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致詞說錯「1件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發聲明更正

臺北市長蔣萬安於二二八紀念活動致詞時提到，爲76年前臺北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發生的緝煙事件，最終導致全臺二二八事件，身爲臺北市長致歉。然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在晚間發出聲明，稱「天馬茶房緝煙事件」非主因。（楊亞璇攝）

臺北市長蔣萬安28日於二二八紀念活動致詞時提到，爲76年前臺北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發生的緝煙事件，最終導致全臺二二八事件，他身爲臺北市長致歉。然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在晚間發出聲明，稱要對蔣萬安的說法進行更正，因「天馬茶房緝煙事件並非爲引發二二八事件的主因。」

蔣萬安下午表示，他在文化局的協助之下，更深入地，閱讀了二二八的相關資料，走訪了二二八紀念館，參觀常設展與特展，會晤了受難者家屬，傾聽他們的心聲。李登輝前總統，曾經說過「仇恨與怨懟只會加深已有的傷痛，唯有愛心與寬容才能走出悲愴的陰影。」馬英九前總統也曾說過「針對二二八，政府雖然做了不少補償工作，但至親愛人消逝的刻骨銘心感受，不可能因此消失。」

蔣萬安強調，兩位前總統，他們都曾是臺北市長，他們深切感受到的臺北市民之痛，臺灣民衆之痛，何嘗不也是他身爲臺灣的一份子，臺北市民的一份子，臺北市長的接棒者，心中最大的哀痛呢！「身爲臺北市長，我深深爲76年前發生在臺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煙事件，進而導致全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致上誠摯的歉意。」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今晚也在臉書發聲明表示，對於蔣萬安的的致詞，「一定要更正一個觀念『天馬茶房緝煙事件並非爲引發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提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其原因相當錯綜複雜。首先是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臺專權獨斷的權力，再加上兼任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無怪乎當此體制頒佈後，許多臺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體制在臺灣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府高層廢除長官公署，恢復省府制度。

其次是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當時中國大陸人士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以及所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衆失業與飢餓的民生困苦之狀。第四是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由於部份來臺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再加上與臺灣民衆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表示，1947年2月27日下午，天馬茶房緝煙事件是人民積怨已久、引爆民怨反彈的導火線。天馬茶房緝煙事件在臺北爆發後，原本樸實無爭的臺灣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各種反抗行動或是衝突事件陸續不斷在全臺各地發生。觀察各地的衝突反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反抗行動多爲反對官署的腐敗，進而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有毆傷人員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另外也有許多因省籍的怨恨而引發的街頭流血事件衝突。在反抗行動與衝突爆發後，政府隨即展開一連串的鎮壓與整肅行動。高雄市由於當時駐軍兵力頗多，因此雖有民衆反抗行動，但未獲得官方正面迴應，反遭受強硬的軍事鎮壓，成爲二二八事件當中，最爲悲慘且血腥的受害地區。

此外，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還闡述，陳儀在1947年3月2日發出的「寅冬亥親電」，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電報蔣中正，請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迅速調素質優良之步兵來臺，陳儀電文提到「至少先派一團來臺，俾可肅清奸匪以紓鈞座南顧之憂」。而蔣介石在3日後的3月5日派兵手諭回覆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啓運，勿念。中正」。3月8日，蔣介石派兵的整編第廿一師抵臺在基隆登陸，陳儀隨即宣佈全臺戒嚴，各地自此進入恐怖捕殺時期。在全臺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所謂「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劃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衆在軍警鎮壓掃蕩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爲槍下亡魂。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強調，二二八事件不僅有2月27日天馬茶房緝煙事件，還有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開槍事件、3月6日高雄大屠殺、3月8日基隆大屠殺、3月11日八堵車站事件、3月嘉義車站前談判和平使槍殺......歷史的真相正等待我們認識、面對及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