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強化國家主權 結果適得其反（劉志攻）

李登輝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不斷主張兩國論並強化國名的臺灣因素，反而導致兩岸外交戰加劇，更加削弱了我之國家主權地位。（達志影像）

2024年5月20日賴清德於總統就職演說提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臺灣皆爲國名」，並重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查此實乃一脈相承自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2002）、「中華民國是臺灣」、「中華民國（臺灣）」（2004），以及蔡英文提出的「中華民國臺灣」（2019）、「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2021），更可說濫觴於1999年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兩國論及其任內所成立、卸任後繼續由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主持的強化國家主權地位小組所作之研究。

1999年7月14日李登輝於接見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張戴佑時稱，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爲國與國、至少爲特殊國與國關係，而此則爲我方一年來研究的結果。張戴佑於迴應時直白指出，兩個政府不同於兩個國家，美方所指一箇中國乃適用於兩岸兩個政府。

在國史館庋藏的李登輝檔案中，1999年7月18日國際法院秘書處前法律部門主任（Principal Legal Secretary ）Hugh Thirlway就強化我主權地位問題接受時任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諮詢時稱，「只要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有任何殘餘的主權主張，臺灣就難以主張爲一個國家，因此我國可能需要修憲，將臺灣因素納入國名中，如中華民國（臺灣）。」

在一份「Talking Points on "Special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的文件中，指出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反映臺灣人民渴望建立「分離主權」（separate sovereignty）或至少「分離與獨立法律地位」（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legal status）。另在1999年8月19日一份題爲「中華民國因應APEC柯江會談備忘錄」的研析中，認爲自從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臺美中關係在「理論架構」上已初步取得平衡。

再從1999年8月9日李登輝接見美國聯邦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吉爾曼（Benjamin Gilman）一行的談話，可以看出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之目的，在向中共宣示我將以分離國家的身分，並以國與國的對等地位，來應對中共可能提出政治談判的要求。此舉自然無法爲中共所接受，從而導致李登輝終其任期兩岸會談無法恢復的結果。

至於「強化國家主權地位」的國際效應，自從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以來，在國際社會的認知與對兩岸交往的實踐，中國並未分裂爲兩個國家，而系在中國領土存在兩個政府：一爲法理政府，一爲事實政府，兩者的區別，在於外交承認的有無，此在國際法上，乃屬「政府承認」，而非「國家承認」。是以在現今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中，除11國與教廷承認我爲代表中國的法理政府外，其他182國則承認中共爲代表中國的法理政府，但其中99 國則與我國維持實質關係。另在國際外交的實踐上，兩岸自1949年隔海分治以來，各國在與兩岸的雙邊關係上，從未發生過「雙重承認（建交）」，而在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中，亦從未出現「雙重代表（會籍）」。可見「一箇中國，兩個政府」迄今仍爲世界各國與兩岸交往的認知與實踐。

由上可見，李登輝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不斷主張兩國論並強化國名的臺灣因素，除加深中共對民進黨政府謀獨的疑慮，導致兩岸對話中斷、臺海情勢緊張之外，此等原意或許旨在「強化國家主權地位」的言詞與行動，不但未改變國際社會長久以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認知與實踐，亦未因此實質拓展我之國際活動空間，反而導致兩岸外交戰加劇，我邦交國不斷流失的結果，更加削弱了我之國家主權地位。

（作者爲退休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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