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學校與女子教育思想啓蒙

傳記文學第735期《文學家林海音的新聞寫作》

「時代婦女介紹」在林海音的規劃下，自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止，將近一年的時間，共訪問了三十一位具有專業能力的婦女。

由於「時代婦女介紹」專欄所報導的女性，定位在要具備「時代的榜樣」，因此，採訪對象多爲擁有高學歷及經濟地位的新女性，有的是身兼家庭與事業的職業婦女，有的是單身經濟獨立的女性，整理資料後發現，她們具有以下特點：

一、擁有高學歷：大部分的女性都曾以自費或公費方式出國留學進修並取得碩士學位。

二、是各界中的佼佼者或具時代影響性的人物：例如新文化運動中最具影響的女作家冰心、第一位女雕塑家王靜、上海擔任培成女校（英國人創辦）第一位華人校長蒯叔平、中國第一位精神病學女性專家桂質良、協和醫院附設護士學校首屆唯一畢業生曾憲章等。

三、從事婦女或女權運動：吳竹修及吳卓生皆積極北平各個婦女團體；陶曾榖曾加入北平婦女各界救護慰勞聯合會，辦理國民傷兵醫院及難民救濟所；陶琦參與北平婦女會組織的「婦女救國十人團」。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開始大量地進入中國。來自美國的傳教士明恩溥曾說：「英語國家的人民所從事的傳教事業，所帶給他們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業和製造業，在文學、科學、哲學、藝術、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並在未來的世界裡將在一切生活的領域裡取回效益，其發展將比目前預估更爲遠大」。爲了達到傳教的終極目標「和平的征服世界」，西方傳教士發現建學校、辦教育是一種可以爲中國人所接受，且可以培養信徒及傳教助手的有效方法。當然，教會學校的出現，也直接推動了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革，影響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清廷門戶逐漸開放，隨着五口通商，外國教會勢力與日俱增，西方傳教士希望透過興辦女學，提升女子知識水平，以便向他們傳播福音。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社員愛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於一八四四年在寧波創辦中國第一所教會女子學校「愛德西女子學校」（Aldersey Girls’ School）。

教會女學創辦初期，中上階層家庭，對教會學校保持懷疑態度，教會只得以不收學費、供應食宿，吸引出身貧寒學生就讀。直到傳教士所攜帶或資助家境貧寒女子出國留學，返國取得斐然成績後，這才越來越多人願意到教會女學就讀，一八八○年後，名門爭相入學，甚至有學校因爲學生過多而拒絕收生。早期女學的具體教育內容貼近中國傳統婦德，課程也以女紅爲主。到了十九世紀末，隨着西方婦女權利提升，教會女學也比初期更重視女子獨立人格，如上海中西女塾，以「中西並重」爲教學方針，該校的必修課除英語、算學、聖道外，還有動物、植物、天文、化學等格致課程，選修課則有西洋音樂等課。隨着男女平等的教育趨勢，女子所學逐漸擺脫性別限制。

甲午戰爭的失敗，又掀起女子教育的另一波浪潮，維新派把戰敗原因歸咎於「女學不倡」，梁啓超發表了《論女學》，提出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女子得不到教育，他指出女子教育可以促使女子經濟獨立，而女子經濟獨立，則可使國家富足。此外，女學也能夠造就良妻、良母，甚至對胎兒進行胎教。在梁啓超看來，興女學能做到「保國、保種、保教」，認爲女子受教育後「上可相夫、下可教子」，呼籲應儘快推動女子教育。雖然當時興女學目的仍舊是保守的相夫教子的觀念，但已經無形提高女子教育在社會的重要性，更批判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爲往後高等、專門的女子教育奠定基礎。

女學雖然在知識分子倡導下，已逐漸被推廣開來，但能進入高等教育就讀的女性仍是鳳毛麟角，學歷是這批女性重要的社會階級象徵，也是增加婚配選擇的重要條件，中國一些上流階層家庭開始主動把女兒送到海外唸書或進入女校接受教育。「時代婦女介紹」所挑選的受訪者康同璧、許瑞珪等人，都是家境優渥，赴海外留學歸國後，在其相關領域嶄露頭角的女性。（四之三；更多精采內容請見傳記文學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