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首領戴笠早知張學良軍心不穩

西安事變主角蔣中正（右）、張學良（左）及楊虎城（中）在事變發生前合影。（本報資料照片）

傳記文學第739期《戴笠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八年抗戰的序幕，亦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關於事變期間各位要角如蔣中正、張學良、楊虎城、宋美齡、宋子文乃至蔣鼎文等人的活動，歷史學者研究已多，惟戴笠雖曾親往西安參與斡旋，尚無專文論述其事。

現在有關戴笠與西安事變的記載，基本集中在各個版本的戴笠傳記以及研究軍統或西安事變的專書中，但均側重於戴笠赴難西安之經過，而對戴笠與張學良及東北人士的淵源、戴笠對蔣中正蒙難應負的責任、對事變的處置辦法、解決態度以及所發揮的作用等問題尚多闕漏，議論亦欠深入。又戴笠在事變期間留有遺言，一般史書譽爲忠肝義膽、冒險犯難之舉動，惟亦有個別人士斥爲矯揉造作、沽名掩世之表現，馴致讀者是非莫辨，無所適從，使民國史平添一樁懸案。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蔣中正以黃埔軍校出身之青年將校爲主體，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四月，戴笠出任力行社特務處處長，開始在蔣中正直接領導下，負責特務工作。其時張學良開府北平，爲華北最高軍政長官，戴笠及特務處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針對包括張學良在內的地方實力派進行情報調查。

二十二年三月中旬長城抗戰期間，戴笠與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奉蔣中正之命赴北平活動，直至五月上旬始離平南返。當時戰局緊張，故都北平成爲軍政重心，冠蓋雲集，熱鬧非常，戴笠在此廣泛交遊，結識了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之子吳泰勳，覆在吳泰勳義務幫助下，接觸到黎天才、關吉玉、王卓然、王以哲等東北上層人士，因而獲取不少有關東北軍人事、經濟、宣傳、憲兵等方面的內幕情報。

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的數年間，戴笠與張學良及東北上層人士都有廣泛深入的接觸，對張手下的特務頭目黎天才則既有運用又有鬥爭。戴笠對東北軍內部的認識瞭解，迥非力行社其他成員可比，這便能夠解釋，爲什麼西安事變爆發後他會成爲黃埔將校中被張學良邀往談判的首要人選。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國民政府特任張學良爲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設總司令部於西安，擔任剿共任務。然而張學良對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無法深刻體會，視剿共爲非必要之舉，而東北軍亦多思鄉心切，無心作戰，迨與紅軍交手，即連遭敗績，遂由此產生畏敵避戰之心理，對剿共前途發生動搖。與此同時，中共積極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展開統戰工作，自二十五年春以後取得相當成效，逐步建立了東北軍、十七路軍及紅軍三方面合作反蔣的局面，終於釀成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爆發。

除了原始檔案的記載，南京、西安兩方的衆多當事人亦在多年以後對中央特務人員偵悉東北軍、十七路軍準備聯共抗日乃至密謀變亂等種種情形有所說明。

力行社幹部、西北剿匪總部政訓處處長曾擴情稱，他於兩廣事變期間查知張學良與東北軍剿共思想動搖後，曾以書面詳報蔣中正，並親送至廣州請蔣核閱，「不料他（蔣）閱後，竟在報告封面上批：『胡說，交張副司令閱』幾個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爲他真不相信我的報告內容的真實性。其實他對於上述種種情況早已從特務江雄風（西北剿總調查科長）等的報告中盡知其詳，而心中有數了。此不過裝模作樣，以哄騙張學良對他不防備，便於採取斷然措施而已。」

東北軍元老、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回憶：「蔣介石從特務的情報中，得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之間的矛盾逐步消失，並和紅軍秘密往來密切。」

東北軍元老、四十九軍軍長劉多荃回憶，當事變前幾天──十二月八日，他和王以哲晉謁蔣中正，聽到蔣中正很氣憤的對王以哲說：「你軍部的電臺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爲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的這些舉動。」

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孫達生回憶：「國民黨特務分子對東北軍及地下黨同志們的活動，是掌握了相當材料，隨時密報南京，這主要是軍統系統的任務。」（三之一，全文請見《傳記文學》2023年十二月73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