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我來了（下）

海德堡大學的韋伯紀念館坐落在半山腰。（美聯社）

新教家庭的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沒有例外，絕對不允許自由戀愛，自然就談不上甚麼婚姻自主權，這固然是舊封建時代的倫理傳統在作祟，舉世皆然，但新教倫理卻執行得更爲嚴酷，幾乎沒有轉圜的餘地。這樣的婚姻經常不得不以悲劇收場，曼的前輩馮坦納（Theodor Fontane）在其經典名著《寂寞芳心》（Effi Briest）一書中對這樣的婚姻曾有過淋漓盡致的描寫，馮坦納筆下的悲劇故事也是發生在北德靠波羅的海小鎮的一個新教家庭，這似乎不是巧合，也不是個案，新教之嚴酷倫理有以致之。

曼筆下的大哥湯瑪斯讀高中時，愛上花店賣花女，但他很清楚知道父母不會允許這樁門風不相稱的愛情，他只得忍痛自動放棄，高中一畢業就依父親的安排前往阿姆斯特丹當學徒學做生意，當時的荷蘭是喀爾文新教教派的重鎮，全歐洲的商業貿易中心，是新興布爾喬亞階級的大本營，聚集着許多商賈鉅富，毫無例外全都信奉新教。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即刻意努力要解答一個這樣的問題：爲什麼當時的歐洲，毫無例外地，許多商業巨賈和大資本擁有者，甚至一般高級技術工人或商業營運管理者，幾乎全都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他發現答案就藏在新教倫理裡頭。

韋伯在分析天主教和新教的另一樣決定性相異之處時指出，天主教家庭會送子弟去讀一般大學，研讀在新教徒眼中一無用處的人生學問，比如哲學、文學或甚至藝術之類的學科。新教家庭則否，他們迫不及待把子弟送去大的商行當學徒學習做生意，即如今天的MBA或國際貿易之類的科系，爲的是能夠學到日後經營家業和做生意賺錢的門道，這是曼筆下的湯瑪斯不可避免的命運，除此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至於他的終身大事，完全由父母一手張羅，只不過是沒想到，最後還是一敗塗地，新教倫理並不是萬靈丹。

曼花費許多筆墨描寫妹妹冬妮的第一次婚姻，這是本書最令人百讀不厭的核心故事片段，也是曼諸多作品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冬妮十八歲時和一位同年紀的醫學院學生談戀愛，可嘆這位醫學生的出身太平庸，父親寧可把她嫁給一個年紀大很多，兩方毫無心靈交集亦無共同喜好，來自漢堡的傳統商人，三十五歲，老氣橫秋，拘謹謙沖，冬妮很不喜歡這樣的對象，父親卻很喜歡這個人，年紀雖大了些，卻穩重可靠，很懂人情世故，而且生意經營得當，頗累積了一些資財，主要是兩邊門當戶對，門風相稱，以後的生活也穩當可靠；且又經過一番仔細身家調查，幾乎是無懈可擊，便決定把女兒許配給他，並慨然給出八萬泰勒陪嫁金，以今天幣值算，大概有幾百萬歐元那麼多，同時爲女兒辦了一個盛大世紀婚禮。和親之日，北德地區幾乎所有達官顯貴和名門巨賈全都到齊，盛況空前，舉世無匹，風光到了極點。

三年後，父親突然接到冬妮一封快信，言丈夫已面臨破產邊緣，生死攸關，盼父親火速前往處理。父親風塵僕僕趕去漢堡，才知道這個女婿根本就是個無賴，是個渣男，早在三年前即已面臨破產威脅，因爲放出風聲要娶呂北克地區的富豪千金而得以避去破產命運，銀行繼續漫無節制輸送銀根，如今漏洞捅大了，無力償債，銀行等着他岳父出面相救，這顯然是一場世紀婚嫁大騙局。

冬妮的父親查明真相之後，漏夜帶着女兒和孫女直奔回家鄉，這樁當初一致看好的婚姻，最後只得以離婚終場。冬妮後來在父親死後以自己的意志追求另一樁婚姻事業，也以失敗告終，這能怪新教倫理嗎？有兩件事情是新教倫理無法掌握的：其一，人生無法逃遁的衰亡和必敗法則，面對這個法則，新教倫理所能給予的宗教慰藉顯得非常空洞虛幻；其二，兩性結合的必敗法則和成功婚姻的神話，並不需要新教倫理來印證，那是地球上自有生物以來，早就存在的顛撲不破律則，沒有例外。

柏格曼1970年代轟動一時的《婚姻生活》一片，片中男主角這樣說：「我們婚姻中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完全沒有問題，因爲我們相愛。」柏格曼在這部影片中努力要印證的就是，這是一句天大謊言。如果不是這樣，叔本華說，我們要文學藝術幹甚麼？而這正是新教倫理最不屑一顧的一環，即使沒有新教倫理的干預，誰又能擔保一樁世俗婚姻必定成功？成功的婚姻和愛情，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爲了自我安慰所創造的神話，是極度稀罕到幾乎不可能存在的一種現象。

這裡有一段插曲，冬妮在父親死後有一次前往德國南部大城慕尼黑旅遊，她正是在那裡認識她的第二任丈夫，畢生難得一次出遠門旅遊，大開眼界，她寫信回家說道：「我在這裡看到許多天主教徒，真是討厭極了。」事實上，整個歐洲自從十六世紀中葉宗教革命以來，新教和天主教水火不容，一場宗教戰爭蓄勢待發，這種情況最見諸於英國境內，英王亨利八世因離婚受阻憤然脫離羅馬教廷，自己成立新教，他們最痛恨的莫過於天主教的耶穌會，因爲耶穌會教士忠於天主教教規，不但頭腦一流，同時都經過類似今天特種部隊的軍事訓練，一個比一個優秀，對天主教的貢獻無與倫比，當今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即是出身耶穌會，然而耶穌會教士在當時的英國，幾乎就像是我們戒嚴時期的匪諜，抓到唯一死刑，但不是一槍斃命，而是大卸八塊，等於活體解剖，只比中國古代的「凌遲」稍遜一籌而已，甚麼樣的深仇大恨需要這樣子搞法？

當年莎士比亞會離開家鄉前往倫敦發展，成爲以後的莎士比亞，原因很多，比如夫妻不睦或傳記上所寫偷獵人家莊園的鹿子等等，此外還有一項最不能忽略的，就是我們未來的大文豪當時在家鄉和耶穌會教士過從甚密，引起當局矚目，這事極爲嚴重，非同小可，以當時罪名論處，知匪不報，甚至與匪勾搭，不論首從，一樣大卸八塊伺候，我們未來大詩人兼大劇作家嚇得趕緊跑去倫敦躲避風頭，藉演戲和打零工度日，這一躲就是二十年，英國文學史跟着改寫，這世界從此多了一位大文豪。

韋伯年輕時曾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也深受影響，後來也深入研究過古猶太教的倫理和猶太人經濟生活的關係，但他在探索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時，幾乎刻意忽略這兩個層面，或只是輕輕帶過。十九世紀中葉，當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國倫敦爲基地，發出馬克思主義的怒吼時，他們的對象不正是那些受過新教倫理薰陶的大資本家嗎？也是出身新教家庭的恩格斯，從小飽受新教倫理薰陶，父親是德國不來梅地區的大企業主，當他奉父親之命前往英國曼徹斯特的自家紡織廠工作，看到當地企業老闆漫無節制且毫無人性地剝削無產階級工人時，驚訝痛苦萬分，他看到許多工人像一堆老鼠蝟集在簡陋狹窄的住屋裡，每日長時間工作，所得根本無法溫飽，生活簡直比畜牲還不如，他忍不住大叫：「從未見過如此惡劣的城市！」一位企業主回答他：「我們的財富正是這樣製造出來的，不是嗎？先生，日安！」這些新教教徒怎麼了？

至於猶太倫理，猶太人兩千年來在歐洲各地遷徙流離，能夠立於不敗之地，靠的就是嚴格的猶太倫理，我們仔細比照，幾乎就是新教倫理的前身，多麼的相像：生活講究紀律和節制，勤儉持家，累積財富，謹慎過活，甚至傾向於禁慾主義，奧地利猶太作家褚威格在《昨日世界》一書中提到他的父執輩過的就是這種生活，一輩子秉持猶太倫理過着不缺不欠的富足生活。事實上，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歐洲許多擁有龐大資本的商業巨賈都是猶太人，有的甚至富可敵國，如果不是這樣，歐洲各國爲什麼要排斥猶太人？他們幾乎從不介入政治，他們就是累積財富而已，而累積財富正是促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原動力。

我終於如願來到了海德堡，2018年初秋時節，我在德國境內旅行，有一天來到海德堡大學的韋伯紀念館，韋伯出身海德堡大學，起先依他父親意思讀法律，不久興趣轉向宗教和經濟，後來大半生時光也都在這裡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的傳世經典傑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即是在這裡完成。

紀念館坐落在半山腰，居高臨下，俯瞰底下的公路，隔着內卡河和美輪美奐的海德堡小城遙相對望。九月的初秋午後，這裡顯得有些孤寂冷清，卻又十分的幽雅寧靜，紀念館裡頭的一位女秘書說，這裡除了是韋伯的紀念館之外，也是來海德堡大學讀書的外國學生學習德語的地方，我說我要來這裡學德語，女秘書說不行，資格不符，一來我不是海德堡的學生，二來我的年紀似乎偏大了些，德語是一個很困難的語言，不適合有年紀的外國人學習。

的確，湯瑪斯．曼和韋伯使用這困難語言各自寫出他們的精彩傑作，令人深深感受到閱讀的愉悅以及體會這語言的魅力。我扶着欄杆踏上石階往下走，穿過馬路，越過一個長長的吊橋，在秋日和熙陽光照耀下，邁入熙來攘往的海德堡古舊街道上，隱沒在人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