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珊珊:全面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讀陳錫文《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

長期以來，端穩飯碗、保障糧食安全一直是中國的頭等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糧食多一點少一點是戰術問題，糧食安全是戰略問題。”[1]邁入新階段，疫情衝擊經濟運行，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國際政治形勢複雜多變，“我國糧食供求緊平衡的格局沒有改變，結構性矛盾剛着手解決，總量不足問題又重新凸顯。今後一個時期糧食需求還會持續增加，供求緊平衡將越來越緊。”[2]在這樣的背景下，全面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顯得尤爲重要。

早在1993年，陳錫文就在《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一書中明確提出了“農產品供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3]認爲農產品品質不高是影響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並作出了“農產品的品質問題已演化爲供求關係中的主要矛盾”[4]這一重要論斷。但因爲歷史的侷限性，他認爲“要儘快提高農產品的品質，最根本的也還是一個加快市場體制的建設問題”。[5]再來看中央層面，其實也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並頒佈了一系列政策予以解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1998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提出，要以市場爲導向，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1998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提出，依靠科技進步，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1998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作出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判斷。2000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2001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明確提出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基本目標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00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中發［2000］3號）明確提出，“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不僅是解決當前農產品銷售不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困難的客觀要求，更是提高我國農業、農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有效途徑”。對政策文件進行梳理之後，不難看出，早在中央正式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中央文件關於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相關表述，在有些方面已基本逼近當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精神。甚至在但時至今日，但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複雜化、嚴重化。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雖然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農業結構適應性調整的軌道上卻越走越遠。爲何如此，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什麼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20世紀90年代，“農產品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對農產品的需求日漸轉向追求高品質和多樣化。……在農產品供給數量可以滿足市場需求之後，農產品的品質問題已演化爲供求關係中的主要矛盾。”[6]

（一）由“吃不飽”到“吃得飽”，並且“吃得好”：新中國成立後的兩次歷史性質變

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之一的質量互變規律告訴我們：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構，量變達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引起質變。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中國農業改革實踐，我們不難做出以下論斷：新中國成立初始，百廢待興，國家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目標，並將爲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資金的主要任務賦予了農業和農民。而當時的農村，百業凋零，“經濟結構單一，除了少量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之外，基本的產業就是種植業。而在種植業中，糧食生產又佔據着極高的比重。”[7]爲了給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1953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從農業中通過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剪刀差，來提取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積累資金，這雖然保證了國家工業化建設的資金需要，但也破壞了農業和農村的積累機制，使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長期處於滯後的狀態。”因此，“改革之前，我國基本農產品，其中特別是食品的供求矛盾，主要是供給數量不足，且長期得不到緩解。”[8]“正因爲如此，在過去很長時期中，指導農業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增加主要農產品的供給數量，以致在很多情況下，農村經濟發展的目標，往往也就被簡單化爲糧、棉、油，特別是糧食增產的目標。”[9]以“包產到戶”爲主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讓我國糧食產量持續高增，緩解了糧食供求關係緊張的矛盾，基本解決了國民溫飽問題。從“吃不飽”到“吃得飽”，這是我國農業改革引起的第一個質變。解決了全國人民“餓肚子”的問題之後，新問題又接踵而至。“糧食產量的增長，受到了需求的制約，出現了所謂的‘賣糧難’問題。”[10]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1981-1983年，“居民的食物消費，已從單純追求吃飽，開始轉向了追求吃好。這就對食物供給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需要充足的糧食供給，而且需要豐富的副食品供給。但這裡講的供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還只是一種初級的結構性矛盾，它主要指的是食物的品種結構，尚未更多地涉及品質問題。”[11]“但從1989年開始，我國人民的食物需求，在更高的層次上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這就是不僅要求食品的品種豐富，而且要求食品的品質優良。這當然也就對農產品的供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2]從“吃得飽”向“吃得好”轉變，這是我國農業改革引起的第二個質變。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品種調整是個快變量，而質量提高卻是個慢變量，對農業來說尤爲如此。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民面臨着不少的困惑，其中一大困惑就是農業的增產不增收或少增收，其實根源也在於農產品的品質問題。”[13]

（二）從需求側到供給側：中國農業改革主要矛盾的轉變

要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指在諸多矛盾中處於支配地位，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次要矛盾是處於從屬地位，對事物的發展不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同時，也把握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在需求側。自1959年開始的全國範圍連續三年自然災害和決策失誤帶來的嚴重後果，糧食生產成爲關乎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在黨中央、毛澤東主席“以糧爲綱”指示指引下，農業生產以大寨爲榜樣，以糧食生產自給自足和向國家交售餘糧爲主要目標，如何滿足億萬中國人民的基本需求，讓國民不再餓肚子，是那個時期中國農業改革的主要矛盾。然而到了2016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總書記在參加湖南團討論時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爲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爲階段性的供過於求和供給不足並存。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作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要以市場需求爲導向調整完善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14]總書記的這段話，揭示出了我國農業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含義：不同農產品面臨着階段性供過於求與供給不足並存的局面，因此不能單純追求農產品產量的增長，也不能只從國內市場供求的視角對現有各類農產品進行生產結構上的調整，而是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思考如何在總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和國際競爭力。[15]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階段性的供過於求和供給不足並存。

二、爲什麼要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爲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爲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6]而中國共產黨人自成立伊始，就始終秉承“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7]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使得黨和國家制定任何方針政策都是爲了民生福祉的改善。在農業方面，中國主要農產品連續多年的產量、進口、庫存的“三量齊增”，與不斷突顯的物質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三本齊升”，構成了農業供給側的基本特徵。[18]由於農業產業結構升級跟不上城鄉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農業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根基面臨嚴重侵蝕，農產品價格和農業產業組織缺乏競爭力的問題日趨突出，農業在生態和社會上不可持續的問題迅速加劇，以及農業創新要素進入和創新能力成長的難度較大，[19]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不僅嚴重影響到廣大農民的農業增收問題，並關係到全體中國人的糧食安全、多元食物需求等問題，黨和政府必須要高度重視，科學決策，審慎解決。

（一）正確認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各種需要。無論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需要從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破題。

1、社會主要矛盾的變遷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0]中國農業發展也邁入了總體數量相對過剩、品質相對偏低的時代。同時，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表現爲：人民對農產品數量的需求相對下降而對農產品質量的需求相對上升，演變出高端需求、中端需求、低端需求三個層次。中國農產品市場呈現出高質農產品供不應求、低質農產品供大於求的場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以破解農業生產結構性矛盾爲主線，以適應市場需求爲目標，不斷優化品種結構，立足特色優勢優化區域結構，通過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產業結構。[21]

2、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出發，深刻揭示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一矛盾運動規律，爲我們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提供了科學的指導。生產力是作爲人類社會生活和全部歷史的基礎而存在的。伴隨着中國現代化的不斷髮展，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現象並存，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要解決效益偏低和綜合競爭力不強的問題。[22]現在農業要素投入成本高企，雖有國家補貼，但農業生產獲利微薄，以至於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耕作，選擇外出打工。針對這樣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自身優勢，抓住糧食這個核心競爭力，延伸糧食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打造供應鏈，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實現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23]

3、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內在要求

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一個從低級向高級、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4]農業之所以出現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根源在於農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滯後，是政府大包大攬而使農民成爲服從組織安排客體的結果。由於政府直接干預到了農業的生產、投資環節，造成市場上農產品同質化嚴重、低端產品過剩。因此，要找到有爲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加快提高政府和農民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經濟駕馭能力，以市場來引導生產，最終形成從生產到市場的農業供給側結構。[25]

（二）正確認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性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26]因此，事物發展的過程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任何進步、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1998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提出，要以市場爲導向，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1998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提出，依靠科技進步，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1998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作出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判斷。2000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2001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明確提出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基本目標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00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中發［2000］3號）明確提出，“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不僅是解決當前農產品銷售不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困難的客觀要求，更是提高我國農業、農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有效途徑”。對政策文件進行梳理之後，不難看出，早在中央正式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中央文件關於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相關表述，在有些方面已基本逼近當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精神。甚至在但時至今日，但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複雜化、嚴重化。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雖然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農業結構適應性調整的軌道上卻越走越遠。爲何如此，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或許，正如29年前，陳錫文在該書中寫到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不僅表現在解決原體制的問題時需要有一個漸進過程，而且表現在原有問題解決後，必然又有新的問題會產生，凡是原來的問題越具有重要性，解決它之後帶出的新問題就越多。”[27]可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不是一帆風順的，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對其難度應有充分的估計和重視。要站在大歷史觀的角度，加強對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經驗教訓的研究，避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重複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昨天的故事”。

三、怎樣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中國農業發展理念和政策的前提，由此保障了國人的吃飯問題，但其結果是農業結構單一，農產品複雜度低。具體來說，中國的農業無論是理念還是實際形態，長期以來都停留在最簡單的“一產”上，農產品停留在初級的糧食產品上。基於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羣衆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要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佈局。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設施農業要食物，同時要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發展生物科技、生物產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要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開發豐富多樣的食物品種，實現各類食物供求平衡，更好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28]”因此，我們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大食物觀”精神，拓展傳統食物邊界，提升農產品複雜度，延展農業產業鏈，深化產業融合，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和農產品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保障有力、結構合理、品質優良、特色鮮明的高質量農產品有效供給，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基於此，未來中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關注如下幾點：

（一）加快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佈局

我國幅員遼闊，爲農業生產多樣化提供了有利條件。按照鄉村振興和“一縣一業”“一鄉一特”“一村一品”的要求，各地要依據自身特色，開發豐富多樣的食物品種、打造產品特色，更好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建立各區域農產品品種與質量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的約束機制，以優化區域農產品品種結構爲基礎優化區域農業產業結構，引導農民念好“山海經”、唱好“林草戲”、打好“果蔬牌”。除了傳統農業之外，還可以大力發展旱作農業、熱作農業、特色經濟林、木本油料、林下經濟等；充分利用北方乾旱半乾旱地區、西南丘陵山區、南方冬閒田的耕地和光溫水資源，因地制宜擴大馬鈴薯生產。如雲南省年溫差小、日溫差大，乾溼季節分明，植被種類多、分佈廣，可將重點發展三七、重樓、天麻等道地中藥材仿野生種植，以及松茸、乾巴菌等野生菌人工促繁和羊肚菌、松露等食用菌的仿野生種植業；山東省濱州市濱海鎮坐擁38.84公里海岸線，地處北緯38度附近，終年溫差大，海水鹽度高，海鹽微量元素等自然資源豐富，就可以從大力提高魚、蝦、蟹、貝等海產品產值着手。

（二）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

邁入新發展階段，我們一方面必須把糧油菜肉蛋奶、魚蝦蟹食用菌及瓜果類等一切有營養、利健康的可食之物納入居民糧食的整體範疇並進行通盤部署，在保障主食產品供給的同時豐富食物品類、優化食物結構，不僅要滿足人民羣衆對能量攝入的總量需要，更要滿足人民羣衆對食物消費的多元需求。

1、轉換思維，拓展“大食物”來源的寬度

充分發揮我國多元結構地理優勢，海陸空天立體全方位覆蓋、立體式拓寬食物耕作空間。一是平面式向立體式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生物技術都是古代中國農民的創造，糧林套種、糧經間作、立體農業等也是古代中國的發明。今天，美國、法國、以色列等國在中國農民立體農業的基礎上延伸思維，利用高科技手段研發出“垂直農場”，又稱農業摩天大樓。一座30層農業摩天大樓可生產100多種農產品供5萬人常年需求。紐約這樣的特大城市只需150座這樣的農業摩天大樓，即可全部解決農產品需求問題。二是陸地化向海洋化發展。中國海岸線綿長，海水資源豐富。海水農業，藍色革命計劃正應運而生。開發海洋牧場，使海洋水產農牧化已初見成效。發展直接用海水澆灌的海水農業，讓陸生植物認祖歸宗，重回大海。建人造綠洲，發展海上糧倉正在試驗。三是地球化向太空化發展。2050年地球人口將達95億，陸海資源都無力承載。開發太空是人類的明智選擇。太空育種，現已有100多種農作物通過太空育種技術處理，產量、質量大增。太空種植，在太空建“漂移農場”正在試驗中。不久的將來，人類又進入新的遊牧時代。不過不是騎馬馳騁於草原，而是用傳輸器遨遊於太空，把漂移農場的農作物運回地球供人類享用。這種農作物可是高度純淨無污染的產品。

2、科技助力，延伸“大食物”來源的深度

要通過科技的牽引和支撐作用，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發展生物科技、生物產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以科技引領實現熱量和蛋白等的多元化。生物芯片植入奶羊，即可產出人們需要的各種含有醫藥成分的羊奶，對症喝奶等於對症吃藥，即可醫病。一隻這樣的奶羊價值相當於投資一億多美元建造的一個製藥廠。轉基因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農業領域。DNA芯片技術植入人體即可預知人未來患什麼病。荷蘭科學家用牛的細胞在試驗室培植牛肉，10個細胞兩個月可培植出5噸牛肉。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J].求是,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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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錫文.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校訂本）[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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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習近平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分別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N].人民日報,2019-03-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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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陳錫文.中國農村改革:回顧與展望（校訂本）[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0:79.

[28] 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 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動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上持續用力 汪洋蔘加看望和討論[N].人民日報,2022-03-07(01).

（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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