以逾越的現實環境，楊春鬆退而求其次的決定從爭取旅日臺胞權益的角度出發，參加了臺灣同鄉會。注意到戰後初期總共有34,482名臺灣人定居在日本，佔所有旅日僑胞總人口的52%以後，楊春鬆又成功推動臺灣同鄉會併入新成立的東京華僑聯合會，並且親自出任副會長一職。
自此開始，楊春鬆便成爲了在日本有頭有臉的僑領。根據楊春鬆之子楊國光撰寫的《一個臺灣人的軌跡》介紹，由汪精衛政權、滿洲國與蒙疆自治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派往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因爲軸心國的戰敗而失去了接濟。於是楊春鬆便站了出來，替這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同胞向盟軍總司令部爭取糧食與生活必需品的配給。
由於楊春鬆所代表的，是戰勝國中華民國在日本的全體華僑，而不只是臺灣人，他的請求很快就得到了盟軍總司令部的批准。這位臺籍共產黨員在旅日華僑心目中的地位從此刻開始水漲船高，無論是臺灣人、大陸人還是由朱世明將軍領導下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都無法忽視他的聲音。見機會來臨，楊春鬆便開始組織起以反對國民政府與駐日美軍爲宗旨的政治運動。
侵華日軍曾在二戰期間由中國戰場搜刮了一批鴉片與羊毛回國，於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積極向盟軍爭取將這批戰略物資變賣回國。爲了擾亂中華民國的戰後重建工作，楊春鬆便打起「反內戰」的旗幟，號召青年學子起來向駐日代表團與盟軍總司令部抗議，要求他們將戰略物資變賣得到的匯款用來改善日本留學生的生活。
不堪其擾的朱世明將軍最終決定向楊春鬆妥協，同意了學生們的部份要求。既然是在日本本土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那麼楊春鬆鬥爭的對象就不會是以國民政府爲主。他真正批鬥的目標，是國民政府背後的最大靠山美國。楊春鬆注意到，只要駐日美軍這個壓力不被剷除調，麥克阿瑟將軍就還是可以從日本與沖繩等盟軍佔領區派兵支援國軍打反共內戰。
戰後由日本共產黨發起的勞工罷工運動，曾帶給美國佔領軍與政府十分頭痛的困擾。 （網路照片）
在日本製造社會動亂
所以在日本本土製造動亂，讓麥克阿瑟將軍防不勝防，焦頭爛額也就成爲了旅日臺籍共產黨員的主要任務。恰巧當時的駐日美軍，對臺灣人與朝鮮人等戰時曾經替日軍工作，但是在戰後卻因爲中華民國政府的堅持而成爲戰勝國國民或者被解放國國民也沒有太好的印象。因此在法律地位上，日本本土的臺灣人與朝鮮人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
針對該如何定義臺灣人與朝鮮人的法律地位，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曾經下達過此一非常模糊的指示給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在不影響軍事安全的範圍內，應當給予中國人的臺灣人及朝鮮人解放者人民待遇，他們不應該被包括在本指令所指的『日本人』範疇。但是由於他們至今依舊是日本國民，所以在必要時可以做敵國人看待。」
根據這個指示，接受盟軍幕後指揮的日本當局不知道該把臺灣人與朝鮮人定義爲「外國人」還是「本國人」，於是就創造出了一個「第三國人」的名稱來形容他們。由於「第三國人」這個名稱，直到今天都還被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治人物用來形容旅居日本的前殖民地居民，所以還時常引起臺灣與韓國僑團的大規模抗議。
只是人們不知道的，針對「第三國人」這個名稱的抗議，最早就是由楊春鬆率衆開始的。而且爲了抗議這個名稱，楊春鬆還透過日本共產黨的老關係與旅日朝鮮人建立了聯繫。中國、臺灣、日本與朝鮮四個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因爲楊春鬆的關係就此緊密串聯到了一起。戰後臺灣人政治地位的問題，終於因爲1946年7月爆發的澀谷事件走向白熱化。
整起不幸事件的爆發，原本只是臺灣人與日本人因承租土地問題爆發糾紛。由於日本人動用了幫派將臺灣人從租用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引發了當地華僑聯合總會的高度反彈，決定上街遊行。結果當這批以臺灣人爲主的示威羣衆行經澀谷警察局的時候，遭到日本警方出面干預。由於臺灣人不願撤回遊行，日本警方便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一名示威羣衆，另外還有14人受傷，37人被捕。
原本臺灣人期待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會念及自己戰勝國國民的身份，做出有利於己的判決。可沒想到盟軍軍事法庭居然以黑幫械鬥爲由，判處了37名臺灣人有罪，並輕輕放過了與日本幫派松田組勾結的澀谷警察局。此事引發了旅日臺胞與華僑的激烈抗議，楊春鬆也曾經出面與盟軍總司令部交涉。雖然他並沒有爭取到僑胞們希望看到的結果，但卻已經成功醞釀出了臺灣人的強烈反美意識。
中共領導的8路軍，是許多日據時代臺籍抗日誌士眼中脫離殖民統治，爭取臺灣光復的象徵。（網路照片）
協助8路軍回國
在《一個臺灣人的軌跡》中，楊國光表示其父親因爲協助戰時被日軍俘虜到日本本土當勞工的8路軍回國，而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楊春鬆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就親自帶着兩位8路軍幹部回到家裡與妻小會面，他們其中一人在部隊裡擔任連長，另外一位則是政治指導員。由於8路軍在大多數旅日臺灣人眼中是中國戰場上抵抗日軍的主力，所以他們兩人得到了楊春鬆一家人的熱烈歡迎。
兩位共軍戰俘告訴楊春鬆，國民政府正在盟軍協助下將在日本本土當勞工的中國戰俘遣返回國。然而這些戰俘中，有不少人是隸屬於8路軍與新4軍的游擊戰士，他們非常害怕自己被美軍運送到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南方港口。因爲到了那裡，國軍可能會逼迫他們從軍，然後調轉槍口回去打昔日的共軍同志。因此他們希望楊春鬆能夠出面協助，將共軍俘虜運送到北方的港口去。
於是楊春鬆便動員旅日臺胞與華僑出面抵制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並且向盟軍司令部施加壓壓力，要求他們必須把8路軍與新4軍戰俘送到有共軍密集活動的北方。似乎美國人與日本人最後也忍受不了楊春鬆動員來的「覺醒青年」，決定不管是國軍還是共軍，通通都送到河北省塘沽港。楊春鬆出色的完成了黨交代給他的任務，確立了自己在中共僑務工作中不可動搖的地位。
楊國光還記得，父親曾經帶他到過集中管理8路軍戰俘的岐阜營地。他在書中對8路軍戰俘們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且與當地日本農民打成一片的情況讚不絕口。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姓吳的年輕炊事員還因爲與日本女孩墜入愛河，不想回到中國去。剛開始，部隊連長勸他放棄這門婚事，回國參加紅色革命。
沒想到這個「小鬼」居然不斷向組織提出申請，讓連長感到非常困擾。最後連長征求了楊春鬆的意見，大家開小組會議批准了吳姓炊事員與日本女子的婚事。最後由8路軍的連長與士兵代表「小鬼」的父母，出面向對方的雙親提親，完成了他們兩人的終身大事。所以當這40多名8路軍戰俘準備搭船回國的時候，成爲日本女婿的吳姓炊事員也就繼續留在岐阜生活。
共軍在奪下大陸以前的「民主作風」，給楊國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書中指出：「8路軍指戰員上下級平等，無論幹部戰士，既不罵人也不打人，沒有體罰。他們透過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解決內部矛盾，是具有民主作風的新式軍隊。8路軍士兵在日本偏僻鄉間的所作所爲，雖然只是區區小事，但卻被傳爲佳話，給當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楊春鬆與楊國光對8路軍的描述，可以看出二戰勝利初期的臺灣人不僅對共產黨有着強烈的好感，而且也認爲代表中華民國擊敗日本的主要力量是以8路軍與新4軍爲代表的「人民軍隊」。這種情緒伴着光復後臺胞對國民政府與美國人的厭惡與日俱增，無論是在日本還是臺灣的本省籍知識份子都在政治信仰上逐漸地往中國共產黨靠攏。
「二二八事變」是讓在日臺胞全面向左轉的一個歷史事件，但是對海外臺獨運動沒有直接影響力。（網路照片）
宣揚「二二八事變」
在協助8路軍戰俘回國後，楊春鬆在中共內部慢慢打出了知名度。1945年底，他在黨中央的邀請下前往察哈爾省張家口，參加在東京發展黨務工作的相關會議。他先搭船抵達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然後依靠在日本建立的關係得到了當地共產黨人的幫助走地下通道北上進入平壤。在那裡，楊春鬆得到了後來的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接見。
可能因爲同樣是來自日本前殖民地的抗日份子，金日成與楊春鬆相處的格外融洽。金日成不僅就朝鮮與臺灣的共產主義同志該如何赤化亞洲一事與楊春鬆交換意見，而且還邀請對方在自己的宅邸住了一晚。第二天，楊春鬆就帶着金日成的親筆介紹信，在朝鮮勞動黨同志的護送下經由鴨綠江進入中國。在那裡，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接見了楊春鬆，並派出交通員保護他入關。
張家口是察哈爾省省會，也是8路軍在抗戰末期從日本魁儡政權，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的最大城鎮。楊春鬆在那裡接獲命令，準備在日本成立一個專門向僑胞宣揚中共政策的中國通訊社。此一通訊社的短程目標，是爭取以臺灣人爲主的日本華僑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共產黨。長期目標，則是與日本還有朝鮮的共產主義者結合，將美軍從西太平洋驅逐出去。
正當楊春鬆着手推動成立中國通訊社的時候，臺灣爆發了「二二八事變」。無論是要把這件事情定義爲「官逼民反」、「皇民造反」還是「共黨謀反」，這場以國軍出兵鎮壓臺灣人暴動的歷史事件，都加速了旅日臺胞向中共全面靠攏的速度。透過對「二二八事變」的積極宣傳，本來已經厭惡國民政府與美國，但是對共產主義猶豫不決的臺灣人都被楊春鬆說服，成爲了中共的支持者。
由於在蔣中正派出整編21師到臺灣鎮壓暴亂後不久，胡宗南將軍的部隊也於3月19日收復了中共巢穴延安，楊春鬆與楊國光找到了將「二二八事變」與國共內戰局勢聯繫到一起的機會。楊國光指出：「祖國大陸的內戰戰場和臺灣戰場，這時已經連在一起了。大陸和臺灣兩地人民戰鬥在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一條戰線上，鮮血流入同一條革命長河。」
楊國光的這個論點，也得到了旅日臺灣省民會前名譽會長劉啓盛的認可。他對「二二八事變」給臺胞帶來的衝擊做了以下評價：「旅日僑胞的愛國運動主要以二二八事件爲契機，開始與大陸的政治形勢緊密聯繫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反對內戰，轉而支持和平與民主，漸漸地把中國的未來託付給毛澤東和共產黨。」
伴隨着楊春鬆領導的中國通訊社在1947年7月份的成立，共產主義的浪潮席捲了全日本的臺灣人社團。他們爲了抵抗國民政府頒佈的《動員戡亂》與《戒嚴法》，又於1948年在日本成立了一個華僑民主促進會，公然替中共的叛亂行爲搖旗吶喊。楊春鬆則以中共、臺共與日共三重元老的身份，擔任此一華僑民主促進會的顧問。
1949年10月1日，以臺灣人爲主的日本僑界在楊春鬆與劉啓盛等僑領的帶領下，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現場除了有大批臺灣同胞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新中國萬歲」的口號外，來自臺北的劉啓盛也發言指出10月1日是包括旅日僑胞、臺胞在內，值得全世界所有中國人喜慶的日子。他代表所有臺灣人，祝賀一個富強，並實行獨立自主外交原則的「新中國」誕生。
1955年4月，隨周恩來到印尼參加萬隆會議的楊春鬆。（左邊第一人，翻攝自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
亞洲共運的一部份
「二二八事變」的爆發，不僅順水推舟的幫了楊春鬆一把快速推動日本臺僑團體的「向左轉」，而且也與其他發生在亞洲的共產主義，甚至於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僅僅的聯繫在一起。不提日本還沒有投降，就率領革命武裝起來武裝暴動，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越盟」領袖胡志明，「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無論是在朝鮮半島、菲律賓還是馬來半島都發生了類似的革命事件。
先是二戰期間與美軍合作抗日的菲律賓人民軍，也就是所謂的「虎克黨」（Hukbalahap）發起暴動，以清算「合作者」與發起土地改革的名義向馬尼拉當局宣戰。爲此，剛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於1946年6月宣佈「虎克黨」爲非法團體，並在美軍協助下對共產黨游擊隊展開鎮壓。菲律賓共產黨領袖塔魯克（Luis Taruc）一直堅持到1954年，才放棄抵抗向馬尼拉當局投降。
再來則是「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的1948年4月3日，在南朝鮮濟州島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暴動。領導這個暴動的不是別人，正是楊春鬆在南朝鮮的勞動黨老同志。他們向當地的12處警察局與右翼團體發起進攻，甚至鼓勵美軍協助建立的南朝鮮警備隊叛變。眼見事態一發不可收拾，駐朝鮮的美國陸軍第24軍決定親自出手，支援南朝鮮警備隊的鎮壓行動。
濟州事變一直持續到1948年8月大韓民國正式成立以後，並伴隨着北韓在1950年向南侵略成爲了韓戰的一部份。最後濟州島的共產主義暴動，在美國與大韓民國國軍的聯手壓制下於1954年被撲滅。爲此暴動死亡的勞動黨黨員，或者是遭大韓民國國軍濫捕濫殺的老百姓預計最高達60,000人。當然，發生在南韓的紅色武裝革命，並不是只有濟州暴動。
1948年10月，在南韓全羅南道麗水郡也發生了南朝鮮警備隊武裝叛變事件。在李承晚總統的命令，還有美軍的全力支援下，南朝鮮警備隊總司令宋虎聲對叛軍展開大規模討伐。僅一個星期的時間，就有2,976人死亡，887人失蹤，1,407人受傷還有152名事件謀劃者被判處死刑。這樣的數字，是一年多前在臺灣發生的「二二八事變」所遠遠比不上的。
而在馬來半島，也有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領袖陳平發起，以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爲宗旨的武裝抗爭。此一暴力革命，開始於1948年6月16日，被當時殖民統治馬來亞的英國人稱爲「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由於馬共遊擊隊成員90%以上是華人，根本無法融入以馬來人爲主的馬來亞社會，這場打着「反對英國帝國主義」口號的暴動，維持到1960年就被鎮壓下去了。
有此可見，「二二八事變」還有後來一系列發生在50年代政府撲滅在臺共產主義勢力的活動，也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在當時的亞洲絕對不是孤立事件。這是一場美國、英國、中華民國、日本、南韓、南越、菲律賓與馬來西亞政府聯手，對抗蘇聯、中共、北韓、日共、北越、菲共與馬共的國際反共戰爭。而當時臺灣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異議人士，顯然是與後者站在一起的。
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日本活動的所有共產主義份子從40年代末期就遭到駐日美軍的監控。楊春鬆甚至還因此被列爲「中共在日頭號活動人物」，而不得不在韓戰爆發後離開日本，回到已經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大陸。返回北京以後，他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安排下，進入華僑事務委員會、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等單位工作。
雖然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是楊春鬆仍不忘情於過去推動亞洲革命的志業。1955年，他以記者身份陪同周恩來一起前往印尼萬隆，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與衆多來自有色人種國家的弱小民族代表共聚一堂，想必一生致力於世界革命志業的楊春鬆十分欣慰。有趣的是，參加這場萬隆會議的臺灣人還不是隻有楊春鬆一人。
曾經因爲參加印尼革命，而與蘇卡諾建立深厚友誼的屏東人陳智雄，居然也以東京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的身份出現在萬隆。一個小小的日本，既產生了像楊春鬆這樣的共產黨人，也產生了像陳智雄這樣的獨派人士，想必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題目。不過陳智雄的出現，卻很諷刺的象徵着早期臺灣獨立運動與中共勢力結盟，共同對抗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一段被遺忘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