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中國少子危機」：全年新生兒－15%的人口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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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要你生、生、生！」過年期間「什麼時候要生小孩」的家族話題，時常是造成團圓嫌隙的糾紛主因，但此一問題在當今的中國卻更顯險峻。根據中國公安部年前公佈的《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中國去年全國的新生兒戶籍登記總量，只剩下1,003.5萬人——此一數據較2019年劇烈減少了15％。儘管就人口統計仍有誤差可能，但誇張的變動差異、甚至是刻意推遲公佈的人口經濟數據報告，卻也讓本就苦於「一胎化政策」後果的輿論更感焦慮：是否中國人口出生的「斷崖式下降」，已成爲不可逆轉的事實？

中國公安局的公佈報告，是以戶籍系統爲主的新生兒設籍資料，主要內容仍以較符合年節喜慶的雜趣數據爲重點，像是2020年中國的新生兒姓氏，以姓「王」的寶寶爲最大宗；新生男嬰的最爲重複的熱門取名爲「奕辰」，女嬰則爲「一諾」。

但在衆多雜項數據裡，讓中國輿論笑不出來的數據，卻是2020年的新生兒「戶籍登記」數量——在去年1~12月，中國公安局只收到1,003.5萬名新生兒的新設籍登記，此一數據不僅是歷年來最低，更較2019年劇幅減少了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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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年度出生數據之所以特別重要——或說特別令人急躁，年初同期數字不講清楚就會讓人猜疑的原因——是因爲從2017年開始，中國全國生育力逐年明顯下滑；同時去年中國統計局公告的全年1,465萬名新生兒，更已創下「1958年大躍進大饑荒」以來的最低總數。鑑此，就算公安局的戶籍資料，不完全能說明2020年度新生兒總數的絕對數值，但2020年比2019再減少15%的誇張表現，卻已讓中國的生育展望更陷低迷。

與2019年中國新生兒出生設籍的1,179萬人相比，2020年的設籍數字只剩下1,003.5萬，衰退總數高達14.89%，與2017年——也就是中國本波出生率衰退的起點相比——更誇張地減少了41.8%。

與此同時，各大城市的出生數字都有明顯的降低趨勢，比較極端的狀況——像是浙江台州市，與貴州省的貴陽市——更出現了新生兒數量銳減超過30％的嚴重通報。

中國《新浪新聞》分析認爲：公安局所掌握的新生兒戶籍登記，與實際出生人口之間，仍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時間差，像是晚報戶口、推遲登記...等，都是統計誤差的常見原因。但近年來，中國年度戶籍登記的即時率，已因政策約束而超過80％，因此中國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的狀況，看來確實不是過度緊張，而是真的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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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的社會系教授陸傑華，對中國媒體悲觀表示：「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全局性和戰略性的要素。但中國的出生率連年下滑，不僅影響短期經濟發展，更會長期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

陸傑華指的衛健委報告，通常每年中才會發布。但一般在1月份，中國國家統計局就會透過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國經濟數據報告》，同步說明全年度的人口數據，像是簡單的全年出生總數與全年人口淨增數。唯今年的統計局報告，卻特別「略過」了人口趨勢的公告——無論是記者會、新聞稿，還是官網公告的資料，都沒有提到2020年全中國的「生死概況」。

統計局方面強調：中國的人口普查通常是在11月進行，4月份纔會公佈，因此在1月份官方「手上沒有東西可以報告」。儘管去年此時，統計局明明就公開刊載了2019年的出生數據，爲何之前都可以今年卻不行？也讓各方輿論頗生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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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相關的生育率焦慮，自2020年底就已在中國學界傳開風聲，像是北京大學教授樑建章，日前就高調地表示，中國的低迷出生率，不僅已無法就現有政策逆轉，

「中國的『出生人口塌陷』..已經來了。」

樑建章等人認爲，中國全國性的出生人口暴跌，已經累積了一段時日。雖然在2015年，中國已全面開放自1980年以來的《一胎化政策》，但5年內的生育效果仍十分有限，不僅大部分家庭依舊少生「二孩」，育齡婦女的人口也正隨着時間不斷減少。綜合各項不利因素，2020年的中國出生不僅不可能回升，「與2019年相比出現大幅下降的結果，已經沒有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來了！」

所謂的中國出生人口塌陷，指的是出生數字的垂直落體。根據樑建章的估算，如果中國生育數沒能在2020年保住1,400萬門檻，在2021~2025年的「十四五」（第14個5年計劃發展期間）中段，中國很可能就將進入死亡率大於出生率的「人口負成長」時代——最快的時間點，就是今年——而中國的出生數更可能在數年暴跌後，以每年不到1,000萬名新生兒爲新的人口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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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問題，在世界各大先進經濟體中，都是社會的常態痼疾。像是日本從21世紀以後，國家人數就持續衰退；南韓、臺灣也都在2020年，各自進入了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負成長」——但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狀況，與日韓臺差異極大；更何況中國人口已達14億，是當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長年政策導致的「人口結構的後天失衡」，不僅讓中國人口金字塔的傾頹來得更快、更猛，影響範圍也恐怕更爲險峻而極端。

樑建章等人認爲，中國現代社會之所以不生孩，主要的問題仍在於年輕人的社會與經濟壓力過於沈重，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兒童教養成本過高」，以及「購屋買房的投資過於沉重」。因此呼籲中央政府應該即刻插手，擴大各種兒童補助、居住正義...等社會政策的投資。

但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墨爾本大學公衛教授麥當勞（Peter McDonald ）卻認爲，除了物質上的匱乏與危機感外，現代中國人之所以不生孩的另一個問題，則可能也是《一胎化政策》的殘留遺緒——像是在過去30年裡，中國政府的家庭計劃政策，時常把小孩形容成「社會負擔」，以嚇阻多生、超生違反了規劃政策；同時，自90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開放，也讓好幾個世代、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子女成爲了「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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