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的不凡家書　與導演黃惠偵的《日常對話》

圖、文／ Harper's BAZAAR

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的《日常對話》，其實片名可以取得很有話題性或更利於宣傳行銷，但導演黃惠偵選擇不譁衆取寵，平實地爲這部片做了裡應外合的定調。而在婚姻平權與家庭意識衆聲喧譁的浪潮當頭，這部以異性戀孩子視角望向同志媽媽、勇敢掀開關係傷疤，深入理解並根治的真實對談，無疑是站在時代浪尖上，撼動人權不平等最具力量的光芒。

「能不能改變世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紀錄片是可以改變『人』的。當然世界之所以可以改變，是因爲人可以改變。」－－黃惠偵

▲在今年的金馬影展裡，這部紀錄片一度擊下大師經典《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蟬聯觀衆票選排行榜首達十日之長！（圖／黃惠偵導演提供，以下皆同））

20歲時的黃惠偵因緣際會遇見楊力州，從原先屈服命運的陣頭少女一躍成社運工作者，從移工、原住民關注至土地議題。八年前，她準備就緒，提起攝影機對準其轉行初衷：解開姐妹倆與同志母親長期疏離之因。影像徐徐流轉着：童年被迫放棄學籍走入牽亡、父親施暴及母愛缺席，黃惠偵看似戲劇化的人生，卻是傳統家庭價值下的失落暗角。她用鏡頭與母親溝通，也道出許多人說不出口的沈重，當我們關心在北港老家的家人反應時，導演笑言回道：「他們覺得不難看。」

《日常對話》雖是初衷，卻不是黃惠偵的終點。她用緣分論迴應着延續母親系列作品的可能性，甚至未來也不排斥執行劇情片的拍攝。近日黃惠偵更在婚姻平權公聽會中，以己身經驗挺身表述立專法的社會歧視，毫不保留地坦誠與捍衛人權的堅毅，讓人動容之外，更想了解這樣的堅持來自於如何的信念？讓我們也與導演來一場小小對話。

▲《日常對話》劇照之導演黃惠偵（右）與母親。

Q：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挺過20年的籌拍期完成《日常對話》？A：因爲這部影片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創作，而是我生命中非得完成不可的一件事。

Q：對您而言，《日常對話》與《我和我的T媽媽》之間的差異是？A：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兩個版本的差異是目標觀衆不同（電影與電視），所以敘事的節奏與方式不同。從感性的層面來說，兩個版本的差異是，一封像是我給母親的情書，一封則像是我的自述書。

Q：開拍之前，您是如何說服母親面對鏡頭？A：我從1998年就開始拍攝她，所以她對於有攝影機存在這件事已經不陌生。在2014年有團隊加入正式拍攝之前，有另外再對她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外加偶爾耍賴。

Q：導演您曾帶母親去參加同志運動，事後母親對您說過關於這些運動的想法嗎？A：我曾帶她去參加過同志遊行，原本以爲她會在遊行中很有認同，但她只有前三十分鐘覺得很有趣，三十分鐘後就開始覺得無聊想回去找朋友打牌了。那時我才突然驚覺，或許我媽那樣纔是最理想的社會狀態，因爲如果每個人都不需要透過特別的方式去找認同，那就表示社會外部沒有帶給任何人不被認同的壓力。

Q：在片尾，您女兒問道：「阿嬤，妳愛不愛我？」這一幕相當感人！請問《日常對話》後，對妳與母親的關係有產生什麼變化嗎？那母親與孫女之間呢？A：我女兒的存在對於影片，以及影片之外我們的生活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讓我們母女、祖孫三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鬆軟不緊張。

Q：您主要想透過《日常對話》傳達什麼訊息給社會大衆？A：試着去理解你最重要的人，也讓你最重要的人理解你，在一切都還未太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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