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院長白重恩:社保繳費佔企業盈利的49%,中國企業社保稅負太重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毛相林建議,暫停上調個人蔘保繳費標準,增設零繳費或低繳費參保檔次。

無數網友留言,連年上漲的社保繳費,不僅困住了一批打工人,很多人選擇斷繳社保。以上海爲例,2023年第一季度,上海的參保人數比去年末減少了10萬人。

連年上漲的社保繳費標準甚至難倒了一批企業。很多小企業主表示,給員工交社保可能會成爲壓死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

清華大學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一直認爲,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他舉了世界銀行2017年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作爲例子,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 190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131 位,2012 年時則爲第 122 位。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企業稅負較重。

到底哪部分稅負拖累了中國企業?

主原是社保繳費。中國企業的稅費中,社保繳費佔企業盈利的比重高達 49%。而其他稅費(不包括增值稅)的比重僅爲 20%。此外,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的社保繳費佔比爲 10%,而在福利較好的西方國家如瑞典,則達到 35%。白重恩認爲,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財政部門收取的稅並不高,真正造成企業負擔沉重的是社保繳費。

在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情況下,白重恩認爲要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會上升。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

以下爲白重恩觀點整理:

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佔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點和我剛纔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爲什麼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纔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麼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麼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纔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爲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纔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裡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爲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佈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裡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佔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佔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佔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麼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麼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佔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麼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最新稅率13%),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麼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裡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麼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我們爲什麼繳費率這麼高呢?國際上社保繳費率高的國家,有一半是前計劃經濟國家。爲什麼前計劃經濟國家的社保繳費率高呢?因爲他們之前沒有社保,就是企業養職工一生。後來改變了,國有企業有大量的退休職工,但是這些企業並沒有掏錢,這些職工進入了社保以後,視作繳費,但其實沒有繳費。那麼錢從哪兒來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能從新參加社保的人那兒收。所以,我們的繳費率高。這也是前計劃經濟國家社保繳費率都高的原因。

怎麼解決呢?解決的辦法就是歷史的負擔要用歷史的方法去解決,不能讓現在的人來承擔。這些國有企業的職工在工作的時候,企業沒有爲他們繳費,進而有了資本積累並形成了現在的國有資產,我們就應該用這些資產來解決歷史問題,那麼繳費不就可以正常了嗎?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既可以降低企業負擔,降低居民負擔,同時還不用減支,也不需要減少職工的待遇。

只要把我們擁有的資產好好地用,讓它用到該用的地方去補償歷史負擔,剩下的我們繳費就變得合理,企業的負擔也就輕了,我們說的很多問題也許就可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