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村幹部離職折射鄉村治理之“困”

村幹部離職現象受個人和家庭、組織管理、制度政策等方面因素共同影響

山西省南部一農業縣，村“兩委”其他幹部的報酬來源主要爲村集體收入，2023年人均年報酬爲6578.76元，人均月報酬爲548.23元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王飛航 侯文坤 餘春生

在我國中部地區一地級市，截至2023年底，當地2000多個行政村，兩年中有800多名村幹部離職。一名離職村幹部說，之前，自己在城裡開了一家電商小店賣土特產，2021年換屆進入村“兩委”負責文書工作。開始時覺得事情不是很多，工作之後才發現有黨建、人居環境整治、防火等很多事情要做，有時候週末加班難以照顧孩子，最終選擇辭職。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作爲農村基層組織中的核心力量，村幹部擔負着貫徹國家政策、維護村莊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等多重任務，在村莊的日常運作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到土地規劃、小到鄰里糾紛，無不牽動着他們的神經。

隨着鄉村振興工作深入推進，村幹部面臨的工作壓力與日俱增。一方面要確保國家各項政策得到有效落實；另一方面，還需妥善處理村民糾紛，確保村莊和諧穩定。

在國家大量資源和政策紛紛向農村傾斜、村幹部大有可爲的情況下，部分地區村幹部隊伍主動離職率提高，其中既有個人價值訴求未能滿足、缺乏家庭的理解和支持等因素，也受缺乏良好的幹事創業環境影響。

業內人士建議拓寬村幹部職業發展通道，強化村幹部日常教育管理，加強村幹部薪酬保障體系建設，健全村幹部激勵機制，多舉措穩定村幹部隊伍，夯實鄉村治理根基。

一些村幹部主動離職

記者走訪時發現，男性村幹部主動離職比例更高。一位主動離職的村黨支部委員王磊說，2018年他當兵退伍回來，在省城做了一段時間輔警，考慮到父母年紀越來越大需要照顧，就回到了村裡。2021年村“兩委”換屆時當選村黨支部委員，主要負責治保工作。但做了不到半年便離職了。“這份工作待遇較低，每個月薪酬加起來只有1000出頭，家裡人希望我快點成家，只好放棄村幹部的崗位。”王磊說。

此外，年輕村幹部更容易主動離職。據瞭解，2021年村“兩委”換屆，要求每個村有大專以上學歷、四十歲以下的村幹部，加之工作任務越來越多，少部分年輕人選擇了主動離職。

中部地區一名30多歲的原婦女主任告訴記者，自己是本村人，剛選上村幹部時覺得村裡都是熟人，工作應該比較好開展，真正做起來才發現和村民溝通是件困難的事情，經常一天忙到晚。後來，孩子要到鎮上讀小學，家裡老人身體不好生病住院，自己分身乏術，便選擇了辭職。

近年來，少數地區一些年紀偏大的村幹部也出現主動離職的現象。山西省南部一名離職村黨支部書記說，自己在村裡擔任了20多年村支書，2021年村裡換屆，自己剛滿59歲，本想退出選舉，但沒有合適的繼任人選，在鄉里的勸說下選擇接着幹，去年生了一場病，出院後醫生讓好好休養，只能向組織部門提出辭職。“現在村裡的工作量比以前大，上級部門經常會派下來任務，時間緊、任務重、求實效，在村委會時，自己經常從早忙到晚，身體狀況欠佳。”

多因素推高村幹部主動離職率

記者發現，村幹部離職現象受個人和家庭、組織管理、制度政策等方面因素共同影響。

一是個人價值訴求未能得到滿足。山西省運城市一名離職村幹部表示，有時候感到努力付出沒有得到與之匹配的回報。

一位離職的大學生村幹部告訴記者，自己在擔任村幹部之前滿懷憧憬，有很多改造家鄉、發展特色產業的想法，但當選後，每天的工作以填表和向上級報送材料爲主，日常工作內容和自身期待存在一定落差，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難以完全得到其他村幹部的支持，工作難開展，於是選擇離職。

二是激勵機制不足，村幹部的工作報酬、退休保障、工作環境等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山西省南部一農業縣，在當地村“兩委”中，村主任或村支書的報酬由財政負責，2023年，平均報酬爲4.23萬元，“一肩挑”幹部年平均報酬爲4.5萬元。而村“兩委”其他幹部的報酬來源主要爲村集體收入，2023年人均年報酬爲6578.76元，人均月報酬爲548.23元。

離職村幹部反映，多數男性作爲家中的頂樑柱，承擔養家餬口的角色，村幹部收入不足以滿足家庭生活、老人生病住院、子女教育等日常開支。

山西省臨汾市一名離職村幹部說，自己做了將近30年的村幹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補貼30多塊錢，當時工作任務沒有那麼繁雜，能兼顧家裡的農活，有額外收入。現階段，村幹部工作涉及內容較多，基本全天都守在村委會，尤其是年輕幹部承擔的工作更多，而一個月收入在一兩千塊錢左右。

山西南部一縣委組織部門負責人表示，個別地方村幹部薪酬管理還存在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幹長幹短一樣的情況，薪酬增長機制待完善，村幹部管理缺乏科學性，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影響了村幹部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積極干預激勵村幹部擔當作爲

受訪專家認爲，當前需要構建能夠充分激發村幹部幹事創業熱情的激勵機制，從暢通村幹部職業發展通道、提高村幹部報酬待遇、加強管理考覈、建立健全激勵制度等方面積極干預村幹部主動離職，爲鄉村振興和基層治理留住人才。

首先，全方位提高村幹部工作獲得感。一方面搭建優秀村幹部的職業發展通道。業內專家表示，應進一步完善村幹部晉升流轉退出機制，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村幹部選人用人制度，樹立“有爲纔有位，有位更作爲”的鮮明導向，從加大村幹部公開擴招、競崗選拔、內部交流輪崗、規範任免等入手，保證村幹部有足夠的晉升空間和發展機會，讓村幹部感受到職業有奔頭、前景光明可期，從而降低主動離職率。

另一方面，多維度提升基層幹部能力素質。山西省運城市臨猗縣委組織部部長王毅說：“一些地方的村幹部在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鄉村發展等方面存在能力短板，我們通過‘請進來’講、‘走出去’學、‘沉下心’悟，多維度提升基層幹部能力素質。”

王毅介紹，2023年，臨猗縣共邀請13名國家級、省級專家學者，舉辦專題講座13期，累計受衆7000餘人次。此外，還擇優選派不同層級的鄉村幹部前往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開展爲期一個月的脫產培訓，全方位增強基層幹部能力素質，提升其工作獲得感。

其次，加強村幹部薪酬保障體系建設。受訪村幹部建議，通過實行“基礎工作報酬+職務補貼+其他補貼”的薪酬管理模式進行差異化管理。同時，進一步加強村幹部基本福利保障，建議每年爲村幹部辦理人身意外傷害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個人繳納部分由財政補貼，消除村幹部後顧之憂。

此外，還有專家建議創新村幹部共享村集體經濟發展紅利的政策，健全村集體收益分配機制，讓村幹部真切享受到村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這樣既可以解決村幹部工作報酬較低的問題，又可以有效激發村幹部發展村集體經濟的內生動力，達到村集體經濟發展和村幹部隊伍穩定健康發展雙促進。

最後，推行村幹部家庭支持政策。受訪村幹部表示，建議將組織支持擴展到家庭層面，及時與村幹部開展談心談話，消除他們的思想顧慮，力所能及地幫助其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對於遭遇家庭變故、自然災害、大額醫療支出等情況，組織應第一時間予以幫扶救助，讓村幹部們充分感受到組織的關愛和溫暖。

（應受訪者要求，王磊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