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教授：不是所有中國留學生都做好了博雅教育的準備

注：本文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號：外灘教育 (ID:TBEducation)。文：曹天逸，編輯：Brady

在赴美中國留學生中，一部分並不能真正融入美國校園，《華爾街日報》爲此專門刊發了一則深度報道。外灘君聯繫了該報道所採訪的紐約大學副教授Rebecca Karl，Karl教授直言：一部分中國學生尚未做好接受美式博雅教育的準備。希望此文能給即將走出文化舒適區的留學生些許啓發。

《華爾街日報》曾發表了一篇題爲《大量錄取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校園中播下不和諧的種子》的深度報道，從教學、生活等多個側面探討了中國學生在語言和文化上面臨的難以融入美國大學的困境。

文中一位紐約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學生對她上課構成負擔，因爲她不得不爲了他們調整上課形式。許多中國學生“極度準備不足”，“他們幾乎不知道對一段文本進行分析是什麼意思。他們覺得達到分析性思考和寫作（analytical thinking & writing）的要求非常困難。”

中國留學市場逐年膨脹，然而對學生而言，“offer”只是漫漫征途的起點。面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特色和要求，你真的準備好了嗎？外灘君對這位直言不諱的教授進行了專訪，試圖揭開光鮮的名校留學表象之下中國學生的“尷尬”相面：選擇美國教育，卻對美國大學的基礎“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缺乏理解與準備。這不是一個關於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是教育本身的問題。

中國學生不瞭解作爲美國大學基礎

的博雅教育

Rebecca Karl教授出身於一個人文氣息濃厚的家庭，在做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的薰陶下，走上了人文學研究的道路。在獲得俄國語言文學本科學位之後，她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前蘇聯生活學習了一段時間，由此對中國、尤其是現當代中國，以及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比較史學研究發生了興趣。

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十年內先後到過臺灣和大陸，在臺北和湖南長沙教過英文，還在南京等地學習過，自學掌握了漢語，後於1990-1995年在杜克大學歷史系完成博士階段的學習。“博雅教育”，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學科是她學習過程中的關鍵，也是她投入畢生精力研究和教學的內容。

/博雅教育以文法、邏輯和修辭爲核心，輔以數學、地理、音樂和天文學/

什麼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Liberal Arts發源於古希臘，在原初的意義中，“自由”（liberal）指向的是“自由民”，與“奴隸”相對，他們在城邦中享有作爲公民的政治權力，如參與公共辯論和司法審判。因此“自由的藝術”文法、邏輯和修辭構成了古典時代的教育的核心，輔以數學、地理、音樂理論和天文學，以此培養能有效行使權力並履行義務的合格公民。

到了1852年，正當西方“大學”不可避免地向着專業化的綜合性大學轉變，現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奠基人約翰·亨利·紐曼發表名著《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指出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unity of knowledge）的場所，“自由教育”塑造的是“君子”（gentleman），以捍衛古典的傳統。

《大學的理念》

上世紀中葉，美國影響力極大的政治理論家、“施特勞斯學派”宗師、芝加哥大學教授列奧·施特勞斯基於對現代民主制流弊的批判，將“自由教育”奉爲“大衆文化的解毒劑”，“從大衆民主上升到原始意義上的民主”的階梯。

在這樣一脈相承的教育理想之下，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將Liberal Arts作爲本科教育的基礎，無論是什麼專業的學生，都必須選修一系列覆蓋人文學和自然科學的“核心課程”。然而這一制度並不是沒有爭議的，美國大學長期以來試圖在“通識”和“專業”兩股力量之間尋求平衡。1999年，博雅教育體系的代表芝加哥大學宣佈縮減並調整核心課程的數量和內容，但它們顯然不可能從大學教育中徹底消失。

在Rebecca Karl教授看來，正是在這些課程上，中國留學生的問題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們傾向於選擇任何以中國爲主題的課程（教授並不提倡這種做法，因爲這樣做他們就放棄了拓寬視野的機會），於是，在她主講的針對新生的導論入門性質的大課上，總是聚集了大量中國學生。

根據Karl教授的經驗，按中國高中教育的“文理科”做一個劃分，“文科”背景的學生確實能學得出色、自如，而很多“理科”背景的學生則往往無法勝任大學文科課程的要求。

中國學生欠缺什麼？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學生不懂什麼叫批判性閱讀和“分析”。面對兩三份來自不同視角或立場的有關同一個事件或主題的材料，對此進行綜合或分析其中的差異的任務，中國學生的做法往往是：選擇一種跟他們的理解更相投，讓他們看起來更舒服的解讀。

這不僅反映了人文學科思維方式和技能上的短板，還體現出某種“國家主義傾向”——“有時中國學生相信他們應該選擇一種對中國最有利的解讀，然後忽略材料的其他部分。”Karl教授認爲，中國學生沒有去理解：“歷史記錄和敘事都必須基於相互衝突的材料寫成”，而不能只是武斷地進行揀選。

教授認爲，正是中國學生在中國教育體系中培養出的應試能力，使得他們希望迴避博雅教育所要求的更加靈活的學習方式，使得他們去選擇自以爲對授課內容已經有所瞭解、有一定基礎的課程，因爲他們覺得在這些課程上，憑藉自己的“應試”策略，更容易取得好成績。

於是他們將自己從小到大所記憶的能夠應對中國歷史考試的內容，搬用到美國的中國歷史課上，以爲這就夠了。但這些爲學生往後的學術研究打下基礎的課程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了確認中國學生以爲他們所掌握的、從以前受到的教育中得到的對中國的既定看法。“我上課是爲了給學生獨立思考的挑戰，或至少幫助他們獲得獨立思考的工具。”

/獨立思考、勇敢表達是博雅教育的真義所在/

中國學生想要“正確的”答案，他們太害怕失敗，這就意味着——適得其反，他們在人文學科的課堂上很難取得成功。人文學科的課程要求闡釋的能力，而中國學生並不相信他們自己的闡釋能力，而試着去敲定一個標準答案，因此他們“僅僅是把我說過的話重複給我”，相信那大概就是“正確的”，就是“我想要聽到的話”。“優秀的標準不是客觀的對與錯，真和假，而是分析性的，而且更加主觀。中國學生不太容易理解這一點”，Karl教授評論到。而更嚴重的情況，則是“不知道什麼叫抄襲”，儘管這在學生手冊、教學大綱與課堂上被反覆重申，仍然時有發生，而且中國學生比其他地方的學生更容易犯這個錯誤。

Karl教授還對中國學生的學術英語水平提出了批評。中國學生相比英文文獻喜歡讀中文文獻，由於某些原始資料出自中國，這無可厚非，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們並沒有學會怎樣以適當的英文詞彙和語言討論這些材料”，“不知道怎樣寫合乎英語語法規則的作文”，甚至“希望在課堂上和寫作中使用中文”——教授表示這完全無法接受。在她的助教主持的討論課上，這尤其成問題，因爲助教不總是會說或能聽懂中文的學生，而討論課是由來自很多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組成的。她尖銳地指出：“這些課不是專門給中國學生開的。”

由於侷限的專業化造成的對通識課的不適應，並不是中國學生的特例。Karl教授這樣說：“中國學生的獨特性不在於他們的中國身份，而在於他們的數量。在很多美國的大學，全然因爲中國學生的龐大人數，讓人看起來覺得這就是中國學生的問題。不是這樣的。”不過，在學習人文學科有困難的學生中，中國學生確實佔到了一大部分。

所謂文化壁壘，

是每個人一手構築的

爲了幫助中國學生適應，教授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例如：詳細說明中國教科書對某個歷史事件給出的說法，然後在學生對原始材料和其他來源的資料的閱讀的基礎上，鼓勵學生去質疑，或者挑戰他們改變思考方式。“非中國學生會覺得這個適應過程有時顯得非常累贅，而且真的莫名其妙，因爲他們沒有讀過中國教科書，並不熟悉其中的說法。”此外教授表示，她在批閱中國學生的作業時需要格外小心。

這顯然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在紐約大學，我們教授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多年來一直在強調國際學生（包括中國學生）在寫作、批判性思維和其他人文學科技巧方面應得到額外輔導。這種輔導應該是強制性的，從學生進入大學起，至少貫穿第一年的學習。（同時，美國學生容易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基礎比較弱，應該在這些技能上給他們輔導。）”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自身的努力。

Karl教授表示，無論如何，博雅教育一定是選擇來美國讀大學不可能繞過的一個階段，因此不論是什麼專長、什麼背景的學生，都應該在心理上、學術上、智識上準備好接受本科教育中的人文學科部分的挑戰。

/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交流/

她給學生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帶着開放的心態，迎接挑戰、接受成功並接納失敗的意願，帶着提出問題、探求複雜事物而不是簡單事物、並向同學——不僅僅是與他們相似的同學——學習的能力。她所希望的是，多元背景的學生都能在大學階段學到一種能力，幫助他們在之後多樣化的學科領域中取得成就，“這是博雅教育的承諾，而這個承諾只有大部分學生接收和支持才能被實現。否則，大學就只是一個生產學位的工廠。”

對於博雅教育的挑戰，“一些學生接受了，大部分（根據我的經驗，在新生入門課上）沒有。”態度的不同對學習的結果將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Karl教授指出，“那些拒絕挑戰，或厭惡挑戰，或認爲一個美國白人女性不可能教給他們任何有關中國的東西的人——不會進步。”

把這些情況放在《華爾街日報》文章所描述的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考量，中國學生——在多年來爲美國大學提供充足的經費來源的同時——似乎要認真考慮一下留學是爲了什麼，以及怎樣達到這些目標的問題。Karl教授這樣描述美國校園的現狀：一方面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又是隔閡的。“中國學生似乎習慣於從其他中國學生那裡尋求個人的舒適區，而不是挑戰自己，去了解其他類型的學生。”

/文化壁壘需要主動去打破/

有人可能會提出，中國學生在異國大學中的困境，也要部分歸咎於文化壁壘，對此Karl教授給出這樣的迴應：“文化壁壘是每個人自己造成的。文化壁壘並不是絕對的，而且從來不是不能滲透的。”如果來自任何地方、背景，或種族的學生決定將自己融入美國校園環境，“我相信會有很多人歡迎這一舉動”。“文化是習得的行爲，可以被拋棄，被重新習得，被調整，被重新調整。”

當然，大學教育之難不僅僅是中國學生的問題，而是一個美國大學整體性的問題，這些年來美國社會各界一直以各種方式積極對此進行討論。“如果中國學生，能同他們的非洲裔、拉丁裔、阿拉伯裔美國同學和其他同學一道加入討論，那將會是很好的事。目前爲止，很少有人這麼做。這是個遺憾。”Karl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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