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故事的由來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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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歌曲《六尺巷》在2016年春節晚會上被演唱，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廣爲人知，故事的主人公張英及其家人，更受到了人們普遍的稱讚。現在的“六尺巷”是2002年才恢復的，而有關“六尺巷”的傳說則流傳很久了。最早記錄桐城“六尺巷”傳說的是近代姚永樸的《舊聞隨筆》一書，其卷四載：

張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與吳氏鄰，吳越用之。家人馳書於都，公批詩於後寄歸，雲：“一紙書來只爲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吳聞之感服，亦讓三尺。其地至今名爲六尺巷。

姚永樸（1861-1939）是桐城人，其說既然是“舊聞”，想是根據當地的傳說而載筆的。此後成書於民國25年（1936年）的《桐城志略》也採取了他的說法。於是，這兩處的文字記載，便成了後人恢復桐城六尺巷的主要依據。

其實，早在桐城張英（1637-1708）之前，有關“六尺巷”的傳說就已經有了。如清初武英殿大學士傅以漸（1609-1665），便在他的故里聊城老北門裡留有類似的故事，也是說傅以漸收到了家書，訴與鄰居因打牆事發生了衝突，後傅以漸通過一首詩遂化解了矛盾。郭立河《“仁義衚衕”》（《聊城報》1986年6月7日）記載此事說：

傅以漸看完來信，不禁捧腹大笑。他當即寫詩一首，寄給父母。詩曰：“來信只爲一堵牆，讓他三尺有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樣，兩家中間便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通道，後人稱爲“仁義衚衕”。

這裡的“仁義衚衕”實際就是六尺巷，因爲它也是“一條六尺寬的通道”。據報道，這一“仁義衚衕”近年來在聊城市東昌府區東關大街的傅斯年陳列館旁已恢復。再如清代錢德蒼序刊的《解人頤》一書，其中的《達觀集》載：

有一顯宦在京致書鄰翁，欲其讓牆址，以圖方圓。翁作詩一首答曰：“千里修書只爲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解人頤》一書雖刊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實成書於明嘉靖間。不過，故事中作詩禮讓的主人公並非“顯宦”，而是“鄰翁”，這一點與後來的故事有所不同。又，明嘉靖年間還有一位郭樸，也有這樣的故事。據原天民《學會幽默好處多》一文（《保健與生活》2001年第5期）披露：

明朝嘉靖年間，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樸家和鄰居王三成因建房佔地發生爭執，郭夫人怒氣衝衝地派人到京城給閣老送信，要他出面說話。僕人快馬加鞭帶回書信一封：“千里捎書爲一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於是出現一條六尺寬的“仁義巷”。至今安陽市老城區內仍有保存完好的“仁義巷”，千古傳爲美談。

此雖系後人記載，但因“安陽市老城區內仍有保存完好的‘仁義巷’”，且出現了“鄰居王三成”的名字，想來也應是有其傳說依據的。明清時期這類的故事還有很多，但大都停留在民間口頭傳說的層面，很少有見諸時人文字記載的。近讀明人黃的《篷窗類記》，不意在卷二的《厚德記》中竟發現了這樣的一段：

尚書楊公仲舉，有厚德······薦爲景皇帝潛邸官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瀦水公家，家人慾與競，公曰：“天不恆雨，晴當自涸。”鄰葺頹垣，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

楊仲舉事發生於明景泰間，這是到目前爲止所發現的明代此類故事的最早記載。故事雖未明言所讓幾尺，詩也僅有兩句，且與後來傳說的詩句不同，但實爲後世禮讓地基事之濫觴。

倘再上溯，則明代以前，這類禮讓、容忍、包容之類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也時見記載。如《舊唐書·孝友傳》所記張公藝事：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倖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這是講家族成員內部的忍讓，亦即後世張姓“百忍堂”堂號之由來。桐城張氏的“禮讓”精神，實與此一脈相承，只不過後人又將此種精神發揚光大，並施於鄰里之間了。再如《後漢書·孔融列傳》李賢注引《融家傳》所記“孔融讓梨”事：

（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此即《三字經》中“融四歲，能讓梨”之出處。由此亦可見，中國人很早就已經意識到了，禮讓精神必須從小時候起開始培養。又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記藺相如讓廉頗事：

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這也是一種“讓”，只不過是同事之間“先國之急而後私仇”之退讓。今邯鄲市仍保存有“回車巷”，據傳就是藺相如“引車避匿”之巷也。

禮讓作爲一種美德，又稱謙讓、敬讓，無論在家庭內部還是鄰里、同事、社會成員之間，自古以來就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推重與稱讚。早在《周易》的《謙》卦中，就有“謙謙，君子”的爻辭（《謙·初六》），意思是說，人只有謙讓了再謙讓，纔是君子風度。並認爲“鳴謙”（明智的謙讓）、“勞謙”（勤勞而謙讓）者最終都會吉利。孔子的爲人是“溫良恭儉讓”，所以他對子路的“其言不讓”纔會“哂之”（《論語·先進》）。《禮記·曲禮上》亦云：“君子恭敬撙節，退讓而明禮。”又云：“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而所謂“恭敬撙節”與“自卑而尊人”，也就是禮讓他人之義。這種禮讓，表面看來是降低了自我，甚至失去了一些物質利益，而實際上卻維護了家庭、社會的和諧與團結，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同每一種文化都需要有自己的載體一樣，禮讓精神之所以能傳之永久，也與歷代都出現過一批踐行禮讓精神的人物有關。歷代的禮讓故事，包括明清時期的“六尺巷”故事，連同故事中的主人公，實際上已成爲中國傳統美德——禮讓與包容精神的載體了。當然，要充當這樣的載體，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對傳統文化的服膺，二是對自身操守的把持。倘能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又能遇上相關的“機遇”，則“六尺巷”之類的故事便會應運而生。這也就是在中國大地上，“六尺巷”之類的故事不止一處的原因了。

至於這類故事中所出現詩句的大同小異，則並不排除承襲與借鑑的因素。從目前所見到的記載來看，除刊行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解人頤》外，其餘多是出於後人（尤其是當代人）的追記（包括姚永樸的《舊聞隨筆》）。竊以爲，“六尺巷”或“仁義衚衕”的故事傳說雖所在多有，但所引之詩則極可能是襲用前人而又相互假借的，有些更可能是後人根據故事情節而攀附的。至其原始出處，從目前來看，當以《解人頤》一書最有可能。《解人頤》以解頤爲宗旨，集詩文、詞賦、俚語、俗諺於一書，據書前錢德蒼在序中的推測，此書明代就已在坊間流行，而錢氏重訂本即是根據坊間流傳本經“增刪替補”而刊行的。故郭樸也好，傅以漸與張英也好，其所引詩，或爲當事人直接襲用《解人頤》，或爲後人在敘說與記述故事時之所附麗。至於張英之後，如諸城劉統勳、興化鄭板橋及道縣何紹基等人的“六尺巷”故事，雖其事未必虛構，然其所引詩句，如不是直接源自《解人頤》，則又不排除來自桐城故事的啓示。

最後，還可提及的是，除“六尺巷”所承載的“禮讓”品德外，在中國歷史上，還有許多以故事與建築爲載體的文化精神。如以詩、禮傳家的孔子後人的“詩禮堂”，以廉潔不貪爲標榜的楊震後人的“四知堂”，以及以清正愛民著稱的劉統勳家族的“清愛堂”等，都傳承了其先祖的某種文化精神，它們與衆多的“六尺巷”一起，共同彰顯着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與可貴精神。

作者：張崇琛

來源：《尋根》 2016年第6期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汪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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