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北大紅樓：孕育偉大建黨精神的活水源頭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精神

（原標題：李良｜北大紅樓：孕育偉大建黨精神的活水源頭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精神）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偉大建黨精神，並把它概括爲“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之源。2021年6月25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北大紅樓參觀“光輝偉業 紅色序章——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主題展”時強調，北大紅樓和豐澤園在黨的歷史上都具有標誌性意義，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麼來的。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準確把握偉大建黨精神，不僅要從黨的百年曆史中全面理解，還應瞭解北京在黨的創建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意義。

一、開啓民智，新文化運動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閘門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中國人民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中華民族不斷遭到帝國主義的欺凌，中國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據統計，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的近六十年間，清政府共簽訂不平等條約一千多個，累計賠款約13億兩白銀，割地或租界領土達150多萬平方公里。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爲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卻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悲慘的命運。舊的路走不通，就要尋找新的出路。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從總結辛亥革命經驗教訓着手，廓清矇昧、啓發理智，使廣大民衆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思想啓蒙的新文化運動成爲引發社會大變動的先導。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爲《新青年》。他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國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學和民主爲重”，從而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新文化運動發端於上海，興盛於北京。1917年1月，應蔡元培邀請，陳獨秀來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遷到了北京。《新青年》周圍聚集了錢玄同、沈尹默、胡適、劉半農、李大釗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活躍的新文化運動的陣營。1918年，北京大學紅樓建成，成爲新文化運動最活躍的地方，成爲傳播新思潮的思想高地。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流動的閘門，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後，復辟帝制，實行專制，打壓民衆，詆譭共和，在全國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並繼續利用“君權神授”的封建迷信禁錮人們的頭腦。

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是新文化運動大力倡導的。他們把科學作爲核心觀念和基本價值，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並將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歸咎於科學理性的缺失。李大釗認爲：科學精神也是進步的精神，希望青年把科學作爲信仰。魯迅認爲：科學可以抑制思想上的疾病。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宣揚鬼神靈魂的靈學會進行了一場辯論。靈學會辦了一本《靈學叢志》的雜誌，專門宣傳人鬼之禮、仙佛之道。針對這一迷信行爲，《新青年》連續發表文章予以批判：陳獨秀髮表了《有鬼論質疑》，批判有鬼論；陳大齊發表《闢“靈學”》；王星拱從物理學、化學等角度加以澄清和反駁。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使科學具有崇尚理性、反對專制與迷信的思想內涵，具有倫理啓蒙的意義。

二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所謂提倡新道德，就是提倡個性解放，思想自主；所謂反對舊道德，就是反對以“三綱五常”爲主要內容的封建禮教。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站在反對封建禮教的最前沿，以個性解放這一思想爲主要武器，相繼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戰後之婦人問題》等一系列文章，鼓勵青年勇敢衝出封建禮教的束縛，走向發展個性、改造社會的道路。

陳獨秀還在《新青年》上推出“女子問題”專欄，鼓勵女子擺脫家庭主義之桎梏，接受教育，婚姻自主，外出工作。當時，中國婦女遭受的封建禮教迫害最爲深重，從小被強行裹腳，稍大後被賣爲童養媳，長大後不能婚姻自主，喪夫後被要求守節，更談不上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1919年5月，女學生鄧春蘭給蔡元培寫信，請求進入北京大學讀書，因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辭職離京，她入學的事便耽擱了下來，同年9月蔡元培返京復職後，明確表示同意招收女學生。1920年2月，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王蘭找到時任北大代理教務長陶孟和請求入學，陶孟和欣然應允並讓她入哲學系旁聽，於是王蘭就成爲北大第一個女學生。之後鄧春蘭也如願進入北大。北京大學實行男女同校接受教育，這種舉動在今天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當時稱得上“敢爲天下先”，它衝破了封建禮教的藩籬，順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潮流。

三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當時，文學領域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義的糟粕，成爲傳播新思想的嚴重障礙。爲適應以民主和科學爲核心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徹底改造無法適應社會需要的舊文學，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撲面而來。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摒棄文言文；同年2月，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他們的觀點迅速得到了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一批知識分子的熱烈響應。

爲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1918年3月，錢玄同、劉半農策劃了一出自導自演的雙簧戲。錢玄同署名王敬軒，用文言文給《新青年》寫信，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身份回信，兩個人在《新青年》上開展了一番論戰，這番論戰吸引了很多年輕人走向了新文學的道路。魯迅是新文學創作的代表性人物，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記》橫空出世，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小說借鑑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成功塑造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指出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稱爲對幾千年中國歷史文化發出的第一聲吶喊。由《新青年》發起的白話文運動，從文學革命的範圍不斷向整個社會全方位推進。

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知識分子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打破了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思想的束縛，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爲中國社會變革創造了有利的思想輿論環境。

二、救亡圖存，五四運動成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了同盟國，中國作爲對德、奧宣戰的國家，是戰勝國的一員，北洋軍閥政府在北京舉行了三日大慶，還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了閱兵，北京各學校先後放假六天，北京大學先後在天安門前、中山公園舉行了慶祝勝利的講演大會，盛讚“一戰勝利是公理戰勝了強權”。1919年1月，巴黎和會在法國凡爾賽宮正式開幕，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中國人民對這次和會寄予厚望，社會各界也充滿了幻想，希望藉此解決鴉片戰爭以來不平等條約造成的不公正後果，希望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國際上獲得平等的地位。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國外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二十一條”，歸還戰前德國在山東攫取的各種權益。這些都是一個戰勝國的正當要求。但是，對於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和取消列強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等問題，法國總理代表英、美、法、日、意等國表示，這些問題都不屬於這次和會討論的範圍。只是在討論戰前德國的殖民地處理問題時，日本辯稱，膠州灣已經在事實上爲日本佔有，因此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都只能轉讓給日本。和會最終按照日本的意願做出了決定。

經過幾個月的討論，中國從巴黎和會中毫無碩果，而日本奪取的山東權益，卻被堂而皇之地寫入《凡爾賽條約》。1919年5月1日，外交總長陸徵祥電告北洋軍閥政府，並建議在合約上簽字。在巴黎的梁啓超也將交涉失敗的消息電告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林長民，他們建議總統徐世昌拒籤合約，但北洋軍閥政府傾向於簽字，隨後汪大燮、林長民等將這個消息透露給蔡元培。5月2日，林長民在北京《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指出“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衆誓死圖之！”這一消息迅速傳遍北京，蔡元培得到消息後，痛斥帝國主義列強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行徑，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北大“新潮社”“國民雜誌社”等學生社團隨即召開會議，決定舉行遊行示威。5月3日晚，北大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緊急集會，大會共議決辦法四條：聯合各界一致力爭；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舉行遊行示威；定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口號，在天安門前舉行抗議集會。遊行開始後，他們前往日本駐華使館抗議，遭到了巡捕的阻攔，便轉向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燒了趙家樓，北洋軍閥政府出動了大批軍警鎮壓，逮捕示威羣衆32人。爲營救被捕的愛國學生，5月5日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紅樓開會，決定全體罷課，並通電各方請求支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以蔡元培爲代表的校長團與北洋軍閥政府交涉，來自全國各地的抗議電報接連不斷，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隨後，北洋軍閥政府放了被捕的學生，但沒有答應拒籤和約的要求。5月19日，學生再次宣佈罷課，他們組成“十人團”，走上街頭向羣衆演講，開展“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活動。北洋軍閥政府公然爲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辯護，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活動，憤怒的怒火再次被點燃。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演講，這一次800多名學生被捕。隨後各校學生幾乎全體出動，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愛國浪潮。

五四愛國運動燃起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國形成了燎原之勢，濟南、天津、武漢、長沙、上海等地，社會各界紛紛行動起來，建立了各種愛國團體，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形成了罷工、罷課、罷市的高潮，迅速擴展到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

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5月4日早上，長辛店預備班的學生和一些工人，有的騎毛驢，有的步行到天安門參加遊行。回到長辛店，他們又走上街頭，進行宣傳演講，向羣衆報告遊行的情況，並向鐵路旅客散發傳單，將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迅速傳播到京漢鐵路沿線。長辛店工人還組成了十人一組的“救國十人團”，並在此基礎上成立“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工人運動骨幹還參加了北京各界聯合會，他們深入農村、集市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呼籲抵制日貨。全國各地工人聲援北京愛國學生的運動浪潮此起彼伏，特別是在6月3日後，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高潮時達到十萬多人，滬寧、滬杭、京奉等鐵路工人相繼罷工，濟南、南京、長沙、武漢、杭州、廈門、安慶等地的工人也迅速行動起來。這次愛國學生運動突破了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發展成爲由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內的羣衆性的反帝愛國運動。

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行動，使北洋軍閥政府十分恐慌，不得不全部釋放被捕的學生，公開道歉，並先後批准曹汝霖、陸宗輿辭職，將章宗祥免職。但是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改變賣國政策，仍然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在合約上簽字。北京、天津、山東等地的學生，先後到總統府請願，海內外向中國代表發出了約七千封電報，旅法華僑舉行萬人集會，包圍中國代表駐地，不準代表赴會簽約。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五四運動最終取得勝利。

陳獨秀始終關注並領導着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先後發表八十多篇文章，引領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方向。在《兩個和會都無用》一文中，陳獨秀提出“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針對運動初期“僅侷限於學生階層和有些人把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視爲山東一省問題”的認識，他在《爲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中指出：“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運動中出現妥協和厭倦的傾向，陳獨秀髮表《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對外對內兩種徹底覺悟》，並指出：“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陳獨秀指出：“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纔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陳獨秀還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鬧市區宣發不幸被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李大釗也積極參加並領導了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他在《每週評論》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堅決反對歐洲分贓會議，譴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提出“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同時，李大釗積極營救被捕學生。陳獨秀被營救出獄後，李大釗還作詩慶賀。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羣衆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爲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爲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三、紅樓曙光，真理傳播造就一批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前後，新潮社、國民社、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各種社團蜂擁而起。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僅登記在冊的北京社團就有281個，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許多仁人志士都試圖從中找到救國的靈丹妙藥，面對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哪一種才真正適合中國？以李大釗爲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在茫茫黑夜中艱辛求索，在反覆實踐中比較鑑別，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生的蘇俄宣佈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這與屢屢欺壓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形成了鮮明對照，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爲正在苦難深重中艱難前行的中國照亮了前行的路，帶來了希望。

十月革命證明，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也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走向解放，這對於力求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國開始出現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從國內外購買了大量進步書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外文書籍，在學習研究中李大釗逐漸認識到，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是拯救中國人民走出黑暗的天火，他決心把這天火引到中國來，接連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成爲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9年五四運動後，李大釗更加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爲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這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了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李大釗把目光聚焦在青年學生身上，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講授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現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這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走進中國的高校課堂，深深影響了北京高校的進步青年。

陳獨秀也密切關注着俄國的革命實踐，他發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充分肯定和讚揚十月革命，指出它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後宣稱，我們不應當再走“歐美、日本的錯路”，明確宣佈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他在《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中主張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制度。

毛澤東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從北大紅樓開始的。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北京，籌備留法勤工儉學，經他的老師楊昌濟介紹，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這一時期，毛澤東廣泛閱讀進步書刊，認真聆聽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演講，開始具體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1919年毛澤東回到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領導湖南學子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1919年年底，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住在福佑寺裡，並反覆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他曾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裡，並且建立了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後，此後絲毫沒有動搖過。

北大紅樓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成立的地方。1919年，李大釗組織一些北大外文系的學生，幫助整理翻譯圖書館的外文書籍，主要有高君宇、王復生、王有德、範鴻劼等，正是這個機緣，這些學子開始系統接觸和翻譯馬克思主義學說。爲系統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團結和影響更多進步青年，李大釗等人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進步社團。

1920年3月，李大釗秘密指導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之一。研究會的活動主要有三項：

一是蒐集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集資建立了收藏共產主義圖書的藏書室——“亢慕義齋”，意思是“共產主義小屋”。

二是分組分專題研究。比如，專門設立《資本論》研究組，有組織地研究馬克思主義。

三是組織講演和辯論。聘請李大釗、顧孟餘、陳啓修、高一涵等名人學者，每月舉行一次講演，每週舉行一次講座，不定期舉行辯論會。1921年11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秘密轉向公開，會員由最初發起的19人發展到1923年近三百人，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影響帶動下，上海、長沙、山東、天津、南京、成都等地相繼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吸引了很多的進步青年。由此，一大批先進分子凝聚在信仰的旗幟下，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傳向全國。

馬克思主義傳播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其間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了三次著名的論爭：

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這次論爭的主角是李大釗和胡適，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了論爭，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進行批駁，這次論爭實際上是一場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

二是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的主角是李大釗、陳獨秀和張東蓀、梁啓超，主要圍繞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展開。張東蓀、梁啓超認爲：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只可冷靜研究。他們還認爲：中國的唯一病症是窮，救治的辦法只能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實業，暫不主張實行社會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紛紛發表文章，據理反駁，指出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製度，是無法挽救的。他們認爲中國可以發展實業，但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狀況，根本出路在於社會主義。這次論爭的實質是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論爭。

三是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的主角是陳獨秀、李大釗和黃凌霜、區聲白，主要圍繞要不要國家和政權、要不要組織和紀律、是否建立黨組織等問題展開。

三次論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幫助了一批進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

歷史充分表明，北大紅樓是一座閃耀着思想光輝的燈塔，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陣地，從這裡走出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革命先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向全國的廣泛傳播，影響帶動了一大批先進分子走向革命道路。

四、開天闢地，同工人運動結合催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開始同工人運動相結合，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幹部條件已經具備，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

最早在中國醞釀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逐步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使其充當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20年2月，爲避免五四運動中被捕獲釋的陳獨秀再次遭到迫害，李大釗決定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前往上海，他們僱了一輛騾車，李大釗扮作賬房先生，陳獨秀扮作掌櫃，沿途一切交涉都由北方口音的李大釗出面辦理，在去往天津的路上，兩人商討了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並約定分別在北京、上海着手籌建共產黨的組織，由此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送走陳獨秀之後，李大釗在天津與鮑立維取得聯繫，兩人交談了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但他們的行蹤很快被密探發覺，李大釗隨即返回北京，返京後他積極投身創建北京早期黨組織的工作中。1920年4月，經鮑立維介紹，北大紅樓李大釗的辦公室迎來了幾位特殊的遠方客人，他們是經共產國際批准的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他們來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推動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組織。

李大釗向維經斯基一行介紹了五四運動後中國革命發展的情況，並組織召開了由北京各界人士參加的歡迎會、講演會、座談會，維經斯基通報了蘇俄的現狀，認爲應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其一，要有革命需要的人才；其二，建黨後要加入共產國際。

會後，維經斯基去了上海，他的秘書留在北京，幫助李大釗在北方開展建黨工作。陳獨秀、李大釗隨即加快了建黨步伐，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鬆等人商量，決定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爲基礎成立共產黨組織，並起草了黨的綱領，圍繞黨的名稱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寫信徵求李大釗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爲共產黨。同年8月，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安排張國燾、張申府先後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陳獨秀介紹了上海建黨工作，希望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以及向東北、西北等廣大地區發展。張國燾、張申府回到北京後分別向李大釗彙報了陳獨秀建立黨組織的情況，李大釗決定立即籌建北京黨組織。10月，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隨後從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中發展了一批黨員，11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改稱共產黨北京支部。

黨的一大召開前共有八個早期黨組織，除旅日中共早期組織，其餘七個在思想上、組織上均與北大紅樓密不可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始人毛澤東，曾在北大工作、學習並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回到湖南後又組織成立俄羅斯研究會，與蔡和森、向警予等討論建黨問題。1920年冬天，毛澤東、何叔衡等秘密成立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始人王盡美是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深受李大釗影響。1921年春，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旅法中共早期組織主要創始人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張申府，1920年11月張申府受聘前往法國里昂中法大學講學，臨行前李大釗叮囑他，到法國後繼續發展黨員，繼續建立黨組織，途中張申府發展劉清揚加入黨組織，到法國後又發展周恩來加入黨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均是北大師生，黨的一大召開時全國共有黨員58名，其中在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有22人，非北大學生但在北大入黨的有2人，在北京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有4人。由此可見，北京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前後，李大釗等人從五四運動中認識到工人階級蘊含的偉大力量，發出“到勞工中間去”的號召，他多次派鄧中夏、張國燾、何孟雄等人到機車廠創辦勞動補習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工會，發展黨員，領導並取得了“索薪鬥爭”的勝利，創辦補習學校是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第一步，學校成立於1921年元旦，教員主要由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派駐，鄧中夏、張國燾、何孟雄等人都給工人講過課，學員主要是工人和子弟，全部實行免費入學，學校分設日夜兩班，夜班爲工人講課，日班爲工人的孩子講課，教員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傳播革命思想有機結合起來，講課通俗易懂，受到大家的歡迎。

創建工會是團結帶領工人開展革命活動的有效組織形式。1921年5月1日，長辛店以及從天津、保定趕來的一千多名工人舉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後工人們舉行了遊行示威，高呼“勞工萬歲、八小時工作”等口號。不久以後，北方各鐵路工人紛紛開始籌建工會組織，在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全國工人運動蓬勃開展，罷工次數明顯增加，罷工規模持續擴大，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日益緊密，建立全國性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經成熟。1921年3月，李大釗撰文號召全國的共產主義者“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要擔負起“中國徹底的大改革”的責任。

這以後，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繫商量，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建黨的有關問題，併產生集中統一的領導機構。於是李達寫信通知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以及日本留學生中的黨員，各派一到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旅法早期組織因路途遙遠沒有通知他們派代表回國參加。

北京參加一大的代表是怎樣產生的？1921年6月的一天，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突然收到上海方面的來信，請北京派兩名代表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時間緊迫，徵求李大釗意見後，張國燾、劉仁靜、鄧中夏、羅章龍等人商量，決定在補習學校開會，推選參會代表，當時李大釗最有資格參加黨的一大，但因他無法抽身參會，十幾名黨員再三討論，認爲張國燾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三名發起人之一，多次往來於北京和上海，擔任“南陳北李”的聯絡人，一致推薦他作爲黨的一大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大家考慮到劉仁靜有較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同時他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方便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交流，都同意他當代表。

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正式開幕。大會臨時推選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負責記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會上，北京代表彙報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和計劃，其他代表也對本地黨組織的情況進行了報告。會議推薦張國燾、李達、董必武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後實際工作的計劃，代表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最後多數代表贊成北京代表的主張，即大會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並將其寫入通過的文件。7月30日，由於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會議被迫中斷，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

黨的一大討論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明確指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直至階級鬥爭結束爲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爲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傢俬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聯合第三國際。會議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爲組織主任，李達爲宣傳主任。黨的一大召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的標準、條件、紀律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標誌着黨的創建工作圓滿完成。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五、行穩致遠，不負人民領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偉大建黨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孕育產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豐富發展。我們黨之所以由小到大、從弱到強，跨過一道道溝溝坎坎，闖過一個個急流險灘，創造一次次人間奇蹟，正是中國共產黨踐行偉大建黨精神的最好演繹。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是踐行偉大建黨精神的光輝典範。1927年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同志們多次勸說李大釗儘快離開北京，他卻堅決地說：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做？4月6日，李大釗正在伏案工作，門外忽然傳來一陣槍聲和叫喊聲，隨即一羣憲兵、偵探、警察蜂擁而入，抓走了李大釗及夫人、女兒，同時被捕的還有一些革命同志。獄中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輪番審訊，李大釗始終沒有說出中共黨組織的任何秘密，他還寫下了《獄中自述》，表達了堅定的人生信仰。在《獄中自述》中，他寫道：“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爲功爲罪，所不暇計。”爲搭救被捕的愛國青年，他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所有責任一力承擔。北洋軍閥政府無計可施，只能判決李大釗等人絞刑。4月28日，李大釗第一個走向絞架慷慨赴死，獻出了38歲的寶貴生命。

偉大長征精神是對偉大建黨精神的生動詮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發動進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等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10月下旬—12月初，中央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軍三道封鎖線，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遭受重大損失。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爲了扭轉被動局面，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啓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長征途中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吃野菜、啃樹皮。習近平總書記曾講過一個故事：長征過雪山途中，有個同志穿着單薄的舊衣服被凍死，指揮員讓把軍需處長叫來，想問問他爲什麼不給這個被凍死的同志發棉衣，隊伍裡的同志含淚告訴他，被凍死的這個同志就是軍需處長。

紅軍之所以取得長征勝利，靠的就是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靠的就是正義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靠的就是救國救民不怕一切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英雄氣概，靠的就是同人民羣衆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魚水深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踐行偉大建黨精神的偉大成就。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無視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悍然挑起全面內戰，當時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解放區人民軍隊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獲日僞軍的步兵武器，正是在這樣力量懸殊的形勢下，我們黨領導人民軍隊緊緊依靠人民羣衆，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從戰略防禦轉到戰略進攻、戰略決戰，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國的任務被提上日程。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規定了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在西柏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同志率領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毛澤東同志對周恩來同志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3月25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與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即投入到解放全中國中。在香山，我們黨以海納百川的政治胸懷，把全國各方面民主力量融匯在一起，共商建國大計。在這裡舉行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通過《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常委會推選毛澤東同志爲主任。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從此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

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國人民的精氣神。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中國人民無比渴望和平安寧，但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卻將戰爭強加在了中國人民頭上。面對美國侵略，應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請求，爲維護正義，保衛中國領土安全，捍衛和平，中共中央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決策，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果敢承擔起保衛和平的歷史使命。

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成爲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1960年3月，王進喜帶領1205鑽井隊加入石油會戰。井架立起來後，沒有打井用的水，王進喜組織職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帶領大家用臉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取水50多噸，保證了按時開鑽。在王進喜的帶領下，1205鑽井隊堅持多打井、快打井，1966年又創下年上10萬的新紀錄。大慶油田的建成，實現了我國石油的基本自給，翻開了中國石油開發史上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一頁。

“兩彈一星”研製成功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爲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黨中央果斷作出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錢學森、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和科技骨幹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奔赴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第一線。在“春風不度”的戈壁灘上，冒高溫、頂沙塵、住土屋、擠帳篷、喝鹹苦水，奮戰兩年多建起了導彈試驗基地。他們靠算盤、簡易手搖計算機，算出了海量精準數據，靠日常所用的盆盆罐罐進行溶解炸藥的實驗。爲了儘快得到重要核裝料——鈾，鈾礦勘查地質隊普遍開展土法煉鈾，幾個大桶裡裝上人工用鐵錘砸碎的礦石和腐蝕性強的硫酸、硝酸，用布袋過濾沉澱物。靠着這樣近乎原始的簡陋裝備，工人們在短時間內生產出了160多噸重鈾酸銨，爲我國首次核試驗贏得了時間。

憑着這股幹勁，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首枚運載火箭長征一號搭載着中國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爲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衆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戰勝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爲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伴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沿海城市率先邁出對外開放的步伐。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中央對此表示支持。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短短几年間，深圳、珠海這些昔日落後的邊陲小鎮，迅速發展爲活力四射的嶄新城市，創造了敢闖敢試、敢爲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經濟特區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磅礴偉力。

港澳迴歸是洗刷中國人民百年恥辱、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里程碑。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爲了使香港、澳門順利迴歸祖國，中國政府與英國、葡萄牙政府進行了多輪艱苦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聲明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迴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抗震救災是黨和人民衆志成城、頑強拼搏、戰勝風險挑戰的壯麗詩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我們黨堅持以人爲本、尊重科學、果斷決策、沉着應對，迅速組織起歷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動員範圍最廣、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災鬥爭，全國人民患難與共、同心協力，人民子弟兵捨生忘死、衝鋒在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我們黨迅速制定災區災後恢復重建計劃，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災後恢復重建任務，並動員全國力量，實行對口支援，使受災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羣衆的生產生活大大超過了災前的水平，創建了災後重建的人間奇蹟，形成了萬衆一心、衆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爲本、尊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歷史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依規治黨、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交出的一份滿意答卷。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使命。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政治高度，採取了許多具有原創性、獨特性的重大舉措，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幹部和數百萬村幹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帶領羣衆攻破一個個貧困堡壘，築起一道道防返貧的堤壩。1800多名同志將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書寫了新時代最動人的脫貧故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在這裡，我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抗擊新冠疫情是中國人民在人類同疾病鬥爭史上的英勇壯舉。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華大地，也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羣衆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時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總要求，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迅速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醫務工作者白衣爲甲、逆行出征，人民子弟兵奮勇當先，科研工作者頑強拼搏、忘我攻關，廣大黨員勇於擔當、恪盡職守，與全國各族人民風雨同舟、衆志成城，用責任和擔當築起疫情防控的堅固堤壩。通過精準防控，中國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在個位數以內，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進而又接連打贏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取得全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疫”中，346支國家醫療隊毅然奔赴前線，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衝鋒陷陣，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在全國65萬個城鄉社區日夜值守。我們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產生活，我國成爲疫情發生以來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顯示出強大的修復能力和旺盛的生機活力。

打造綠水青山是我們黨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莊嚴承諾。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針對社會經濟長期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開展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的工作，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度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2020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爲87.0%。“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的自然美景正在逐步重現，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塞罕壩造林、毛烏素治沙等百姓受益、國際點讚的生動範例不斷涌現。人民羣衆切身感受到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我國成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積極貢獻者、時代引領者。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明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戰略安排，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爲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爲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爲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真理之光與理想之光交相輝映，奮鬥精神與不負人民相輔相成，展現着一個政黨的恢宏氣象，照亮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天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已經開啓，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號角已經吹響，我們必須繼續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賡續共產黨人紅色血脈，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指引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歷史經驗和生動實踐啓迪智慧、砥礪品格，努力創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輝煌業績，奮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