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成男權附庸?電影畫面擦邊低俗,國產片“女性凌辱”爲何變多

這件事Sir猶豫了很久要不要聊。

越來越多的觀衆,開始質疑電影中的女性凌辱。

前段時間的《默殺》。

場面包括棍子捅嘴、有膠水糊滿全身、玫瑰的刺扎進女孩的頭皮、被性侵的幼女兩腿間流出鮮血……

討論的話題甚至一度衝上微博熱搜。

今年的春節檔,《第二十條》口碑不俗。

但一些觀衆也在問——

大過年的爲什麼要在銀幕上看強姦戲?

後來,《周處除三害》爆火。

阮經天的魅力征服觀衆了,可王淨飾演的小美一角,卻被認爲沒有存在的必要。

難道她就是給男人侮辱和拯救?

好了。

要不要聊?

怎麼聊?

要知道,今天很多人在抱怨,政治正確毀了電影,好萊塢也變得無聊難看。

當我們在聊一部電影“辱女”時,是否也是不自覺地在用某種政治正確指導電影?

所以今天Sir不想僅僅重複一些“凝視”啦、“物化”啦之類的爭論。

而是想從電影創作上說——

爲什麼會越來越多?

爲什麼觀衆會越來越不滿。

01

小劑量的惡

爲什麼總愛拍女性受害者?

一言以蔽之——

簡單,實用。

尤其是商業片,講究最快、最大程度地調動觀衆情緒。

你發現沒有,一旦懸疑驚悚片需要有拯救小孩的情節,導演總是喜歡用小女孩。

韓國的《流感》《釜山行》《蒙太奇》。

國產片裡,《烈日灼心》《鋌而走險》《拯救嫌疑人》……

爲啥?

因爲普遍來說,小女孩就是比小男孩招人心疼。

刷一刷短視頻你就能拿看到不少家長“區別對待”的搞笑段子——女兒是小情人小棉襖,兒子是調皮搗亂的小祖宗。

同樣的道理。

當受害者是女性時,通常會將觀衆緊張、恐懼的心理,推向更高點。

一方面是。

通常情況下,女性是體力更弱的一方,就增加了和反派的力量懸殊感。

另一方面是。

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確實也面臨着更多的危險。

比如最近播出的《恐怖懼集》,每集一個都市傳說,女性故事佔了很大一部分:

女白領下班打車,被跟蹤;

運動女神公園夜跑,被跟蹤;

獨居女孩不出門,還是被跟蹤。

但同樣的事,性別一換,可能會直接從恐怖片變成搞笑片——你一個大男人整天疑神疑鬼個啥?

所以本質上來說。

生活裡很常見、很不起眼的惡,放到女性身上,就能製造出很劇烈的效果。

那麼對男性的惡呢?

通常需要加大劑量纔夠用。

比如張藝謀。

雖然《滿江紅》和《堅如磐石》都有被審判的“辱女”情節。

但這兩個情節都停留在威脅階段,沒有真正實施強姦。

如果對比來看,電影裡對男性的虐待和酷刑,那才更加濃墨重彩。

火鍋煮手、刀割舌頭、老丈人劈女婿……

《滿江紅》就是個古裝版的諜戰片。

特務們有各種慘無人道的手段——

凌遲、灌醋、剮皮……

常規化的暴力,對於男性已經沒有多大的戲劇效果了。

一定要過火,才能觸動觀衆。

但問題也在於此。

國產銀幕,有多少空間留給這樣的“男性暴力”呢?

要知道,《堅如磐石》也是個刪刪改改才終於能上映的“殘片”。

而男性化明顯的暴力電影。

無論是港片的《古惑仔》,基努·李維斯的《疾速追殺》,又或者是《伸冤人》,這樣的片還有多大可能會出現在銀幕上?

當過火的、非人的、極端的惡被過濾。

只能留下“小劑量的惡”。

那麼,如果還想最大程度發揮藥效,就只有把這一劑惡,注射在女性角色身上。

所以問題是——

02

單向度的惡

Sir不想死板地說,在銀幕上還原對女性的暴力就一定不行,就是low。

但。

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

現在懸疑片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實在太低了,纔會逮着“女人那點事”沒完沒了地薅。

《彷徨之刃》,豆瓣5.9。

影片裡三次播放被害者受辱的場景。

第一次由父親播放女兒被強姦的視頻開始,角色就哭,開始憤怒;

第二次讓父親被攻擊的動作與女兒的掙扎、哭叫重合,繼續加碼;

再到第三次,通過局外人的手再次點擊視頻,觀衆又被迫聽一遍。

《拯救嫌疑人》,豆瓣5.8。

導演不僅給了被姦殺的女性大特寫,還用曖昧的運鏡還原了事發的場景。

觀衆辣評:這拍的是電影還是AV?

導演們像受過什麼集體訓練一樣——

不僅喜歡拍攝女性柔弱、無助的神情,特寫她們掙扎時衣不蔽體的皮膚。

還儘量用音效與血漿放大女性的嗚咽和慘痛,拉長整個受害過程的戰線。

一句話總結:

用最大的力度給觀衆的情緒催產。

可懸疑片不該只有這些伎倆啊。

好的懸疑片,不需要依賴“擦邊”。

甚至有追求的導演,會主動鄙視“擦邊”。

十年前曹保平的《烈日灼心》。

你印象最深刻的名場面是什麼?

是王硯輝紀錄片式演技。

是段奕宏透視鏡一樣的眼神戲。

黃雀在後般的監聽變態?

但你可能都忘了。

電影裡也有大尺度情節——

故事就起源於一場強姦殺人案,可爲什麼印象模糊了呢?

因爲導演沒有玩弄色情,故意渲染。

反而用了黑白畫面——

就是要故意“冷處理”。

《烈日灼心》的故事飽滿,高潮迭起。

導演認爲不在需要強姦戲來刺激觀衆了,甚至這種刺激可能會擾亂觀衆的感受,乾脆故意淡化。

電影提供了多種維度的探索。

懲罰與救贖,獸性與人性。(殺人犯撫養了倖存女孩)

在我眼裡,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

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

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惡

可問題也說回來。

《烈日灼心》過去這麼多年了,橫空出世的犯罪懸疑片有幾部?

當年電影裡,讓人會心一笑的情節,恐怕不會再出現了吧——

當年電影拿下上海電影節影帝三黃蛋。

可最演技最突破的一場戲——

鄧超挑戰生理極限,長達四分鐘的注射死刑鏡頭,最後只保留了30秒。

今天的不少觀衆可能會說,怎麼電影動不動就“辱女”,別搞了好不好。

其實。

國產片導演,何嘗又不想“搞男的”。

或者,搞搞別的。

但選擇面,逐漸聚焦到今天,千篇一律的“女性受害者”上。

2021年的《緝魂》。

臺灣版本130分鐘,大陸版本124分鐘。

短短的六分鐘,砍掉哪些信息?

不光是身爲跨性別者的男主角,在擁有妻子的皮囊後,終於成爲了女人。

他對着鏡子轉圈欣賞自己的女性身體,激動地熱淚盈眶。

然而這份情緒只被選擇性地保留,大部分觀衆是看不到的。

再加上作爲一部驚悚作品,《緝魂》除了換腦這樣的高概念詭計外,還包含了邪教、符咒、靈異等等超現實元素。

本來一部囊括了諸多懸疑要素的電影。

只是大陸上映時這些不夠正確的畫面都被處理掉了,只剩下純純的人禍。

上野千鶴子的《厭女》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江戶時代的日本,因爲大批量印刷,浮世繪成爲一種上到貴族下到底層都能擁有的文化快消品。

這種畫的內容多以生活場景爲主,類型多元,題材遍地開花。

然而到了江戶後期,隨着環境惡化——

一類以強姦、欺辱之類的犯罪爲噱頭的浮世繪誕生,繼而開始流行。

畫中的女人越扭曲,強忍的表情越誇張,作品本身的嗜虐趣味越濃。

上野對此總結道:

“這樣的流行不光是一種對女性恐怖的支配的表現,也可以解釋爲一種大衆文化洗練程度下降的過程。”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國產懸疑,面臨雙重困境。

其一。

短劇、短視頻的狂歡,讓大衆的嗨點被不斷被壓縮。

從半小時一個轉折到現在縮短前奏,提前引爆,再到恨不得每分每秒都是高潮。

怎麼快怎麼來。

女性+暴力,成了一個最簡單的公式。

其二。

國產犯罪也好,懸疑也好。

當靈異、鬼怪、政治、同性、暴力都無法延展開來的時候。

創作者只有選擇更“巧妙”的方式,保障一部商業片基本的賣座與票房收入。

這才導致了一系列商業電影都趨於流量,風格也跟着模仿的原因——

不一定聰明,但一定狡猾;

不一定拍得好,但一定要拍得熱鬧。

就像《拯救嫌疑人》。

不少觀衆無法理解,明明導演自己也是女性,怎麼拍的電影可以那麼“男性凝視”,這麼“物化女性”。

Sir不是要爲導演開脫。

如果留意,你就會發現電影的一些情節,還是很“女權”的。

比如女主的發小,不斷表達對她作爲獨立事業女強人的愛慕和欽佩。

那麼電影是怎麼可以做到,一邊“女權”,一邊“男凝”的呢?

答案就在於縫合。

粗淺的縫合。

因爲女權興起了,就把大女主人設拿來用;強姦戲碼吸睛,那就在結尾前來一段小高潮。

本質上來說,就是這個懸疑片缺少主心骨。

就像寫一個文綜簡答題,把能想到的都寫上,能得幾分是幾分。

也不在乎,這些元素內在是否產生矛盾。

這就是國產犯罪懸疑在“辱女”背後的困境。

失去深層的探索和表達。

只能在表面的視覺衝擊上做文章。

於是。

我們看不到階級高牆下滋生的惡。

看不到“正常社會”的機械齒輪碾壓邊緣人的惡。

看不到以道德之名,殺人不見血的惡。

所以來來去去,就是被虐待,被殺,被強暴。

而更深的暴力,仍然隱藏。

既然這樣。

Sir就不罵國產片“辱女”了。

想想說的是——

放過女性受害者。

請爲國產銀幕幕,創造機會,多搞搞我們男人吧。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助理:穿Prada的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