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新冠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

（德國之聲中文網）退休的病毒專家福奇本週回到美國國會，在衆議院調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員會面前作證。《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爲什麼說新冠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作者Alina Chan（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也是《病毒：尋找新冠病毒的起源》一書的合著者）認爲，儘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備受爭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從通過《信息自由法》獲取的公共記錄、用在線數據庫進行的數字調查、分析病毒及其傳播的科學論文，以及來自美國政府內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發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從中國武漢的一個研究實驗室泄漏出來了。如果是這樣，那將是科學史上代價最慘重的事故。

Alina Chan在文章中列舉了各方面的證據，其中包括在疫情暴發的前一年，武漢病毒研究所曾與美國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製造具有SARS-CoV-2特徵的病毒的建議。2021年，“截擊”網站公佈了一份泄露出來的2018年爲一個名叫“化解”(Defuse)的項目提交的資金申請，這份申請書描述了製造與SARS-CoV-2驚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化解”項目提出尋找並製造帶有一個獨特性質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該特徵增強了SARS CoV 2在人類中的傳染性，使其能夠引發大流行。“化解”項目從未得到美國的資助。不過，福奇在週一的聽證會上解釋說，武漢病毒所開展自己獨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國的資助。

文章還指出， 一個駭人的細節是，石正麗團隊的科學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現了類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狀，這個泄露給《華爾街日報》的細節已得到現任和前任美國政府官員的證實。其中一名科學家的名字在“化解”項目資金申請中是作爲病毒工作負責人出現的。該細節中的科學家否認他們曾患病。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某個動物的假說沒有強有力的證據支持。如果說病毒來自野生動物貿易的話，關鍵的證據仍然缺失。

作者認爲，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調查人員應該順着最有力的線索，用法庭傳喚來獲得所有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與國際合作夥伴之間的交流，包括未發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數據和商業訂單。特別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現前的關鍵兩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啓發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配合就能獲得），但在大流行開始已經四年多後，公衆仍沒有看到這些交流。

爲什麼中共對六四紀念鎮壓愈加強硬？

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對六四紀念活動的打壓及其對安全的偏執追求，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墨爾本大學新聞學副教授，《遺忘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一書的作者）指出，六四鎮壓三十五年過去了，然而北京似乎比以往更加堅定地鎮壓各類紀念活動——即使是遠在中國境外的小規模活動，也通過威脅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都方法來干預。這種鎮壓看似非理性：其目標並非一定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行爲影響範圍有限，而鎮壓行爲則涉及到了遠離中國的其他國家的基本自由。然而，這卻體現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巨大變化。他正在將中國變成一個“國安至上”的國家，“國安”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甚至滲透到個人層面。

文章說，此前中共的合法性一直依賴於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隨着經濟增長放緩，它需要另一個凝聚點，故而繼續發掘和利用一個世紀前屈辱的民族主義創傷。爲此，當局不惜進一步傷害經濟。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爲國家安全所犧牲，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習近平面對中國經濟的“四個不”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爲什麼習近平不救中國經濟》，作者肯尼迪（Scott Kennedy，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總結了四種“中國當局不救經濟”的原因，稱之爲“四個不”(The Four Nos)：“不知道”、“沒辦法”、“無所謂”和“不同意外界的評價，我說的對”。

“不知道”是指下級官員不願意把中國經濟的問題反應給習近平。文章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話，稱“聽說中南海的基層官員已要求外部研究人員只提交正面報告”。原因在於，“幹部們……擔心他會責怪傳遞消息的人”。

就習近平和其他的團隊知道的部分，作者將施政不利的原因歸結爲該團隊素質地下、能力不足，將其稱爲“替補隊員”(B team)。作者引用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實際上“領導層就如何解決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然而並沒有找到任何方法。

作者認爲，根源在於中國領導人覺得經濟問題“無所謂”， “習近平的首要任務是加強中共的權力壟斷和他個人的政治主導地位。儘管媒體報道他視察工廠並就各種經濟挑戰舉行討論會，但他自己的日常工作可能主要是處理安全和政治問題，包括人事決定，而不是經濟。”

文章還指出，習近平並不同意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批評，並且自信地認爲自己的政策和道路纔是正確的。中國領導層可能覺得“於失去了獲得西方技術、市場和資金的可靠渠道，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自力更生。 “中國領導人可以用一些證據證明他們的計劃正在奏效——在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最長的高鐵系統……北斗衛星系統等等”。因此，投資從房地產轉向先進製造業，而這些技術既可以促進增長，又可以加強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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