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斷親與媒婆：技術撩撥下的人類交流

今年春節和清明，我回到老家長沙和兄弟姐妹一起給逝去的親人上墳：我們順着青綠滑溼的小路上山，撥開擋路的樹枝、找到墳冢，一家大大小小開始忙碌：清去樹枝、掃掉落葉、上香、點燭、燒紙、放鞭炮、磕頭……我們心事重重，沉默不語。我磕完頭站起來，紙錢燃燒，鞭炮響起，青煙嫋嫋，升向蒼穹。我哀傷無限，心中念想，擡頭跟隨着紙錢和鞭炮生成的青煙，期待它能捎去我對（嶽）父母和外婆的思念。此時，橫亙在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時空距離如此遙遠，我作爲生者又如此渴望逾越……

跨越生死：新媒介帶來的希望與失望

距離（異地是空間上的距離，死亡是時間上的距離）始終是實現親情和愛情的兩大障礙。巨大的障礙激發巨大的情感，尤其是在各種新媒介的撩撥下。

媒介一直就具有兩大功能：跨越時間的記錄（recording）和跨越空間的傳輸（transmission）。從部落篝火故事到石窟壁畫再到人類發明文字，人類便開始了通過媒介“外化”和“複製”自己的歷程。19世紀出現的攝影、電影和留聲機等記錄型媒介能跨越時間記錄人們的言語、聲音和圖像；爾後又出現了電報、電話、廣播和傳真等傳輸型媒介，使得以上被記錄下來的言語、聲音和圖像能跨越空間被傳輸。

我們可以從英語構詞法來分析媒介的記錄和傳輸功能。英語詞根-graphy表示記錄，最初的記錄手段是文字，後來則出現了photography（攝影術），即“用光記錄”；phonography（留聲機），即“用聲音記錄”；electro-encephalo-graph表示“用腦電波記錄”。

無線電出現後，對以上記錄的內容進行遠距離傳輸變得可能，因此出現了telegraph（電報）即“遠距離傳輸文字”；telephone（電話）即“遠距離傳輸聲音”；television即“遠距離傳輸影像”；telepathy（傳心術）即“遠距離傳輸情感”——一個至今尚未實現的夢想。

記錄型媒介和傳屬性媒介兩者相輔相成，記錄是跨越時間的傳輸，傳輸是跨越空間的記錄。隨着技術的快速發展，媒介的記錄能力（複製死者）和傳輸能力（復活死者）越來越強，不斷撩撥着人們去試圖跨越距離，包括生死。

例如，機器印刷留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印刷品，是一張1499年的圖片，上面幾具骷髏圍繞一臺印刷機手舞足蹈，它們手裡拿着紙，在跳死亡之舞。這意味着，印刷作爲一種媒介通過不斷地複製文字來不斷地複製人的化身（鬼魂），因此這是值得骷髏們慶祝的好消息。

1896年有一篇名爲《死者之聲》的文章抱怨文字的貧瘠而讚美留聲機的豐滿，說後者保存了逝者全部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他們的精神，直到聽見他們（離世的偉人）的聲音從留聲機的輥槽上放出來。那身子，那力度，那柔和起伏，那重點強調或一帶而過，都被這臺精妙的機器忠實地再現出來。偉人的演講詞因而煥發出生命力，這些語詞滲入我的靈魂，無法磨滅，顯示出偉人的全部魅力。過去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對這些人有所瞭解，如今，我感覺到他們的就在眼前；他們的精神瀰漫包裹着我。”在這位作者看來，留聲機保存下來的不是死者的靈魂，而是其身體，是富有全部力量和重量、柔和起伏的身體。因此，難怪留聲機看上去像通向幽靈世界的大門。

留聲機記錄了逝者，電報的出現則激發了人們與死者溝通的慾望。霍桑在其小說《帶七個尖角閣的屋子》(1851年)中通過小說主角之一克裡佛德·平欽的嘴這樣評論電報：

“電報是一種靈異般的媒介，它應該被供奉起來，受到頂禮膜拜，應該被賦予高尚、深刻、歡樂和神聖的使命。”他認爲，電報能實現的不僅有戀人間的交流，還有生者與逝者之間的交流。“在一個人去世時，他遠方的好友應該能意識到電一般的喜悅震顫，它如同從快樂的幽靈世界傳來一般，告訴逝者的好友——‘你的一位親愛的朋友剛進入了極樂世界！’如果丈夫出門在外，他的孩子在家裡降生時，這個電報的幽靈世界就會給他傳來這樣的消息：‘一個不死生命降生了，你就是它的父親，它此刻來自上帝！’”

1848年，美國新英格蘭一對姐妹（姓福克斯）宣稱她們能跟死者對話——溝通方式是如接發電報一樣的“叩擊聲”，人們對之信以爲真並圍觀驚歎。作爲靈媒（medium），福克斯姐妹成爲後來如火如荼席捲美國和英國的招魂術（Spiritualism）運動的起源。不到兩年，專門的招魂術雜誌就已經誕生，各種招魂術團體也建立起來。

招魂術的流行背後有着重要的社會原因：19世紀的宗教信仰危機和社會動盪讓美國人和英國人苦不堪言，招魂術帶給了他們宗教寬容、精神安慰和廉價娛樂。還值得注意的是，招魂術運動幾乎與當時的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廢奴運動和禁酒運動）同時出現，且難分彼此。而且，在招魂術中扮演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溝通橋樑的“靈媒”（medium）主要是女性，她們也因此獲得了文化威望和社會尊敬而樂在其中。哈佛大學學者安·布洛德 (Ann Braude)認爲，當時招魂術改變了女性“被動的和敏感的”的刻板印象，讓她們有了合法的公開講話和行動的機會。”

這不免使我們想起了今天擁有高學歷、月入上萬、多爲女性的塔羅占卜師（靈媒，以及熱爆網絡的爲青年男女做媒的開封媒婆）——她們都是媒介（medium）。有意思的是，一家塔羅牌在其網站上表示：“我們爲塔羅牌占卜師或學者提供一站式服務；我們提供人工智能ChatGPT解讀塔羅牌意和牌陣查詢……”一如過去和現在，未來，我們將很難分清“和死者的交流”（招魂術）和“與外星人的交流”（宇宙探索）。

AI復活逝者：21世紀的招魂術

本雅明將充滿攝影和電影媒介影像的19世紀20年代稱爲“機械複製時代”（The Era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Reproduction一詞同時具有“複製”和“繁殖”的意思。卡夫卡說，“每一種新媒介都是生產鬼魂的機器”，基特勒則說：“媒介記錄和傳輸的可能性有多大，靈異世界就有多大。”這三位論者都可以說是媒介學者，在這一點上他們取得了共識。

如前所述，記錄型媒介和傳輸型媒介的新發展不斷地撩撥人們克服距離（異地和死亡）實現親情和愛情。既然我們早已經實現了文字（telegraph）、聲音（telephone）、影像（television）的遠距離傳輸，21世紀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實現“遠程在場”（telepresence），跨越時間和空間與親人和愛人團聚了？在摩爾定律的推動下，人類的計算機算力不斷提高，終於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出現了“元宇宙”（metaverse）和人工智能技術，而其本質是“數字孿生”——複製出物體、環境、人的思維和身體。或者說在真人離場的情況使其“遠程在場”（tele-present），

美國人工智能學家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首創了“遠程在場”（telepresence）一詞來描述那種人類在遠程傳輸技術的幫助下獲得的自己被傳輸到遠方“缺席而又在場”的感覺。之後出現的其他術語，如虛擬在場、中介化在場等，描寫的也是這一現象。雷·庫茲韋爾甚至預測，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人類在2045年將能上傳大腦意識至計算機，脫離血肉之軀而實現數字化永生。2017年，Facebook已經可以根據用戶發佈的信息創造出用戶本人（即使此人已去世）的代理（avatar）跟活人對話。一如19世紀的留聲機和電報，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技術讓不少人震驚不已又歡欣鼓舞——因爲在征服死亡的距離這一點上，今天我們儼然比電報時代的人們又前進了一大步——數字虛擬人。

很快，該數字虛擬人的應用領域就從AI播音和AI員工等“生者的領域”向“逝者的領域”進發，且越來越受歡迎。例如近期有人用 AI“復活”了李玟、喬任樑等明星；2月底，著名音樂人包小柏AI“復活”了女兒，女兒在母親生日時爲她唱了一首生日歌；3月初，在商湯年會上，不久前去世的商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被AI復活，並進行了一場主題演講。一如早期攝影術的普及，今天AI復活已經變得極爲簡單廉價，普通人都可以消費得起：花10元，能讓去世親人的照片“眨眼”；花千元，能和去世的親人視頻通話；花萬元則可以和“復活”的親人視頻聊天，獲得實時的多媒體互動體驗。

AI復活逝者得到了用戶不同的接受。一名網友說，“如果能看到那個我日夜思念的親人重新出現在屏幕上，看見他眨眼，看見他微笑，聽見他的聲音和說話的語調，這本身就已經是令我倍感慰藉的事情了”。一名年輕的程序員自己動手AI復活了逝去的母親。在重新看到“活着”的母親的那一刻，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但隨後便深陷跟母親的聊天和思念之中，以至於忽略了身邊的活着的親人和必須要他去處理的事務。他難以忍受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情感撕扯，最終選擇了徹底關閉他母親的虛擬人。

這類復活死者的努力註定要失敗。問題的癥結在於：逝者從“彼岸”向我們“遠程發來”的文字（telegraph）、聲音（telephone）、影像（television）等“表示在場的諸多元素”（components）被我們在“此岸”簡單疊加起來實現“遠程在場”（telepresence），但它並非逝者真正的在場。媒介既是橋樑，也是溝壑；既是延伸，也是截肢。AI復活實現的“遠程在場”和“真實在場”似是而非，固然能稍稍緩解我們在親情和愛情上的思念之苦，但還是因爲“身體不可觸摸”，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兩者之間的本質不同而陷入更大的痛苦。無論我們藉助何種新技術的翅膀想要跨越生死，這一目標卻總如後退的地平線，讓我們永遠難以企及。

血緣斷親與開封王婆：現代人的存在性孤獨

一些人試圖通過AI復活去觸摸逝去的親人，另一些人卻選擇與活着的親人斷絕聯繫——斷親。據澎湃新聞報道，一位年輕的90後女子在廣州分享了自己三個斷親的步驟：首先是承認自己對家人有着憎恨的情感，這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和勇氣；第二個步驟則是承認自己對家人其實是愛恨交織的，同樣需要勇氣和耐心；最後一個階段則是在允許自己擁有複雜情感的基礎上，做出“斷親”的決定。她表示，斷親背後是因爲她太渴望得到父母的“愛的迴應”，但往往只會帶來失望，於是選擇保持距離，所以表面看上去冷冰冰的“斷親”，實則是一種自我保護。

這不免讓人哀嘆和疑惑，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在因學習或工作分開後會產生“彼此憎恨的情感”，以至於要“斷親”呢？

網絡上流傳着幾張微信交流截屏，是父親和成年兒子之間的對話。父親要求兒子清明期間向單位請假回家給先祖掃墓，兒子認爲自己春節剛回家掃過墓，且每次回家都讓自己在各方面都破費不少，覺得掃墓過於形式主義，因此拒絕清明節回家。父親於是大罵兒子“你這個忘本的不孝子！”兒子則回答說，我作爲兒子，已經讓你們父母有衣穿，有飯吃，有房住了。其他方面你們不要來煩我，否則就斷親！

一些人在與家人斷親，一些人則在家人之外尋找親情。

2024年4月1日，在古城開封萬歲山景區裡，古裝扮相的“王婆”趙梅準點出現在舞臺上，爲現場的年輕人牽線搭橋。衆多的年輕人，有人不遠千里勇敢追愛，站在臺上撥通了暗戀對象的電話；有人想找“大叔型”男友，希望早點有個家；甚至就連外國人都來湊熱鬧，帶着好兄弟求一段佳緣……

趙梅在舞臺上主持着，臺下站滿了年輕人，有學生，亦有上班族，他們的心既渴望愛情，還渴望親情。“那一張張青澀的臉龐和渴望愛情的雙眼，令趙梅對工作充滿着激情”。她能感受到這些年輕人對她的信任，也從一次次“撮合”中獲得了喜悅和成就感。

登上舞臺的人，趙梅一律稱呼他們爲“寶貝”。“我把他們當成是我自己的兒子、女兒，我希望消除他們的緊張情緒，拉近彼此距離。”趙梅覺得，她能從每一次的“說媒”中，感受到長輩對孩子的期待。

談及“王婆說媒”火的原因，趙梅認爲，“舞臺上人人平等，‘王婆說媒’是一個直接、接地氣的節目，誰都可以上臺，不會因爲工作、家庭條件、長相而有所限制。”除此之外，趙梅表示，節目的真實性也是吸引年輕人前來的重要原因，“所有的環節都沒有托兒，沒有演員，不存在情節造假。在現場我都是隨機叫人，點到誰就是誰。”

在這裡，趙梅扮演着“媒介”（媒婆），將一個個渴望親情和愛情的年輕人聯繫在一起。她稱呼他們爲“寶貝”，提供親情的慰藉；她替他們向求愛對方問出自己想問而不敢問的問題，化解令人尷尬的場面，爲他們撮合愛情。然而，我們也不免要問，Z世代的年輕人難道不是自我確信，敢想敢說，敢於行動的嗎？她們在斷親時對自己的父母那麼斬釘截鐵，去意決絕，卻喜歡被陌生的趙梅稱爲“寶貝”？他們在網絡上那麼勇猛善戰，爲什麼在追求愛情時卻如此遲疑羞赧，還要通過媒婆來牽線搭橋？

人類交流的出路：放棄“對話”，接受“撒播”

溝通失敗之處，真理赫然呈現。無論是AI復活、血緣斷親還是王婆做媒，都體現了現代人對溝通的過高期待以及這種期待在現實面前遭遇的頻頻失敗——人類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皆源於此。

在親子、師生、戀人之間，我們總是希望彼此心有靈犀，心心相印，而如電報和人工智能這樣能穿越時空的媒介技術總會對我們的這個願望火上澆油。然而，所有的交流，本質上都是我們與死者的單向交流。面對着父母、孩子、老師、學生、戀人、上司、下屬，交流從來不可能心有靈犀和心心相印，對另一方我們永遠只能單方面去猜想和解讀，去寬容和原諒。

我們該如何對待死亡？每次有了強大的媒介技術（19世紀有了電報和留聲機，或21世紀的AI），我們都會重燃克服生死距離與親人再聚共享受天倫之樂的夢想。在AI復活親人後，一些人會經歷短暫的興奮和快樂，進而忽視“死”對生者的意義——死亡是人生的終點，生者必須與過去告別。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荀子《禮論》）；由此，錢穆先生指出，“人生觀其實由人死觀而來。一切人生真理都因爲有了一死的大限而創出，而完成。”他說，“古人云‘蓋棺論定’。人若無蓋棺之期，即難有論定之日……”換言之，只有死人才始是完人。不死即永遠爲不完……完成死，即是在完成生。完成生，也即是在完成死。”海德格爾也說“我們生着即死着，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死亡貫穿我們的全部生命過程。”可見中西在生死辯證關係上觀點的匯通。

鑑於死於生相互交織的意義，爲了通過“完成死”來“完成生”，人類創設了一大套制度，比如臨終關懷、守夜、出殯、葬禮和祭祀以及財產繼承等，以將死亡作爲“人在此世存有的終結”標識出來以作莊嚴正式的告別。

今天生者用人工智能“復活了”逝去的親人，讓他們以彷彿活着卻並不真活着的姿態回到生者的世界就擾亂了這種秩序，讓生者和逝者之間已然結束的情感甚至法律關係陷入一種不確定性中，給生者帶來痛苦。死者當然沒有必要給生者帶來過多的痛苦——無論以清明必須回家上墳的方式，還是以AI 復活的方式。我們縱然有淚千行，但人生必須move on。

更重要的是，逝者的AI虛擬形象與生者進行互動，雖然貌似鮮活的對話，但實際上只不過是AI算法對逝者留下的固定數據的即時調取，生者與它交流時需要自己彌補上環路中它所缺失的一環，仍然如我們在神龕前的祈禱和墳墓前的弔唁，本質上都是對空言說和自說自話。或者說，與其說我們此時是在跟AI復活的逝者對話，還不如說是在自己對話，在自我療愈。

對生者該如何祭奠死者，儒家早已有很好的解釋。儒家並不相信鬼神存在，卻強調喪禮和祭禮，這似乎自相矛盾。但儒家認爲，人的自我有認知和情感兩方面，我們不僅靠認知而活，還靠情感而活。我們所愛的人去世了，我們理智上是知道逝者不可追，並不相信“靈魂不滅”之說，因此按理智而言是沒有舉行喪禮必要的。但從情感上而言，我們“慎終追遠”是希望逝者還活着，希望他們的靈魂會繼續存在於另外一個世界。此時生者舉行喪禮和祭祀並非是愚蠢地相信逝者還活着，而是通過這些禮儀來表達自己希望逝者還活着的願望，從而讓生者在情感上獲得慰藉。我們行喪祭之禮的時候，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對待。這種方式就是，對待死者，要像他還活着那樣——“祭如在”。喪禮和祭祀原本包含一些迷信、宗教和神話的成分，但是經過儒家的如此解釋，“這些方面都淨化了，從宗教成分都轉化爲詩。所以它們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單純是詩的了。”（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由此看，喪禮和祭祀並非爲了逝者他人，而是爲了生者自己。比如，如果我們爲逝者的離去感到悲痛，我們就通過AI復活或清明祭掃來緩解這一悲痛；如果我們並不十分悲痛，且不願意爲AI復活或爲回鄉祭掃破費，我們就可以不必這麼做，也不必因此有心理負擔。這彷彿閱讀一本書，我們表面是爲了理解作者，實際上是爲了理解自己，因爲我們作爲讀者和作者（文字）之間的“對話”的閉環永遠需要我們自己來完成。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對AI復活逝者以及清明回鄉祭掃的做法便不會過高的期待，也不會用與逝者的“對話”來嚴格要求自己和他人了。

處理與親人和戀人的關係也同理。魯迅先生在雜文《小雜感》中說，“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這種情形不僅出現在陌生人中，也出現深度媒介化時代的親人之間。

這和人的社會化過程和方式相關。一個人從“自然的人”過渡到“社會的人”的過程被稱爲“社會化”。社會化的途徑首先是通過父母（血緣）、其次是通過學校和同齡人（學緣）、再次是通過工作單位（業緣）。在深度媒介時代，大衆媒體和自媒體已經成爲我們實現社會化的廣泛、深入和私密（智能手機）的途徑，可以稱爲“媒緣”。隨着社會流動性的加強，學緣、業緣和媒緣對個體的影響力遠遠超過血緣。尤其是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這樣的媒體，同時具有切割性和整合性。它們通過內容投放和用戶的自我選擇，將用戶的注意力切割開來並將其重新整合成具有單一興趣特徵的羣體，以利於廣告投放，算法則使得這一切割和整合流程無比高效和隱秘。由此，每一名受衆被放置於一個獨特的過濾氣泡裡，獨享着一個信息微環境。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與從前一家人同看一張報紙，同看一臺電視不同，今天的年輕人即使身體跟父母坐在同一張沙發上，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信息微環境，從而有着不同的信息來源、價值觀念。父母和孩子對各自信息微環境依賴越大，越造成三觀相異，悲歡不通，甚至釀成衝突，導致對愛情失望，與親人斷親，然後通過其他方式來獲得補償。

根本而言，這都是因爲我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期望過高——或者按照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在其名著《對空言說》中的觀點看，是因爲我們一直期待與他人（父母、子女、領導、戀人）實現親密無間和平等互惠的“對話”，並以自己的“說話”和付出來要求他人予以同等“迴應”和付出，否則要麼生氣失望，要麼恐婚恐育、要麼斷親逃離。期望過高恰恰是我們對人際關係常常失望乃至絕望的根源。如果我們理解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絕對的，認識到人際溝通中的“對話”（心靈相通）是例外，撒播（猜度誤解）是常態，我們對他人就不會有那麼高的要求，在遭遇失望和失敗之後又哀嘆人心難測，喜怒不通，有時候反而還會有不少的“小確幸”。彼得斯建議我們將所有的“對話”都視爲各自的“對空言說”（撒播），接受它註定充滿溝壑、猜度和誤會的事實。

這個道理，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以理化情”。例如，天下雨了，不能出門，大人能理解，不會生氣，小孩卻往往生氣。原因在於，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氣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惱怒要少得多。《莊子》裡有個故事，講到老子之死。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來弔唁，在現場卻指出別人不必痛哭，說：“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人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養生主》)。意思是說，如果我們理解了生老病死之必然，就會節哀順變，安時處順，也就不必因人去世而痛苦了。同一個道理，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要堅持“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有獲得這樣的“知”，我們才能獲得“靈魂的和平”。

斯賓諾莎說：“無知的人不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擾亂，從未享受靈魂的真正和平，而且過着對上帝、對萬物似乎一概無知的生活，因此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他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範圍內，簡直可以不動心，而且由於他理解自己、上帝和萬物都有一定的永恆的必然性，他也就永遠存在，永遠享受靈魂的和平。”(《倫理學》)

彼得斯指出， 19世紀末，西方記錄和傳輸媒介技術蜂擁而生，也正是此時西方創造了兩個與communication相關的新詞：1874年“唯我論”(solipsim )和1882年“傳心術”(telepathy)。前者認爲身體是圍繞個體心靈豎起的高牆，因此人與人之間的心靈交流完全不可能；後者則認爲人能輕鬆擺脫身體實現目擊道存（如今天的腦際接口）。而在此之外，存在主義則通過各種小故事（如《等待戈多》、《西西弗斯》、《巴特比》和《城堡》等）揭示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並非全無可能，也並非暢通無阻，而是常常令人感覺不置可否，進退兩難，哭笑不得，荒誕不經，破敗不堪……。關於communication的唯我論、傳心術和存在主義視角都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症狀——人的生存性焦慮（angst）。爲了緩解這一焦慮，我們都對communication寄予了過高的期望，也因此註定要失望。

愛默生贊同“單向撒播”。他問道，既然整個宇宙就是一封信，我們爲什麼還要煢煢孑立地去搜尋那封單單給自己（“對話”）的呢？他給我們的教誨是，既然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樣，都註定充滿誤解和溝壑，那麼不如在我們和父母、兄弟姐妹、戀人、同學和同事都尚能共存於此世之時，都將各自的言語都視爲對對方的撒播，對溝通的效果都保持一種寬容和灑脫，尊重差異，珍惜當下和已有，快樂地生活吧！（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