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安倍晉三遇刺案背後的文化根源（張林剛）

第一次槍聲後，正在致詞的安倍以及身旁的候選人愣了幾秒，安倍還試圖轉頭察看發生什麼事。（圖／路透社）

7月8日曾經兩度拜相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助選時，遇刺身亡，震撼日本朝野與國際社會。這不是日本第一起政治行刺案件。遠的不說，近年來就發生了好幾起。例如：2019年12月原防衛廳長官玉澤德一郎被槍擊，受傷；2007年長崎市長伊籐一長遇刺，不治身亡；2002年衆議院議員石井紘基遇刺身亡。

如果我們把目光拉回到上個世紀，就會發現刺殺一直就是日本政治揮之不去的陰影，數位首相都命喪刺客之手。例如：1936年皇道派官兵發動政變，刺殺了大藏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和內大臣齋籐實，首相鈴木貫太郎重傷；1932年首相犬養毅被刺身亡；1921年首相原敬在東京車站被暗殺。在更久遠的明治維新時期，元勳大久保利通也成爲刺客們的刀下之鬼；同時期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沙俄皇太子尼古拉二世都曾在日本被刺傷。可以說，刺殺是日本政治的一大特色，一部日本近現代史就是一部政治刺殺史。日本人爲何如此熱衷於刺殺呢？除去一些個人性因素外，文化不能不說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因素，刺殺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首先，日本自1868年倒幕運動成功以後，立即開始了「廢藩置縣」、「文明開化」、「殖產興業」等一系列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改革，史稱「明治維新」。但此後日本沒有走上立憲民主之路，卻步入了一條對外擴張、對內高壓的軍國主義不歸路，透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一戰」等，日本吞併了琉球和朝鮮，控制了中國，攫取了原始積累和廣大的殖民地，建立了足以與西方列強相抗衡的東亞霸權。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就此評論道：日本民族沒有與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存亡的經驗。一旦接受西方的優秀文化，就會變得比「帝國主義更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即軍國主義。這點也與日本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主張息息相關。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作爲近代日本文明的指導者和啓蒙者，一直鼓吹日本的現代化應以西洋文明爲鵠的。其在《文明論概略》中寫道：「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還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爲目標，確定它爲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利害得失。」

日本必須向歐洲大陸學習，依據野蠻──半開化──文明的進化圖式，重新成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支配下的「適者」；而中國已成爲野蠻、未開化的國家，是進化法則支配下的「不適者」，終將會被物競法則所淘汰，日本追隨歐洲列強的腳步，侵略中國是自然主義的必然結果，也是文明進化的必然產物。這就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溝口雄三（Youzou Mizouguchi）所謂的「近代主義中國觀」即「沒有中國的中國學」。

正是基於對中國的鏡像，形成一股獨特的反思日本傳統文化的思想浪潮，不自覺地助長了一種西洋崇拜以及對中國批判、輕蔑、敵視的態度，它把多元、複雜的世界文明圖景簡化爲「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二元對立，中國是落後、野蠻、劣等的代名詞，西洋則是優越、先進、文明的化身，日本必須脫離以中國爲首的亞洲，才能擺脫野蠻、落後與矇昧的社會面貌，挽救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實現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夙願，爲日本侵略中國提供了合理性解釋與合法性證明，合理化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存在和發展，造成了對西方文明的重大誤讀，看見了理性的野蠻性，卻忘記了理性的文明性，導致了日本畸形的有限啓蒙，爲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沒有走上憲政民主之路埋下了思想伏筆，也爲「大正民主」的過早夭折做了思想鋪墊。這些在溝口雄三的著作如《 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和《中國の衝擊》都有着鮮明的體現和論證，筆者在此不做贅述。

一直到二戰結束，軍國主義一直是支配日本的主流思想。日本戰敗投降以後，美國爲了自身國家利益，遏制共產主義在東亞的擴張，打擊蘇聯霸權，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算，縱容包括岸信介、崗村寧次、石井四郎和朝香宮鳩彥王等在內的戰爭販子逃脫法律制裁，保留了天皇這個雙手沾滿血腥、惡貫滿盈的罪魁禍首，使得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像德國那樣對自身戰爭罪行進行徹底反省，乃至多位首相和政治人物頻頻參拜靖國神社，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持續毒化日本民衆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

其次，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經以「菊」（The Chrysanthemum）與「刀」（The Sword）來形容和描繪日本的民族文化，「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成就了日本這個蕞爾島國極具特色的雙重國民性，既崇尚武力，又凸出恥感。

長期浸淫在這種民族文化下，日本人養成了蠻橫、倔傲、好勇鬥狠，而又心存叛逆的集體心理，很容易走向極端，輕易訴諸武力，以爲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就像這次安倍晉三遇刺案，嫌犯山上徹也因其母親沉迷統一教會，讓其全家破產而心懷怨恨，安倍因與該教會關係密切，進而成爲嫌犯行兇的目標。如果不是長期在這種民族文化薰染下，山上徹也完全可以通過司法途徑，打民事官司來挽回經濟損失，而不必付諸於武力，用刺殺安倍這種極端手段來泄憤，既觸發了法律，又傷害了無辜，畢竟安倍沒有直接侵犯山上徹也的合法權益。

最後，武士是古代日本特有的產物，大約產生於8、9世紀，是日本封建社會生產關係和社會發展的結果。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幕府，例如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等，本質上都是武士政權，武士是其社會基礎，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武士以殺伐征戰爲職業，以馬革裹屍爲榮，盡忠服從爲志，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即武士道。日本思想家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乾脆把武士道概括爲「投身戰鬥，橫屍疆場，容易之至，匹夫可爲。當生則生，當死即死，方爲真勇」

（作者爲浙江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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