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的彼岸 理想的導生關係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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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鑫宇 王鐘的
對研究生來說，導師是學習科研中一言九鼎的“老闆”，還是生活上關懷備至的長輩、朋友？導師與學生如何“互相成就”？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研究生培養質量，更關係到健康的科研創新環境。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研究生招生人數爲64.5萬人，2023年達到130.2萬人，9年漲幅超過一倍，這意味着不少導師要比過去帶更多的研究生，也給導生關係帶來新的變化。
受訪者：
董晨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王昆（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師文（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問：目前，導師與研究生相處存在哪些問題？具體以怎樣的形式表現？
董晨宇：在導師的自身定位中，有人覺得自己是“師父”，也有人覺得自己是“老闆”；在學生的預期中，有人希望跟着導師讀書、進入學界，也有人希望利用導師的資源在職場取得更好的發展。不同的定位、目標和思維，會導致導師和學生溝通錯位。當前，我們並沒有一把統一的尺子來丈量什麼是適當的師生關係，學生和導師的配對，有時就像“抽獎”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導師和學生便可能對彼此感到失望。
王昆：導師與研究生相處不甚融洽，表現在信任和認知的失調，這既包括學生對導師的培養能力產生懷疑，也體現在導師對學生綜合能力感到失望。在此基礎上，導師對學生、學生對導師的預期和實際也存在落差，面對自我預期未達成的現狀，學生也會產生挫敗感。
師文：大部分情況下，導師和學生的關係都不存在絕對的是非好壞，而是彼此適合與否的問題。我發現很多學生在選導師時，對導師的想象還是停留在簡單的教與學的關係上，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成長需求，以及什麼樣的導師能夠滿足這些需求。要讓導師和學生的適配性變得更好，雙方需要主動調試和管理其交流模式，高校匹配師生需求的能力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問：導師與研究生關係走向極端，可能由哪些因素導致，又能如何加以防範？
董晨宇：在導師與學生溝通錯位時，導師往往擁有更大的權力。假如這種權力不受控制，導師又不能自制，可能就會導致一些極端的悲劇。如果我們僅靠教師的私德去約束其行爲，而沒有制度化的監督，一定會出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爲學生建立反饋機制，如果導師的行爲讓學生感到不適，他們應該有一個安全的渠道向上投訴。整個流程走下來，應當做到不影響學生畢業，也不使他們感到危險。
王昆：多數導師都希望學生能夠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盡其所能進行探索，學生往往將就業擇業作爲優先考量。科學研究本身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學業負擔和同輩競爭，“學術發包制”和“末位淘汰制”，以及學術發表生態的內卷和惡化，使得追求學術的過程變得更加不可控。當我們剖析研究生師生關係“異化”案例時，能發現內外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師生雙方都是“受害者”。
師文：我的學術經歷既有文科背景，也有理科背景。有一種現象在理科領域可能更常見，那就是學生需要依附於導師的項目、資金、設備等，以至於導師在學生的開題、畢業等方面都有絕對的生殺大權。導師的權力因素在文科和理科教育中都存在，只是理工科更明顯一些。對此，高校可以採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比如確保換導師機制暢通，讓院內的學術委員會給力一些，都能幫助避免極端情況出現。
問：從導師身份出發，在指導研究生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好怎樣的關係？您對自己的學生有怎樣的期待？
師文：導師和學生之間，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關係。我在面試學生時，基本不太問學術知識，畢竟大家都通過了考覈。我更願意去了解他們對於讀研和未來的期待。如果雙方不匹配，我可以坦誠地告訴學生；如果大致匹配，只有一些細節需要調整，我們也可以在之後的相處中更好地“雙向奔赴”。作爲年輕教師，我正處在一個非常希望能做出成績的階段，也有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實現學生的要求。我接受學生的多元化選擇，願意給他們提供資源，對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上進。這種上進可以是傳統價值體系內的，也可以是更加標新立異的，但總而言之，我希望學生有追求，不要“躺平”“擺爛”。
王昆：一是自我能力的鍛造，包括職業操守、學術水平、溝通技巧、共情能力、經費保障等；二是自我預期的調整，不能只顧培養“衣鉢傳人”，忽視學生成才的多樣性；三是平衡好短、中、長期的培養計劃，根據輕重緩急，協調學生的科研和求職擇業；四是對學生坦誠相待、傾囊相授，多與其他教師交流，第一時間瞭解學生情況；五是學會總結、學會自省，當自我能力無法滿足研究生導師的各項要求時，應該主動提出暫緩、暫停招收研究生的申請。我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在順利畢業的前提下，既有好的出路，也有面對未知挑戰的勇氣和能力。
董晨宇：首先，我會充分尊重學生的研究興趣。只要是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學生選擇任何研究方向，我都會全力指導，幫他們避開可能存在的“坑”，這也能使我和學生相處更加融洽。同時，我非常希望能多跟學生見面，及時瞭解他們在自己方向上的工作進度。不過在現實中，出於工作、家庭等客觀原因，這一點其實很難一直堅持下來。我對學生的期待比較“佛系”，他們能實現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期待，就是心理健康，我這幾年對學生說得最多的話是“你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問：在碩士擴招、教師任務繁重、就業形勢變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高校如何保證研究生的培養質量？
王昆：首先是守住培養底線，加大對學位論文開題、預答辯、外審和正式答辯等多個環節的約束力度，堅決杜絕學術不端問題，不折不扣地完成“規定動作”。其次是與學生充分溝通個人規劃，同時根據他們的實際能力特長，制定不同的學習計劃和科研要求。再次是明確階段性交流、彙報和檢查的時間節點，在適當的節奏中，督促、協助研究生推進各項工作。
董晨宇：我所在的高校院系並沒有明顯擴招。如果要在擴招同時保證培養質量，其實是個“既要又要”的問題，客觀上可能只能有所取捨。關於教師的工作壓力，一名教師要處理的事務非常多，帶碩士、帶博士，還有自己的研究抱負，能夠分給一個學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對學生而言，導師在他的求學生活中佔了很大一塊比例。在這個問題上，教師必須把握好平衡。
師文：以上學期爲例，我每週預留一個晚上的時間給學生，單週做一些集體的知識講解，雙週每人半小時，跟他們討論更個性化的科研問題。不過，這種精細化指導是建立在師生比良好的情況下，如果研究生數量過多，比如一年帶六七個學生，3年同期在校生至少有18位，必然會影響這種模式的現實性。
問：對研究生畢業後選擇學術還是選擇從事實際業務，您是否有偏向？您更注重培養學生哪方面的能力？
師文：我對學生沒有特定要求，但我自己的指導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我從學校畢業後，沒有職場實踐的經驗，就開始教學了，所以我對實務課程一直持有一種敬畏的態度。如果我的學生之後想做學術，我有很多經驗可以傳授給他，如果他想做實務，我可能只能鼓勵他多跟更瞭解實務的老師交流，或者去實習。但我對這兩類學生能力培養的重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探索力和生命力。舉一個簡單例子，有些學生，你教給他“一”，他就只知道“一”，但那些更有探索力和生命力的學生，會自然地去學“二三四五六”，發展出更大的能力。這一方面和學生本身的性格特質有關，另一方面，我也會在價值觀層面去引導他們。
董晨宇：如果我的學生選擇讀博，我會讓他三思，確認自己有沒有明白讀博意味着什麼。以世俗的標準，讀博的性價比並不算高。這不是“勸退”學生，而是希望他們充分了解讀博的意義。在培養學生時，我最重視創造性思維。我一直跟學生說，在做研究時候不要太“乖”，要鋒利一點。我們的義務教育包括本科教育，總是鼓勵“聽話”的孩子，但社科研究常常沒有絕對的對錯，我們更多是去探索一個問題的不同切面和可能性。即使進入職場，創造性思維也會幫年輕人處理很多事情，讓他們變得不一樣。
王昆：我沒有偏向，或者說，略微偏向於引導學生未來從事實際業務。知識往往在書外，智慧常常在民間，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成果更需要在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在學生能力培養方面，我主要側重於培養學生的分析認知能力、思維邏輯能力、表達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希望培養出優秀的“社會人”，而不僅是“學術人”。
問：導師與研究生應該如何相處？可否舉例說明導師與研究生關係的理想圖景？
王昆：導師與學生首先是師生，其次是朋友，理想的關係是亦師亦友、教學相長、互通有無、各自安好。我指導過的研究生們，無論是深造攻讀博士學位，還是進入社會參加工作，他們都會不定期和我交流在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各類難題和困惑。每年各種假期之時，我也會把所有在讀和已畢業的學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釋放壓力。相聚是緣分，師生關係的建立更是一種幸運的相遇，需要彼此體諒，在包容中追求個人的自由，在錘鍊中實現境界的提升。
董晨宇：理想的導生關係首先必須建立在研究生教育培養方案的基礎上，不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比如如果有學生就想創業、不想上課了，那肯定不行。但在這個基礎上，導師應當充分尊重學生的發展意願，儘可能通過自己的能力幫助學生。我讀博時，我的研究方向和導師完全不同，但我的導師從來沒有逼我去做他的東西，而是認真負責地幫助我實現我的目標。他在生活中非常和善，但對我的學術問題也會很不客氣地指出來。這種言傳身教，使我更願意把學生當作平等的朋友來相處，但涉及學術研究時，我一定會比較嚴格。
師文：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我覺得導師和學生應該是一種互相成就的協作關係。我們的目標是互相成就，我們的關係是彼此協作。比如說，像我作爲年輕老師，非常想要做出一些成果，我希望我的研究團隊能在我的指導下，圍繞一個課題做出系統化的探索，需要學生具備旺盛的探索欲，有較高的自我期待。而在學生那邊，不管將來做學術還是找工作，都需要首先滿足畢業要求，其次滿足自己的職業規劃，我也應該去積極配合他們。我不希望我和學生只是“教與學”的關係，而更希望在精神平等的基礎上，與學生互利互惠、協作共贏。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