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成龍七十
成龍鬚發皆白出席某公開活動。
不久前，成龍出席某公開活動時的照片引發影迷無限唏噓，成龍鬚發皆白，和藹地笑着向大家揮手。很多影迷感慨，自己年輕時曾經熱愛的成龍大哥、在電影中飛檐走壁做出各種危險打鬥戲的功夫巨星，原來已經到了自己爺爺的年紀。成龍，迄今爲止也是好萊塢最被人熟識的華人巨星，他成爲了好萊塢認識華人電影和華人世界的一個窗口。今天，一直被人稱爲“大哥”的成龍迎來了自己70歲的生日。以下是《中國新聞週刊》2017年對成龍的報道。
成龍，跨過江湖和廟堂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溫天一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2日總第787期《中國新聞週刊》
穿着一身灰藍色的休閒運動衫，成龍走進來，一邊走一邊哼着歌，“國是我的國，家是我的家……”——那是近幾年來，在各種場合中，成龍最喜歡唱的歌，歌名就叫做《國家》，代替了早些年的《男兒當自強》或者《壯志在我胸》。
所有現場的工作人員都叫他大哥，這個與成龍的名字緊緊勾連的默認標籤，貼在他的身上，似乎比高級定製還合身。
他擁有好幾個名字。從陳港生到元樓，再到元龍、成龍，最後到成龍大哥。半個多世紀的光陰已經一晃而過。
祖籍山東，生於香港，在傳統戲班中接受教育，又在電影工業的時代潮汐中沉浮跌宕，他的人生因爲那些電影而被放大，天馬行空，快意恩仇；但也因爲電影而被縮小，人們常常把真正的他與銀幕上的那個人所混淆，甚至就連他自己也會迷惘。
他是中國人闖蕩好萊塢中看似最成功的一個，但他卻始終以一個最傳統的中國男人的姿態，站在時光的洪流中，接受任何時代的洗禮與考驗。
成龍的新片《鐵道飛虎》剛剛上映院線，他依舊在電影中滿足着我們平凡生活的英雄夢想。但這一次，他演了一個小人物，帶領着一羣更渺小的人在亂世中做出了一件大事情。
雖然最終他們的結局慘烈，但那依然是一部喜劇。
想做一個樸素而沉穩的中國男人
“你穿的是中國旗袍嗎？男人旗袍？”
在2016年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頒獎後臺，阿諾·施瓦辛格這樣問成龍，帶着一點戲謔的口吻。
“對不起，這不是旗袍，這是男士長衫，中國最高規格的傳統禮服。”成龍回答。
在得知自己是新一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之後，成龍爲自己的領獎禮服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第一時間確定了要穿中式衣服，因爲“全世界要看”，“我代表中國”。
最初設計師給他的長衫上配了一條金屬的鏈子，成龍掛上去之後覺得很不順眼，雖然他周圍的人都贊漂亮，“他們都說掛着好，但我說你再掛一個，叼個菸嘴，那不就是上海灘嗎？”成龍說。
最終他只穿了一襲黑色的絲絨長衫，寬寬的袖口挽上去，露出雪白的內襯。
他不想讓好萊塢看到一個一絲不苟穿着西式禮服的中國人，也不想變成一箇舊時代上海灘式的浮華大佬。
一個樸素而沉穩的中國男人，可以有點幽默，但不油滑，有擔當，這是成龍理想中的自己，並且覺得也應該是傳遞給西方世界的形象。
“真不敢相信我還站在這裡。真的像做夢一樣。很久以前，每一次和我老爸看奧斯卡頒獎，我老爸就問我：‘兒子，你在全世界拿了這麼多獎項，什麼時候拿個奧斯卡獎呢？’我看着他，哈哈哈笑了三聲，回答說：‘老爸，我做的是喜劇動作片。’”
在獲獎感言中，成龍這樣說，除了親人妻兒，他還感謝了他的出生地——香港，以及——國家。
聽起來，成龍的獲獎感言也充滿了他的那些電影的風格，帶着點雲淡風輕的狡黠，娓娓道來一個小人物從低微中走出的酸辛。
“五十六年的從影經歷，拍攝了超過兩百部電影，摔斷過很多骨頭。最後，我拿到了。”
成龍已經記不清他剛剛上映的新片《鐵道飛虎》究竟是他的第多少部電影，因爲這幾乎是個無法統計的數字。在電影世界中，他當過演員、導演、動作指導、製作人、監製以及編劇，有時候還會友情客串，從1960年代的香港黃梅調電影《秦香蓮》中的小東哥一路走到如今，執導他電影的導演從1917年出生的嚴俊一直到1970年出生的丁晟，但成龍彷彿一直都在那兒，始終在那兒。
成龍主演電影《尖峰時刻》的劇照。圖｜gaopin
改變的世界和不變的規矩
成龍從未避諱過他的出身。
他來自於江湖，一身武藝與所有人生之初所構建而成的最基本的價值觀，全部來源於小時候成長學藝的戲班。
那是北平伶人于占元在香港創辦的“中國戲劇研究學院”，名字聽上去還挺正規，但其實不過是舊式北平戲班模式“換湯不換藥”地遷移到了南中國這個遙遠的地域，再次落地生根。
“言明四方生理，任憑師傅代行，十年之內，所進銀錢俱歸師傅收用。倘有天災人禍，車驚馬炸，傷死病亡，投河覓井，各由天命。有私自逃學，頑劣不服，打死勿論，年滿謝師，但憑天良。空口無憑，立字爲據。”
他的父母簽了類似的協議，然後六歲的陳港生被留在了那裡。
彼時的香港娛樂業還沒有完全被電影產業所佔據，傳統戲曲裡的舞袖歌衫與忠孝節義依舊擁有着大量的擁躉，而大量渡海而來的人們也在梨園小天地中找到了棲息之地，他們中有人繼續沉溺在這裡，從西皮二黃中隱約聆聽着故國殘山剩水的一腔幽怨；有人則爲解決生計，授藝餬口。
入了戲班，被冠以“元樓”的藝名，後來大師兄“元龍”洪金寶出徒後，當時已身爲于占元義子的“元樓”，便頂了大師兄的名字，叫做“元龍”。這也是後來“成龍”名字的由來。
一個曾經大鬧學堂的頑劣小小少年，在這裡都被重新打碎並且再次組合。
早上5點起牀，吃早飯。訓練到中午12點吃午飯，然後繼續訓練到深夜才能休息。
每天六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元樓”與十幾個師兄弟們一起打地鋪，房間的地毯是深灰色的，多年未換過，早已經面目模糊看不出本來的顏色，因爲“大家吃飯睡覺起夜撒尿發噩夢都在那裡”。
這就是成龍從六歲到十七歲所擁有的全部世界，狹小，陰暗，充滿了灰撲撲的舊時代氣息，但他在那裡學到了規矩。
師兄弟們應該如何排位，吃飯的時候把菜由師父于占元處往下傳，大師兄再動筷，最小的孩子只能坐在長桌遠遠的另一頭，常常傳到他那裡只剩下一丁點殘羹冷炙。舞臺上也是如此，什麼樣的行當，穿什麼樣的衣服，從虎度門出場到舞臺中間亮相，每走幾步都是大有來頭，一不小心唱錯說錯，那便是荒腔走板，要捱打，下次牢牢記得再不能走樣。
但這規矩讓成龍覺得踏實且安全。
日後的他走出了這個由灰色圍牆包圍着的小世界，一頭扎進了紛繁複雜的現實中，並且歷經幾個時代風雨的淘洗，制定規矩並且嚴格執行，始終都是他用來庇護自己以及周圍人的“秘密武器。”
如今的成龍依然喜歡強調“規矩”這個詞彙，如果做一個統計，篩選出他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規矩”一定高居榜首。
“我要教我成家班懂規矩，到哪裡去，都要去遵守人家的規則。”成龍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說。
在成龍很多電影合作伙伴的印象中，他的“成家班”規矩之整齊，讓人印象頗爲深刻。
有一段時間，成龍甚至鼓勵大家穿同樣的衣服，上面用金絲線繡着“Jackie Chan”的首字母縮寫，如果大家買同樣的車子開，他再每個人獎勵五萬塊錢。後來成龍覺得這樣的整齊劃一有點過分，遂作罷，但很多細節規矩還是始終在成家班保留下來。比如在片場，劃定指定區域用於抽菸，不能越界；礦泉水瓶子上用水性筆寫上名字，喝得一滴不剩纔可以扔掉，並且還要將瓶子捏扁，再統一交給保潔阿姨；在外面吃飯剩下的一定會全部打包，然後把餐具擺放整齊按照順序壘好再離開。
“我恨你。我怕你。我也愛你，師父。有些事情會改變，而有些永遠不會改變。”曾經在一本自傳的結尾，成龍這樣寫道。
雖然很多年後，他自己也成了他口中的“師父”，用另外一套規矩來管理手下的小徒弟們；他也早已經離開了風雨飄搖的梨園行，在電影的世界裡走了很遠，但回望來時路，有些東西確實永遠都不會改變。
他很難被簡單地概括。他身上折射着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特質，這一切共同塑造了成龍。攝影｜《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甄宏戈
“我故意不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鐵道飛虎》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40年代初的山東平原。
一個山東的小村莊。
這樣的地理背景讓成龍覺得親切，他常常認爲自己是山東人，因爲父親的家族由那裡開始起源，並且喜歡在採訪中來幾句山東話。
“大哥”成龍的形象，看起來真的符合在大衆印象中傳統山東男人的形象，厚道、義氣，並且還帶有一點大男子主義。
年輕時，他最痛恨不平。
不到二十歲，剛出道，有一次成龍跟隨羅維導演到一家高級商場買東西，那時他是一個剛剛從戲曲世界裡走近花花人間的男孩，一點點閱歷也無，看起來倔頭倔腦又有點土氣。
羅維去挑選東西，成龍就坐在商場的櫃檯前面等。等得不耐煩了，忍不住好奇對售貨小姐說，我能看看這個嗎？“那個女孩子就冰冷着一張臉回答我，那個很貴的。”
他把這件小事始終記在心裡，然後發誓要在這個充滿勢利與冷眼的世界中獲得尊嚴。
因爲足夠的努力，可能還有一些運氣，不到幾年的時間內，成龍因爲《新精武門》一夜成名。
“原來我拿三千塊一個月，突然片酬變成了480萬，哇，你想想，那個時候的480萬是什麼概念，長安街上的房子都可以買一兩棟了吧。”成龍開玩笑地對《中國新聞週刊》 回憶。
他又帶了一幫小兄弟去了商場。
那個女孩子還在那裡做服務員。
“我就襯衫、褲子、皮鞋一件一件試，讓她把每件襯衫的扣子都一個個打開，擺好放在那裡等我試穿，最後我說，這個要，那個不要……她最開始沒聽懂我說什麼，隨後經理追出來，先生，不好意思，她沒聽懂，我說我講得已經足夠明白，怎麼沒聽懂？我就又回去，清清楚楚地告訴她，全部幫我跟新的一樣包好，送到我住的酒店去。”
後來的成龍很後悔，“做完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很討厭，而且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早忘掉我了。”
這個故事的前半段，看起來真的非常像是那種典型的成龍電影，有着單純、樸素並且明確的價值觀，一個草根出身的小人物，赤手空拳地打出一片天地，並最終靠實力來贏得真正的尊重。
“我是非常傳統的一個人，有時候我故意不去學一些新的東西，因爲學不會。”現在的成龍這樣說。
他用手機，但沒有安裝微信，在劇組的時候看到年輕人互相掃來掃去，他覺得自己完全像個局外人，只能站在一旁看着，覺得也蠻好玩。
他有點害怕智能手機上的各類軟件，因爲“那會讓人上癮”，他的手機只是用來打電話，偶爾看短信，“已經夠忙了，不希望再增加一些額外的信息來騷擾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他已經從熱衷於“屌絲逆襲”這類讓人覺得足夠揚眉吐氣故事的人，變成了一個老派的、甚至有點嘮叨的大家長。說起兒子房祖名，“你看他一回到家，永遠是一下兩下把鞋子踢飛，然後穿個白襪子走來走去，他不知道有多難洗。可是怎麼辦，你打他一耳光，他是可以去告你的。”
他也常常叮囑成家班，“做事要先反省自己，以責人之心先責己，以諒己之心先諒人，那你這樣子就會沒有脾氣。尤其今天我太有資格發脾氣，太有資格罵人了，但反而越是這樣我越不發脾氣，更不罵人，反而選擇去諒解人家、教導人家。”絮絮叨叨地，帶着一點千帆過盡的“老人家”口吻。
2015年4月23日，頒獎嘉賓成龍（右）和呂克·貝鬆在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多頒獎典禮現場擁抱。圖｜CFP
且進且退
《鐵道飛虎》是丁晟爲成龍執導的第三部電影。
他們最初的合作緣起於八年之前。
當時成龍正在爲頭腦中始終縈繞着的一個故事而煩惱不已，故事裡有一個壯志未酬的小將軍，和一個一心只想逃跑，去過自己太平小日子的大兵，他們偶然之間相遇，然後碰撞出了一些什麼。
將軍和大兵在成龍的腦海中打轉了很多年，但他卻始終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一些什麼，他把這個開頭也講給很多人聽，但大部分人都只是好奇地笑笑而過。
直到他遇到丁晟。
那時候的丁晟還在拍商業廣告謀生，因爲一個成龍代言的摩托品牌而與之相識。他聽到了這個故事，然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填充進了人物、細節與血肉，最後他將帶有詳細分鏡頭的劇本放到了成龍面前。
後來，就有了2010年出現在銀幕上的電影《大兵小將》。
它依舊是一個成龍式的動作喜劇片，但卻融入進了一些彷彿有點特別的東西。
在成龍以往的電影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一個戰無不勝的英雄，他可以嬉笑怒罵、戲謔人生，卻絕不會貪生怕死地猥瑣度日。但在《大兵小將》中，丁晟悄悄地改變了成龍，最終我們看到了一個淹沒在戰亂中的小人物，他也會在歲月和時代面前伏下身去，俯首稱臣，發現以往那些金戈鐵馬都是想象，唯有苟且活下來纔是真正的壯舉。
隨後在《警察故事2013》中，成龍看上去更加顛覆了他之前港片歲月中“警察故事”中固有的IP形象，他變成了一個內地公安，不再用那些絢爛而浪漫的動作讓觀衆在吃着爆米花、喝着可樂的時候大呼過癮，而是願意直麪人生慘淡的真相，他開始恐懼、擔憂、無奈，看起來，他真的不再像一個英雄，但卻彷彿悄悄多了很多人性。
“某種程度上，是他主動願意來做出這些改變。”丁晟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說。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轉型，我特別怕觀衆看膩，覺得成龍式的打法每次都一樣，所以我會去找不同的導演拍我，帶給觀衆不同的演法，展示不一樣的成龍。比如我當初找丁晟拍《大兵小將》，我就演了一個貪生怕死的小人物。我想挑戰悲劇，也想去演比較深刻的感情戲。”成龍則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解釋。
閒暇的時候，成龍喜歡看老電影，黑白的，不是香港人習慣的那些粵語長片，而是內地的“紅色經典”電影。
他看過《鐵道游擊隊》，那個莽莽蒼蒼的時代、如戲曲臉譜一般高度概括的人物以及民間那些樸素輕靈的智慧，都讓他覺得有趣並且着迷，並且那支“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的老歌，更加勾起了成龍某種類似鄉愁的東西，渺渺地，繚繞不去。
成龍與丁晟商量，要以《鐵道游擊隊》爲靈感，拍一部新片。
一羣生活在山東棗莊的小人物，在民族存亡之際企圖奮起反擊，他們不正規，沒文化，但卻一心只想“幹一件大事”。而最終，他們居然給做成了。
成龍在電影裡依然演這些小人物中的“大哥”。
他留起絡腮鬍子，穿上破棉襖，將所有機靈藏在心裡，看起來一副忍辱負重的樣子。
他不再負責在電影裡耍帥，耍帥的是王凱，當他騎着一匹馬緩緩出現的時候，電影院裡響起了最熱烈的一陣歡呼。
他也不再在戲裡談一些狡黠又壯烈的戀愛，劇中與成龍互有好感的角色由徐帆扮演，人物設置是一個擅長做煎餅的村婦，扮相樸素，一臉風塵。
這一次，成龍似乎在刻意向後退，按照導演丁晟對《中國新聞週刊》的解釋，這是他和成龍之間達成的共識，“《鐵道飛虎》是一個團隊戲，而不是讓它變成大哥的一枝獨秀，讓他感覺這是一個獨角戲，帶着一堆小弟一塊玩的電影。我希望觀衆最終感受到的是團隊的力量。”
但真正重要的動作場面，成龍依舊親自肉搏上陣完成，他在零下十八度的拍攝現場，站在火車頂上，被寒風與鼓風機一起吹，不敢穿太厚的衣服御寒，只能渾身貼滿暖寶寶，風沙吹進眼睛裡，想拿出眼藥水沖洗掉，然後發現眼藥水已經結滿了冰碴，凝固得不能再用。
“天特別冷時，你撞一下都很痛，趴在火車頂開槍，趴完以後感覺心口都結冰了，好像膀胱的尿也都是結冰的，抓槍管時手都凍得麻掉了，根本沒有知覺。”成龍笑着回憶拍攝時的場景。
但在劇組所有人的印象中，他依舊是負責讓大家定心並且高興起來的大家長，“他（成龍）是一個很敏銳的人，如果發現現場大家情緒比較低沉，會馬上想辦法開個玩笑，比如說大家乾脆拍一個花絮怎麼樣，或者故意做一點失誤逗大家開心。”丁晟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說。
在丁晟的上一部電影《解救吾先生》中，有一場被綁架者吾先生（劉德華飾演）與綁匪華子（王千源飾演）之間的對手戲。壓抑逼仄的空間內，如豺狗一般陰鷙的華子，指着牆上的一幅掛曆對瑟瑟發抖的吾先生說，“我又沒有大哥在背後撐腰。”鏡頭搖上去，是成龍的一張劇照。
而在《鐵道飛虎》的結尾，劉德華則以“彩蛋”的形式出現，他告訴在博物館中發現“飛虎隊”標記的小男孩，那個故事是歷史，也可能是夢境。
成龍與劉德華，兩個走過港片無數風雲歲月的人，就這樣在丁晟導演的兩部電影裡，一前一後地互相調侃了一下，他們彷彿是繞了一個輪迴，然後風輕雲淡地提醒我們，時代已經過去，不要留戀在過去的故事裡，而新的故事依舊在不斷地發生，不斷地向前滾動。
走下奧斯卡的領獎臺，有一件往事在成龍的心裡一閃而過。
那時他已經在華語世界成名，但卻還沒有真正用英文演過電影，在大部分外國人的眼中，他還是一個繼李小龍之後，會武功的中國人。
經紀人替他接了一家外國媒體的採訪，彼時是很難得的機會，成龍乘飛機，輾轉六個小時來到演播室，他被要求上臺現場打個拳。
成龍沒有完全聽懂那句英文，只是大致理解了意思，然後他請經紀人跟對方說請把舞臺上的臺子搬走，他就可以打拳，但對方盯着他看了一會就走了，彷彿不理解這個要求的含義。
隨後採訪不了了之。
聽說不用訪問了，成龍的第一反應是很開心，因爲他實在怕講英文，但隨後，便覺得屈辱，“我前後飛了十二個小時，就因爲我不講一句英文就把我趕回來，很生氣。”
而如今站在奧斯卡舞臺上的成龍，在答謝致辭的時候，他的英文依舊不夠標準，有着各種微小的時態錯誤，但似乎沒有人在乎。
大部分時候，成龍會把這樣的變化歸結到自己與國家的強大上。
上世紀50年代，他的父母從內地來到香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法國領事館家做廚師和幫傭，“這在那個年代的難民裡已經算是非常幸運。儘管爸媽的經濟條件窘迫，但是我一出生就是在維多利亞山頂的富人區公館裡，只不過別人的家在前面，氣派而寬敞，而我家隱藏在後面，狹窄而簡陋。”“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領事一家對我們也很好，但我們從一開始就身處兩個世界。”後來的成龍這樣回憶道。
似乎在不懂事的時候起，他就已經在目睹着“兩個世界”的世態炎涼。
他的父母經歷了兩個時代的風雨變革，而作爲一個生來就是異鄉異客的孩子，成龍可能比一些土生土長的小市民，更能夠理解“家國”的含義。在他看來，那可能意味着在島嶼之外，更加廣袤的一片土地，發生過戰亂，歷經過苦難，然而，卻始終存在着。
他的最高學歷是小學一年級，所有的文化知識都來自於古老戲文上的故事，那些如今看起來偏執且落伍的關於守節、諾言與打了天下衣錦還鄉的傳說。可能至今，他仍然還在篤信那一切。
不論在電影內外，成龍所表現出的價值觀始終都是單一且樸素的：每一滴血和汗都不會白流，他靠它們去獲得尊嚴；每一件國寶都應該在經歷曲折離奇的冒險後迴歸於自己的國家；戰爭過後，規矩被重新制定，一切都在生機勃勃中走向未來。
這是成龍在電影中構建出的世界，他說過，那是他的理想烏托邦。
在電影人之外，成龍還擁有一個歌者的身份。
最初他的歌大部分擁有着統一的風格與名字，《醉拳》《男兒當自強》《給我一片天》《壯志在我胸》……就像他的那些電影形象一樣，吟詠並且歌頌着英雄的壯烈與豪情，並隱隱流露出一點柔情。
但在2009年之後，成龍的代表曲目由一支名叫《國家》的主旋律歌曲所取代，幾乎在任何重要場合，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的慶典上，他都會唱起這支歌。
“很好聽，旋律和詞都很好。‘一玉口中國，一瓦頂成家，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的家。’你看，這國、家、家、國連起來，多厲害。”在很多面對媒體的場合，成龍都曾經這樣解讀過。
按照傳統中國“花甲”的語境，他已經不再年輕。
很久之前，成龍就一直在想着退休的問題，但一部接一部地拍下來，退休問題反而在被不停地被擱淺。
面對媒體採訪的時候，成龍喜歡活靈活現地講述着這些年來他所經歷的故事，但與講故事相比，他更羨慕像李小龍那樣，能夠講出很深邃、充滿哲學意味的話，比如“因爲水是無形的，所以你不能抓住它，可能用拳擊中它，更不可能傷害它”。
作爲第一位揚名世界的華裔功夫明星，李小龍將生命永遠定格在青春年華的33歲。
而成龍依然在電影裡真刀真槍地開打。
在一個採訪活動結束後，成龍離開，他伸手去拉門，但那道門似乎很重，最終他把門把手生生硬拉下來，才知道，原來應該去推。但不經意間流露出的身手功夫，依然讓人覺得驚訝。
“我的人生似乎永遠是熱鬧的，在銀幕上，亮相，出場，打，不要命；在生活裡，成家班，江湖，兄弟，來來來，喝一杯，全天下都是朋友。”
“我都快忘了一個人是怎麼樣子，或者我到底是什麼樣子。”
在他近兩年出的一本自傳裡，成龍這樣形容自己的一生。
那本書的名字，被他命名爲《還沒長大就老了》。
但隨之他又補充一句，在給記錄者不停地講述中，他停下來，慢慢地想，“哦，原來這是我。”
面對採訪也是一樣，他講着那些遠遠近近的故事，回憶着那些不同時代的人們，然後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遠。
記者：溫天一
編輯：楊時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