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故宮！！”
大英博物館又出事了。
2000餘件文物被盜，院長還決定引咎辭職。
場面搞得挺自責的，但中國人看了內心毫無波動，甚至有點想笑。
如果說以前，還有人拿“文物放在外國也挺好，放在我們這反倒會被毀”的說辭洗白英國。
那麼現在看來，這一觀點不攻而破。
我們文物被毀只是在禍亂時期，但如今英國如此如此太平，文物放在博物館竟然還會被偷，實在可笑。
更何況，即便是禍亂時期，我們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保護文物的故事。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抗戰時期，國人爲保故宮文物不被日寇劫毀，輾轉守護的民族文化救亡行動。
百萬件文物珍品從北京出發，時延十數年，地迤萬餘里，遭遇各種苦辛艱難，最終竟無一損毀。
這背後種種辛苦與付出，絕非大洋彼岸卑怯的，坐享其成的盜獵者所能做到的。
1933年1月31日，山海關失守，日軍鯨吞東北後開始覬覦華北。
身在北京的有識之士已然感到危機，1860年圓明園的那場大火，讓他們不由得開始思慮故宮的文物。
於是，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館長的馬衡提議，把文物遷到上海去。
但如今我們看來當機立斷，刻不容緩的操作，在當時卻引發了滿堂輿論，甚至反對的聲勢更大。
有以魯迅觀點爲主的，大戰將至，政府首先應該更重視百姓性命安危，而非文物南遷。
爲此，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諷刺詩：“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而還有一些人則認爲文物一旦出了宮，就可能面臨着“不可複合”的命運，那麼北京這座文化古城也就名存實亡了。
時任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長嚴智怡給中央政府上書道：“北平文化精神寄予古物，一旦遷移，則故宮建築，軀殼僅存，不惟喪失文化中心資格，不久且將淪爲蕪城……”
甚至還有北伐大將李左翔和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兩位極端分子。
一個在商討大會上大喊：“我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五百架用於抗日。”
另一個則直接發起了“北平民衆保護古物協會”，鼓動一大羣民衆把故宮城門堵住，在太和門前呼籲“誓與國寶共存亡”，還給支持和參與南遷的人員打騷擾電話，寄恐嚇信。
當然，南遷計劃最終還是通過了。
可縱使在和平年代，運輸如此大量的物件也絕非易事。
更何況，這些還都是文物，任何一件都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價值。
可日軍豹伺之下，只能盡力而爲。
第一步當然是整理。
由專家、行政人員和領導組成5～6人小組，按照青銅、瓷器、書畫、玉器等門類分別整理，每一件文物都進行了重新清點、覈對、編號、造冊。
比如“天”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地”字打頭來自坤寧宮。
最終整理出了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包括《清明上河圖》、《溪山行旅圖》、《萬壑松風圖》、《四庫全書》、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等。
而除了故宮博物館，頤和園、國子監、北平古物陳列所等單位也將自己的文物一起託付給南遷隊伍。
然後就是打包。
爲保運輸途中文物的安全，故宮專門定製了一批長三尺，高寬各一尺半的厚實木箱。
針對不同的文物，也以“穩準隔緊”爲核心，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裝箱方式。
比如瓷類，就用景德鎮的傳統裝瓷方法，“一個瓷盤會被五六個疊放捆綁，先以棉花裹住外側，再用紙包起來，最後用繩子綁緊，才能裝進長1尺、寬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製木箱裡。”
書畫等紙質文物，則收購了大量的油紙用來包裹，以免被雨水浸溼。
而最令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印象深刻的文物打包，則是來自國子監的10個石鼓。
這10個石鼓上記述了秦始皇統一前的歷史，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乃篆書之祖，唐宋明清，學者君王都曾垂青於它，康有爲更是稱它爲“中華第一古物”。
這樣的國寶，若因裝運不善導致石皮脫落，勢必成爲千古罪人。
“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溼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
“由於不放心，1.3萬多箱文物，幾乎都是由故宮裡的文物專家、老職工，包括當時的領導親自動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嚴密。”
並且爲了防止中途有人偷竊，故宮人還做了提前預防。
每件文物放進箱子後，都會將品名、年代、尺寸、顏色、花紋寫在文物單上，然後一同封在箱裡。
而另一份原始單子則要裝訂成冊，印刷出好幾份，分送給政府文物主管部門用於之後對帳。
因此，只是打包，就花了半年。
終於，2月7號，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文物從神武門廣場起運，至5月15日，一共運走了5批文物。
文獻學專家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描述道，“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髮”。
在政府的照看下，這批文物平安到達上海，先是存放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然後又於1936年運至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中。
果如故宮人所料，北平淪陷後，日軍數次強闖故宮，掠奪了銅器149件，破壞了太廟圖書館大批圖書文獻，還劫走了文獻館的張鼓峰輿圖。
但就在他們內心慶幸文物安全時，沒想到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役爆發，日軍轟炸上海，南京朝不保夕。
這也意味着，文物將再次遷徙。
而這一遷，就是10年。
按照戰時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則，故宮人將這些文物分成了3批，開始運往四川。
而這次，他們不僅帶上了故宮文物，還有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責任更加重大。
1937年12月9日，大雨伴隨着炮火，故宮博物院副館長馬衡倉皇之間將最後一批文物裝上英國輪船“黃浦號”，駛離浦口碼頭。
四天後，日軍撞開了古老的南京城門，不僅開始了長達四十多天的大屠殺，還瘋狂搶奪這座古都所有名貴的文物和珍寶。
遠走的文物，其中9331箱文物走“中路”，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最終藏在樂山安谷鎮7年。
在文物放置樂山期間，當地的村民、僧人、道士將宗祠、廟宇無條件讓給押送人員放置文物，並陪着故宮人日夜守護。
爲表感謝，馬衡在告別時特意帶去了6塊親手書寫的“功侔魯壁”木匾，分別贈予當時爲文物提供庇護的6座祠堂。
至今，樂山安谷故宮南遷史料陳列館裡還保留着一塊。
80大箱文物走南線，先經船運至漢口，再乘火車到長沙，經貴陽後密藏貴州安順華嚴洞6年，1944年12月獨山陷落當天再遷四川巴縣；
這批文物最爲珍貴，不僅有無價的甲骨文、青銅器、碑拓，還有一大批價值連城的名家字畫。
到達長沙後，它們先是被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嶽麓書院。
但已升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猜到，日本一直想斷絕中國文脈，那他們到了長沙一定不會放過嶽麓書院，於是，他便帶人開始在嶽麓山中鑿洞，想把文物藏在山裡。
不出所料，山洞鑿好的當天，馬衡就收到日軍即將轟炸長沙的密電。
而就在他整理完文物，裝車駛離長沙之後，日軍炸彈就將嶽麓書院御書樓、半學齋、靜一齋等處全部夷爲平地。
這樣的驚險場景，在“北路”更爲常見。
當裝滿文物的列車剛到鄭州站準備換乘時，日機突然到來，炸彈羣落，若不是司機腳快，恐怕文物也將成爲一片火海。
而這批“北路”文物一共有7287箱文物，是走鐵路經寶雞、漢中、南鄭、成都，最終在四川峨眉山密藏7年。
因爲沿途日軍的窮追不捨，這批故宮人只能一頭扎進了秦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頓險境。
荒山野嶺，山路塌方，他們一邊徒手挖雪搬石，一邊艱難推動汽車。
大雪封路，斷水斷炊，他們靠煮雪取水和野菜野果填飽肚子。
好容易到了峨眉，又在1943年6月8日遭遇了一場火災。
還是當地百姓和駐守士兵一起動手，拆除了自家房屋，在庫房周圍拆出一片“隔離帶”，才讓文物躲過了這場大火。
火災外，還有水患。
南方不比北地，潮溼難耐，幾年下來，器具能忍，但那些書畫、綢布如何使得。
於是，爲了防止文物黴變，以及避開白蟻、臭蟲、老鼠的啃咬，每到天氣晴好、相對平安時，他們就要把文物拿出來晾曬。
但每一次晾曬都要在衆目睽睽下進行，場院外圍還要有法院、軍隊、政府的代表到場簽字監視。
可即便在這樣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故宮人也沒放棄過學術研究。
北路文物被安置在峨眉縣武廟，其中還包括那10件存放在武廟西配殿庫房的石鼓。
故宮博物院文物專家那志良爲了研究石鼓，就在西配殿的庫房隔出一個小房間作爲自己的宿舍。
守護的日子裡，他寫出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石鼓通考》。
從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遷，到1947年後文物到達南京，14年來，故宮的先輩不斷經受着日機轟炸、土匪攔截，遭遇着險峻激流、火災水患，還要面臨疾病侵襲、生活困苦。
但最終，他們守護的百萬件文物竟無一損毀，這不僅需要氣吞山河的勇氣，還有利析秋毫的細緻。
因此，才能創造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史上的奇蹟。
事實上，在我國曆史上，這樣生逢亂世，人如飄蓬，卻以孤弦之力守護文物的故事還有很多。
曾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的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便是其中一位。
1956年7月，文化部長沈雁冰向張伯駒頒發20萬元，獎勵他將所藏《平復帖》、《遊春圖》、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級珍品給捐贈國家。
但張伯駒卻分文不取，只收下了文化部發的一張褒獎狀。
可當時所有人都知道，張伯駒爲了收集這些珍品，付出的絕不低於20萬。
1946年，北平古玩界傳出消息，古董商馬霽川準備將展子虔的《遊春圖》通過滬商賣給外國人。
張伯駒聽聞後急忙找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說不能讓傳世名畫落入洋人之手，希望故宮出面購買。
可馬霽川開口就是800兩黃金，如此天價，故宮也沒那麼多經費。
張伯駒怒了，罵道：“此卷有關中華民族的歷史，萬萬不能出境。如果有誰爲了多賺金子，把它轉手洋人，誰就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我張某決不會輕饒了他！”
馬霽川見勢不好，改爲了220兩黃金。
但故宮還是無法，於是張伯駒一狠心，賣了自己在弓弦衚衕，原屬大太監李蓮英的宅子。
而同樣爲了不讓其落入洋人手裡，費盡心思買到的文物，還有被譽爲“中華第一帖”的《平復帖》。
這幅字帖的原主是道光帝的曾孫溥儒，因爲他有過將《照夜白圖》賣於他人，後流於海外的先例，所以聽到他又想轉賣《平復帖》時，張伯駒立馬坐不住了。
他先是委託琉璃廠一家老闆向溥儒問價，結果得知要20萬元，實在難籌，只能放棄。
而到了1937年，又偶然聽聞溥儒的母親去世，急需錢財爲母發喪，於是經友人傅增湘斡旋，最終以4萬元購得。
後來，張伯駒還在一篇文章裡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宿願，亦吾生之一大事”。
1941年，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綁架案，被綁者正是張伯駒。
而綁架他的，則是汪僞特工總部的“76號”特務組織，他們向張伯駒妻子潘素提出300萬的勒索費。
但張家的錢大部分都買了字畫，要錢，只能再拿去變賣。
可等潘素後來設法見到張伯駒，張伯駒卻告訴她，家裡那些字畫絕不能動。
“父親說，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緊，這個字畫要留下來，他說不要以爲賣掉字畫換錢來贖我，這樣的話我不出去。”
如此僵持了七個多月，看到張伯駒寧可被撕票，也不肯變賣一件藏品後，綁匪還是妥協了。
300萬降到了40萬，張伯駒最終被贖出。
可以說，張伯駒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80年夏，張伯駒與人同遊頤和園，河南一位領導詢問張伯駒：“當今很多名人都在考慮建博物館、灌唱片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世，你有沒有考慮？”
張伯駒回答：“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裡，不用操心了”。
哪怕將文物看得比命還重要，張伯駒最終還是將它們獻給了國家。
而除了張伯駒，還有從被砸碎的瓷片裡搶救出了青花鳳首扁壺的黃秀純、保護琉璃河遺址不被推土機推平的鄒衡先生以及，搶救性發掘快被拆光的史思明墓的趙福生……
是他們，在華夏漫長的歷史中，在國家遭遇戰亂，在百姓遭遇災禍時，始終以一己之力誓死守護着我們民族連綿不絕的文脈。
他們，纔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魂。
而這種精神，那些卑劣盜獵者永遠不會懂得。
1939年夏，故宮南遷文物緊急從重慶向樂山轉移， 年僅32歲的故宮職員朱學侃在佈置船艙，夜黑船暗，朱學侃一腳踏空，墜亡艙底。
六年後，華北日軍投降儀式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
次年2月15日，故宮交接大會召開，北歸英雄和留守職工齊聚中和殿，一起唱響了《故宮守護隊隊歌》：
“巍巍故宮，竦峙蒼穹。
雕樑畫棟，巧及人工。
文華武英，太和乾清。
體象天地，寔麗且宏。
誰其守之，惟吾隊士；
誰其護之，惟吾隊士！”
不知此時，身亡他鄉的朱學侃能否聽到這來自故土的歌聲。
而歌詞中的“惟吾隊士”，正是對朱學侃、張伯駒等每一位身雖匹夫，心懷家國的民族精魂，最高的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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