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我國就業形勢再探討
在去年12月北大國發院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活動上討論了當時宏觀經濟和就業復甦的關係，最近半年宏觀經濟、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形勢又出現一些新情況，藉此機會從三個角度對這個題目做進一步觀察探討：一是我國城鎮失業率特別是青年失業率的最新動向，二是我國“奧肯關係”已發展轉型的經驗證據，三是近年我國淨增城鎮就業持續下降情況。
近來就業壓力加大尤其是青年就業矛盾突出
今年2-3月以來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疫情形勢變化對宏觀形勢帶來新的下行壓力，部分宏觀經濟月度數據明顯走低。如4月份工業增加值、房地產累計投資和消費品零售等指標都已出現顯著負增長，特別是消費同比增速下降11.1%。
由於超大城市對城鎮就業影響更敏感，勞動力市場數據反應較大。看城鎮調查失業率，在2020年初疫情較快得到控制後，從2月6.2%一路回落到2021年3季度末4.9%；然而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再次形成而觸底回升，受最近疫情形勢拖累今年4月增長到6.1%，5月才小幅回落到5.9%。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4月飆升到6.7%，超過2013年該指標公佈以來5.9%峰值。新增城鎮就業數變弱，4月較大幅低於2021和2019年同期，與2020年同期差不多。
新一波就業形勢緊張突出表現爲青年就業壓力加劇。統計局數據顯示，16-24歲的青年求職者失業率快速飆升，從去年底約14%上升到今年3月16%，4月大幅跳升到18.2%，創造了2018年1月該指標公佈以來最高記錄。5月份青年失業率小幅升高到18.4%。我國失業率指標通常低於美國與歐盟水平，目前青年失業率不同程度高於美國與歐盟水平，城鎮失業率也暫時顯著高於美國。
用同期青年失業率除以整體失業率可得一比率指標，由於青年勞動力市場結構特點該指標一般是大於1的倍數。從2018年以來數據看，該倍數值在波動中趨勢上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大約在3上下，顯著高於2018年所處的2.0-2.5區間。可見青年羣體不僅由於其結構性特點相對整個勞動力面臨較高就業壓力，而且近年這個壓力較高幅度在波動中趨於上升。CIER業市場景氣指數整體值與高校畢業生分項值差距也提示這一點：2018年初所有求職者和高校畢業生景氣指數分別爲1.91和1.74，二者差值只有0.17。今年1季度上述指標值分別爲1.56和0.71，差值擴大到1左右，也說明青年就業相對較大壓力提升。
青年失業率上升與多方面因素有關。原因之一是高校畢業生人數較快擴大帶來較高學歷勞動供給和較高質量崗位需求大幅增長。我國16-24歲青年求職羣體絕大部分是各類學校畢業生，今年高校畢業生1076萬相當於20年前十倍左右，比去年增長167萬增幅達18%。這代表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長和素質改進，體現大學多年擴招積極成效，同時也意味着勞動供給或崗位需求在畢業季前後密集增加，對青年就業造成“泄洪效應”壓力。高校畢業生羣體對就職崗位種類和質量需求變化，也會對就業崗位供給匹配帶來新的壓力。
最近就業形勢受到宏觀經濟景氣度變化以及部分行業和地區經濟運行狀態影響。去年上半年經濟強勢復甦推動就業好轉，高校畢業生秋招時總體形勢良好，不過少數行業因政策環境變化招聘需求下降已對相關部門就業帶來影響。今年2-3月後部分城市和地區疫情形勢出現反覆，拖累3-5月部分經濟指標再次走低甚至負增長，上海、深圳、北京等超大城市在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方面佔據特殊地位，其疫情形勢變化加劇了本已存在的青年就業壓力。
從去年底前程無憂發佈《2022屆畢業生秋招行情》看，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秋季招聘形勢總體好於前兩年，應屆畢業生招聘需求最多的15個行業中，11個在2021年秋招時需求量都超過前兩年。不過數據顯示房地產開發、教育/培訓、電子商務、電信/網絡設備等招聘人數下降，前兩個行業降幅較大與政策環境變化帶來調整壓力有關。京、滬、廣、深是高校畢業生招聘需求規模和強度最大城市，今年2-3月後這幾個城市先後經歷疫情衝擊，其它省區也不同程度受疫情影響，成爲4月青年失業率跳升的關鍵原因。今年4月27日智聯招聘發佈《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調研時間爲3月中旬至4月中旬，顯示應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出現不利變化：應屆高校畢業生中選擇自由職業和慢就業比例均較去年提高3個百分點，其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6711元下降約6%。
另外一個可能長期影響我國勞動力供求特別是青年就業形勢的因素，是新生代農村戶籍青年求職者，不再具有早先農民工在農業與非農兩類工種間切換的行爲特徵，或者說以Z時代年輕人爲主體的青年就業羣體總體已“去農民工化”。這一變化本身是我國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的積極表現，不過在面臨階段性工作崗位供給不足環境下，也會增加供求關係調整剛性與增加就業壓力。由於上述多重因素疊加交織，目前青年就業形勢或許處於進入新世紀以來相當複雜棘手局面。
我國奧肯關係變型顯示宏觀波動影響就業機制改變
改革後我國失業率兩次峰值，主要與知青回城和國企改制伴隨較大規模員工下崗有關，與宏觀經濟週期漲落關聯性較弱，使得經濟學“奧肯模型”經驗規律在我國“水土不服”。當然這不等於說轉型背景下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形勢對宏觀經濟波動沒有反應，觀察顯示改革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規模相對變動與宏觀波動存在密切聯繫，因而要引入勞動力轉移增量形成廣義奧肯模型來研究中國轉型期奧肯關係。
對1980-2012年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我國當時奧肯關係估計方程中，官方失業率統計指標以及包括下崗職工在內等多種估計指標，都與宏觀經濟波動沒有顯著統計聯繫，農民工轉移年增量等指標則有穩定和顯著的聯繫。這個經濟現象的制度條件顯然是計劃時代二元城鄉壁壘對勞動市場區隔效應改革初期仍在發揮作用，其行爲基礎則是第一代農民工兩種職業身份實際發生的不定期切換。我國經濟最初30年宏觀漲落所派生就業衝擊主要由農民工羣體吸收消化，是農民羣體爲經濟運行穩定所做的特殊貢獻。
去年12月的NSD國家發展論壇上，我們考察疫情期間宏觀經濟波動環境下勞動力市場情況時，提出失業率和農民工轉移這兩個變量都對宏觀經濟波動做出了明顯的合乎規律的反應，提到我國奧肯關係可能已發生了階段性變化。不過當時側重討論就業與宏觀經濟復甦不充分之間相互制約關係，沒有對我國奧肯關係轉型問題本身做更多考察。
觀察新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特點，一些長期演變趨勢會改變我國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響應方式和機制。最重要的是持續改革提升城鎮勞動力市場整合性和靈活性，重塑早先奧肯關係的體制條件。如逐步破除早先城鄉二元體制壁壘；除少數超、特、大城市外，中小城市普遍放開早先進城落嚴格管制條件，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規模變轉變爲市民；非戶籍以及農村戶籍從業人員在城鎮勞動力市場所受歧視性待遇減少等。
農業勞動力轉移隨着經濟發展進入較高階段也發生顯著變化。從數量上看，隨着農業勞動力佔勞動力總量比例持續下降，農民工轉移總量逐步趨近峰值，年度增量從新世紀初年1000多萬下降到疫情前兩年的200萬上下。同時非城市戶籍青年求職者不再具有早先“農民工”行爲特點，他們在城市就業形勢困難時大規模迴流原籍鄉村務農的主觀意願與現實可能都已實質性改變，塑造原先奧肯關係的主體行爲基礎發生變化。
另外官方有關勞動就業重要統計指標改進對上述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新設調查失業率指標較好體現失業實際情況及其對宏觀波動反應，農民工數據定期調查發佈爲觀察勞動力市場變動提供便利，相關指標月度和季度較高頻數據發佈爲超越早先只能用年度數據估計奧肯關係的限制提供可能。在目前數據條件下，我們利用城鎮調查失業率和農民工轉移數據，分別估計了起自2017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和2013年（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數據）到2021年底方程，結果顯示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調查失業率變量都對宏觀經濟具有顯著反應，說明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波動響應方式已發生階段性變化。
城鎮淨增就業持續減少折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變化
觀察勞動力市場需關注我國城鎮淨增就業變動的一些特點。下圖顯示2004年以來每年新增城鎮就業、淨增城鎮就業以及政府對新增城鎮就業指導性調控目標值，其中幾點情況引人注目。2010年以後十餘年，淨增城鎮就業除三個年份小幅回升外其餘都在下降，持續下降的趨勢特徵明顯。尤其是2021城鎮淨增就業從2000年的1022萬大幅下跌到502萬，從數據看跌幅一半以上，異常性不言而喻。另外2004-2012年曾持續出現淨增城鎮就業人數高於新增城鎮就業，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我們做了一些探討，有的疑惑尚未得到解釋，這裡分享兩點初步看法。
我國目前有三個城鎮就業統計指標。一是“城鎮累計新就業人員”，指各類市場主體和其它機構在特定統計時期內創造的所有城鎮就業加總，該指標存在較多重複計數問題，數據沒有公開發布。二是“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定義爲城鎮累計新就業人員減去退休、死亡等自然減員人數，這是官方就業政策重視的目標調控指標之一，其調查數據常規發佈。三是“城鎮淨增就業人員”，就邏輯關係而言它應是新增就業的一部分，不過其數據獲取並非來自直接統計調查，而是在統計部門公佈的歷年全國就業人數基礎上，把相鄰兩年數據相減而得到。獲得數據方式不同，使得城鎮淨增就業小於新增就業的一般邏輯關係不一定總能實現。
下面左圖顯示城鎮淨增就業大於新增就業現象，可能與統計部門用普查年份獲得的較高總就業人數對非普查年份數據調整有關。通常年份就業總人數通過抽樣調查得到，從過去幾次普查年份數據倒推可知，非普查年份就業人數或有不同程度低估，結果在普查年份或統計方法改變的1996年，淨增就業人數屢試不爽地出現陡直上升的尖峰現象（下面左圖），提示這些年份總就業人數統計值出現較大幅度跳升。把普查和統計方法調整年份較高就業人數統計值分配到兩次普查期間其它年份，導致調整後城鎮就業整體水平和淨增就業人數增加。另一方面，由人社部門統計的歷年城鎮新增就業不存在上述普查數據跳升問題，導致城鎮淨增就業上升並大於城鎮新增就業的看似矛盾現象。下面右圖顯示，把未調整的城鎮淨增就業與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比較，淨增大於新增的矛盾關係便不復存在。
再看城鎮淨增就業絕對人數及其相對新增就業人數的持續下降，應該主要與以下幾方面因素有關。一是隨着人口結構變化，新進入城鎮勞動力統計對象（城鎮戶籍與農村戶籍）的人數減少。二是現有就業人員由於退休和意外去世發生退出，會同時導致城鎮新增和淨增就業人數減少，但是如果沒有到退休年齡人員退出勞動力隊伍或者回到農村，從統計角度可能導致淨增相對新增的減少。三是非青年年齡段的農業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減少。
2019年國盛證券楊業偉博士與其同事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對我國2011-2021年期間歷年的城鎮勞動力市場“新進入量”、“退出量”、“新轉移進入量”進行估計，這三個指標大體對應上述三類導致城鎮淨增就業人數絕對和相對下降趨勢的因素，或可理解爲對城鎮淨增就業需求的分解因素估測。該報告彙總三種變動形成的淨結果，過去十餘年也是在波動中呈現下降趨勢，並且在2021年出現較大降幅，與上述城鎮淨增就業人數動態比較接近。
從上面討論看，城鎮淨增就業減少並不必然等於現實就業壓力同比例加大，因爲淨增就業需求也在減少，而需求減少原因則是上述三方面情況。這意味着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也意味着城鎮化推進速度放緩。目前農業勞動力佔中國勞動力比例已大幅度減少，2020年七普時已降到23.6，放緩可能符合客觀規律。不過我國目前城鄉勞動生產率仍有相當大差距，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雖多年下降近年仍在2.5倍之數，勞動力轉移減速過大對潛在產出增長會有邊際牽制作用。農業勞動力轉移一直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未來政策仍需兼顧農業發展、農村振興與國民經濟較快成長之間關係。
整理：王志勤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