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上大宋繁華如夢，但你可曾看到了橋頭那個小乞丐？

《清明上河圖》中的一個細節，城外最繁華的虹橋之上，熙熙攘攘的人羣中，有一個瘦小的乞丐正捧着碗向橋上的行人乞討。

夢，是以白天的現實爲原料在夜晚的想象，都市繁華，也建立在無數平凡的人日夜不息的勞作之上。世間煙火，是小販們起早貪黑地準備攤位，上街叫賣；燈紅酒綠的背後，也是店裡堂倌的來回奔忙與後廚廚子在爐火旁的揮汗如雨。他們是繁華中不必可少的羣演，卻很難成爲繁華的主角——就像時下流行的漢服熱中身着古代服飾的男女，都會穿着古代帝后嬪妃、達官命婦華貴的服飾，但卻鮮有人會穿着普通百姓的短褐草鞋一樣——儘管，那纔是古代社會的大多數，但是，他們只是時代的背景板。

家喻戶曉的《清明上河圖》上，組成北宋東京繁華盛景的，正是這樣的人。一眼看過去，似乎他們的形象並沒有什麼不同，尤其是以網紅刷寶的心態觀看這幅畫時，就像一場特種兵式的旅遊，只會與他們擦身而過。但或許在某個瞬間，你會願意浪費一點時間，停下腳步細細觀看，你會發現，畫中是與你我一樣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你也會發現那些熟悉的身影，只是穿上了宋代的衣裝。

當你走上畫中那座充溢着喧嚷與繁華的虹橋上時，如果你願意放慢腳步，或許你會看到他。他如此瘦小，打着赤膊，蓬着亂髮，傴僂着背，手中捧着一隻碗，正舉上前來，你可以聽到他張開的嘴裡，在喃喃絮叨着什麼，或許就是《事林廣記》裡乞丐口中說的：“衣食父母，乞一文！”

張擇端將這名小乞丐畫在《清明上河圖》中心最繁華的虹橋之上，而不是某個灰暗的角落裡，或許確實有他的用意所在。或許在他的眼中，乞丐也是這座繁華都市裡各行各業中的一員，不可或缺。就像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所記述的那樣，“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乞丐也要有自己的裝束衣冠，讓人能一眼看出自己從事乞丐這一行當。或許畫中那名小乞丐內穿背心，半系外衣，故意袒露左臂的樣子，正是汴京乞丐有“規格”的穿戴。

儘管《清明上河圖》中的乞丐出現得很少，但在宋代，即便是東京汴梁，乞丐也是個龐大的羣體。從某種程度上說，乞丐與底層貧民之間差異僅在一線之間。北宋張耒記述洛陽西部山民“負薪入市得百錢，歸守妻兒烹鬥粟”——百錢是維繫一家生計的最低生活所需。而《夷堅志》中記載的一名酒官，淪落爲乞丐後“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不僅如此，還要常常“就食店拾所棄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

對底層平民來說，生活是如此艱難而不確定。即使是在仁宗帝治下的清平盛世，東京城內這般貧苦無依之人也爲數衆多。1059年的上元節前夕，歐陽修在一份奏疏中寫道：

“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以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

汴京中的乞丐不僅是汴京城中淪落的底層貧民，同樣是在仁宗治世時代，一位名叫劉敞的大臣在奏疏中提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雲久旱耕種失業，或雲河溢田廬蕩盡”。

流民爲了生計，不得不進入都城之中，希冀能尋得幾分活路。這些衣衫襤褸、鶉衣百結的流民乞丐，出現在這座繁華都市中，自然會成爲一道令大宋君主憂心的風景。眼不見則心不煩當然是妝點清平盛世的最便利的選擇，就像那位打着所謂天書祥瑞旗號掩飾澶淵之盟恥辱的宋真宗，在大肆張揚地封禪泰山回到汴京舉行歡宴過後，他得意洋洋地來到宣德樓上，俯瞰自己治下的汴京城中繁華盛景，向身邊侍臣誇口道：“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他身邊鯁直的大臣馬知節卻用一句話戳穿了汴京的繁富幻夢：

“貧底總趕在城外。”

從某種程度上說，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的繁華人煙中，畫上了這名小乞丐，與當年馬知節的鯁直諫言異曲同工。把乞丐全部趕出城外，確實是讓汴京沉溺在繁華之夢中最便捷的方法，可惜這方法只能裱糊一時，卻不能持久。因爲貧困並非靠驅趕與粉飾就可以消失。神宗變法中，鄭俠將描繪天災人禍中百姓失去生計，流離失所慘狀的《流民圖》呈送給神宗皇帝時，這位深居宮禁之中，自以爲改革新法順天應人的君主被深深震動了，他下詔開倉賑濟，廢除了新法中十八項條款，民間歡聲雷動。儘管呈上《流民圖》的鄭俠被貶謫外放，趕出汴京。但皇帝卻也不得不直面貧困這一嚴重問題。頒佈的《惠養乞丐法》規定每年十月初一日至次年三月，對乞丐進行收容賑濟，“每人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而對老疾孤幼無依的乞丐，令開封府拘收，送往官方設立的賑濟機構福田院居住。

《清明上河圖》中的小乞丐，或許也曾被官府收拘在福田院中，領過每三日發放一次的米豆，讓他可以捱過帝都最寒冷的冬天，捱到這個早春還暖的清明時節，捧着他小小的碗，在人煙繁盛的虹橋上繼續乞討。

對乞丐的救濟，毫無疑問是宋代的一項惠及貧民的德政，也讓汴京這座天子腳下的帝都依然是個能養窮人的地方。但到張擇端圖畫《清明上河圖》的徽宗時代，情勢卻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這位以豐亨豫大自詡的君主，爲了創造夢中的太平盛世，大力推行福利賑濟，但這強加的善意反而成爲了國家巨大的負擔。各個州郡之間，設置的濟貧福利機構居養院、安濟坊、以及埋葬無助貧民遺體的漏澤園，所費巨大，而濟貧又被朝廷當作是地方政績考覈的重要標準，於是地方爲了完成政績考覈投入巨資不遺餘力地濟貧，導致的結果卻是其他事務開支不足。爲了完成政績，就不得不從民間榨取更多的資財。徽宗君臣對內推行的茶鹽榷法和鈔法改革，對民間產業的苛剝之峻極，就像時人所描述的那樣，“有朝爲富商，暮爲乞丐者矣”。一面大力濟貧，一面又批量製造貧困，大宋王朝也在這個荒誕的輪迴中走向了靖康之變。

就在繁華之夢被金兵刀劍砍碎的酷寒冬日裡，卻依然有着一個動人細節——儘管在史書上只留下了一句話。當金人扣押了宋徽宗父子，以進兵城內爲名，強迫宋人出錢贖城時，已經飽受壓榨兵亂雙重災禍的汴京百姓，依然解開自己乾癟的錢囊，傾己所有以紓國難。百姓捐助的金銀中，有“金二兩、銀七兩”，是來自福田院裡乞丐的捐助——或許，這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中那個小乞丐捐助的幾文錢。如果他能活到那時的話。

儘管，註定無人知道他的名姓，但在那一瞬，張擇端畫下了他——一個大宋普通百姓的面孔。

本文出自書評週刊10月25日專題《大宋的十三個瞬間》B02-03版。

文｜諶旭彬

兩稅

宋徽宗大觀三年 （1109） ，《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來到開封已有數年，爛賞疊遊間，早已被這座巨型城市的空前繁華所震撼。他不知道的是，北宋總人口在這一年已悄然來到超過1.1億的規模。而這正是開封繁華最核心的根源。

北宋繁華的核心原因是人口紅利。而要理解這場人口紅利，兩稅法是無法迴避的制度。因爲它是中國賦稅史上劃時代的分水嶺。兩稅法之前，稅人稅丁的賦稅體系維持了近千年，百姓的主要負擔是人頭稅。兩稅法之後，賦稅體系轉向以稅地稅產爲主體，“自此在中國歷史上，土地而不是人丁成爲了農業稅收的基本單位”，百姓的主要負擔漸漸變成了田畝稅，或者叫資產稅；人頭稅越來越居於次要地位。

《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裡》，諶旭彬 著，之江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版。

不過，兩稅法卻非趙宋王朝所創。推動這場劃時代劇變之人是唐德宗及其宰相楊炎。時爲建中元年（780年），距離北宋建國（960年）尚有近兩百年的時間。所謂兩稅，指政府以田畝與資產數量爲徵稅依據，分夏秋兩季向民衆徵收地稅與戶稅。兩稅法之前，唐王朝推行租庸調製，徵稅時緊盯着百姓家中有幾口人；兩稅法之後，朝廷轉而緊盯着百姓名下有多少田產。

唐德宗與楊炎出臺兩稅法，是因爲與租庸調製匹配的均田制已然崩潰。欲按人頭向百姓攤派負擔，須保證人頭名下擁有足額土地，這便是均田制。然而自武則天時代開始，均田制便已現出崩潰跡象——朝廷掌控的無主田地越來越少，新生人丁難以獲授足額土地，要承受的人頭稅負擔卻絲毫不減，甚至還在加重。唐帝國百姓只好紛紛逃亡。

至唐玄宗天寶末年，至少有三百萬戶百姓爲逃避人頭稅脫離了朝廷管控，成爲背井離鄉的黑戶。安史之亂後，百姓死亡枕藉，倖存者流離失所，或拋棄家鄉逃入藩鎮，或連人帶地遁入豪族，用於控制人丁的戶籍檔案自是全然失效。唐德宗與楊炎消滅不了藩鎮，鎮壓不了豪族，無力重建戶籍檔案，便意味着唐帝國以人丁爲汲取依據來維持財政蛋糕的租庸調製已然破產。

人丁可以藏匿，而田畝無法逃亡。既然以人頭稅爲主的時代回不去，朝廷便只好改以田畝爲徵稅依據。兩稅法遂應運而生。這是無可奈何的改革。據此也可以說，推動這場劃時代稅制變革的真正力量，與其說是皇權，不如說是底層百姓。是他們對人頭稅的消極抵抗，迫使皇權變更了稅收制度。正是這場無可奈何的改革，催生了一項非常意外的效果，讓百姓的子宮獲得解放，生育意願大幅提升。

自秦漢至隋唐，沉重的人頭稅一直是壓抑百姓生育意願的限制器。這種限制效果常發生在朝代中晚期，即朝廷手中已無多少剩餘土地可供授予新生人口、而新生人口要承擔的人頭稅又絲毫不會減輕、甚至會因朝廷意欲“有爲”而明顯加重的那些歷史時段。這種限制效果最慘烈、也最常見的呈現方式，便是“生子輒殺”“生子不舉”。如西漢中後期“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東晉中後期“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人頭稅造就的這種限制器效果，正是自秦漢至隋唐這近千年間，中國人口峰值始終無法突破七千萬規模的主因——西漢人口高峰約6000萬，東漢人口高峰與之相差無幾，唐代人口高峰只有約7000萬，增長速度可謂如蝸牛般緩慢。

北宋王居正款《紡車圖》中一個細節，一位一邊紡紗一邊哺育自己孩子的母親。儘管她比不上仕女畫中那些衣着富貴的仕女，但她卻是宋代乃至千百年來那些以自己辛勞慈愛哺育子女的中國母親的形象。

兩稅法的出現意外拔掉了這個限制器。當歷史走出藩鎮割據的唐代後半期，走出五代十國的亂世，進入北宋；而北宋又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再以人頭稅爲財政主體的朝代，一場規模空前的人口大爆炸便隨之而來。北宋初年朝廷簿冊中登記的人口不足四千萬，短短百餘年後，至宋徽宗統治時期總人口已然破億。龐大的人口紅利，意味着較之前朝更多的財富，也意味着趙宋王朝有了更多可汲取的人力與物力。

杯酒釋兵權

建隆二年（961）七月某日，宋太祖趙匡胤設酒宴招待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一衆心腹將領。飲至半酣，趙匡胤起身對衆人道：“沒有諸位我做不了皇帝，可我做了皇帝卻終日憂心難以安睡，反不如做節度使快樂。”衆人詢問何故。趙匡胤回答：“很簡單，誰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跪地頓首，求趙匡胤指示“可生之途”。趙匡胤道：“人生如白駒過隙，富貴不過多積金錢。爾等何不放棄兵權，出守大藩,置辦上等田宅與哥兒舞女，以終天年？”

元錢選款《蹴鞠圖》，畫面繪踢球的兩人是宋太祖趙匡胤與其弟宋太宗，後四人觀看的是大臣趙普、楚昭輔、党進、石守信。

此即宋初著名的歷史事件“杯酒釋兵權”。儘管學術界對此事是否真實發生過仍存爭議，但有一點不可否認：自陳橋兵變奪取皇位後，趙匡胤便開始着手解除佐命將帥的兵權，以重新構築國家的軍事系統。這個重構出來的系統，便是後世熟知的禁軍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募兵制、更戍法等具體規章，還有重文輕武、守內虛外等政治理念。這些東西，共同造就了一道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奇觀：朝廷耗盡財力，常年供養着一支規模達百萬之衆的軍隊——用北宋人蔡襄的話來總結，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用南宋人姚愈的話來總結，是“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祿居十之二，兵廩居十之七”。無論哪種說法，都承認軍隊是消耗宋代人口紅利的最大黑洞。可這支軍隊的對外戰鬥力，卻出奇地孱弱。

會有這種奇觀，是因爲北宋朝廷對禁軍的定位，本就是維持內部統治遠遠優先於對外禦敵。趙匡胤曾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話中的叛兵與叛民，皆是針對王朝內部穩定而言。宋神宗後來擴充解釋過趙匡胤這段話，認爲本朝以“無賴不逞之人”爲兵，是鑑於前代造亂者多是遊民，故吸取歷史教訓，用軍隊的組織紀律和優厚的俸祿將遊民約束豢養起來，進而以遊民去管控良民，實乃“自古未有及者”的大智慧。

統治理念如此，故而自趙匡胤時代開始，北宋軍隊的核心職能便是吸納遊民，以消化內部的不安定因素。宋太宗時，民間“與人爲害者”被大量招募到軍隊之中。宋神宗時，“募兵皆天下落魄無賴之人”。以軍隊吸納遊民與地痞流氓成了北宋王朝的基本國策。《文獻通考》如此評價該國策：

以不肖之小人來構築軍隊，這軍隊必然無力抵禦外敵。國家能夠在這種軍隊的保護下存在，只能說是運氣好。當徽宗皇帝扯虎皮拉大旗，要用這隻能擔負內部管控職能的軍隊去奪回燕雲十六州時，北宋王朝的壽命，也就毫無懸念地走到了終點。

澶淵之盟

景德元年十二月（1105年1月）初七，御駕親征的宋真宗於澶淵前線簽署了一份誓書。五天後，遼聖宗也會在這份誓書上簽名。這便是維繫宋遼兩國長期停戰、友好共存的澶淵之盟。

據《遼史》記載，北宋派人請和時，“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奉遼國太后爲叔母，用意是間接將宋遼兩國皇帝定性爲兄弟關係，宋真宗爲兄，遼聖宗爲弟；“輸銀”“歲幣”字樣則顯示兩國政治地位均等——至少字面含義平等，不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不過，宋遼間字面含義上的平等關係，只維持了不到四十年。

宋仁宗時，遼軍趁宋軍與西夏軍交戰之機，南侵攻佔了十座城池。在隨後的和談中，北宋不得不應遼國要求變更額度，並將歲幣重新定性爲“進貢”。另據蘇轍《龍川別志》記載，曹利用負責與遼人談判，真宗曾派宦官詢問遼國的具體要求，曹利用“以三指加頰”，讓真宗一度以爲遼人索要三百萬銀絹，且有意允諾。後曹利用談判歸來，報告遼人的實際要求是三十萬銀絹，真宗“不覺喜甚”。

1044年，宋夏兩國也議定了和約。元昊以“夏國主”名義向北宋稱臣，北宋以“歲賜”名義每年向西夏輸送固定額度的財物。在遼人那裡失去的面子，似乎在夏人這裡得到了補償。其實，歲賜也好，歲貢也罷，都是對外撒錢。撒錢的核心緣故，自然是北宋軍隊以內部管控爲主要職能，對外戰力實在過於孱弱。

《景德四事圖》中《北寨宴射》描繪澶淵之盟後，宋真宗親往澶州北城犒賞三軍，根據圖說所述，宋真宗射箭連中，羣臣恭賀。儘管澶淵之盟實質上是宋國納款求和，但在宋真宗口中卻成了“北虜一方，自古爲患，倘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得其畏威安民，甚慰朕懷”——遼人是畏懼大宋君威才退兵的。而大宋之所以沒有殲滅契丹夷人，則是出於安民之心，不願日尋干戈——至少在文字上，大宋是雙贏的一方。

從1005年到1042年，北宋對遼的歲幣標準是每年絹20萬匹，銀10萬兩，加上遼國預借未歸還的3萬兩銀子與3萬匹絹，這38年共輸送銀383萬兩、絹763萬匹。從1043年到1122年，北宋對遼的歲貢標準改爲每年銀20萬兩，絹30萬匹。這79年共輸送銀1580萬兩、絹2370萬匹。至於西夏，歲賜標準一直是每年輸銀7.2萬兩、絹帛15.3萬匹、茶3萬斤。因兩國關係時好時壞，歲賜只進行了48年，共計輸送銀345.6萬兩、絹帛734.4萬匹、茶144萬斤。

若按單年數量計算，北宋每年所輸送財物，只約相當於其年財政收入的2%~3%。即便按總量計算，2308萬兩白銀也只約相當於北宋1064年財政收入銅錢部分的1.13倍；3867.4萬匹布帛也只約相當於北宋1064年財政收入中布帛部分的4.4倍（此處據蔡襄《論兵十事》提供的數據，並按1兩銀子約等於1800文銅錢的市場價換算）。可見歲幣與歲賜從未構成北宋政府的財政重負，而憑此維繫的和平環境，卻是北宋政權存續與繁榮的重要前提。

慶曆新政

慶曆四年（1044）十一月，宋仁宗罕見地下了一道措辭極嚴厲的詔書，嚴斥士大夫交遊往來、批評時政的社會風氣，明言盛世之下君明臣哲，絕無朋黨的生存空間，且命中書、門下、御史臺監視朝野，“採察以聞”。隨後，參知政事范仲淹辭職。范仲淹的辭職，意味着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衆所周知，三冗——冗兵、冗官與冗費——是趙宋政權最深重的制度病。這一制度病的由來，與趙宋政權富養統治基礎的統治術密切相關。所謂富養統治基礎，即給予官僚集團與軍隊極優厚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用清代史家趙翼的話來說，就是“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

明人繪《范仲淹像》，南京博物院藏。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向仁宗“條陳十事”，便是爲了擺脫三冗。十事分別是：明黜陟——廢除文武官員按年份升遷的舊例，改以“大功大善”爲升遷依據。抑僥倖——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蔭制度直接做官的比例。精貢舉——恢復科舉考試的公正性並加大選拔難度。擇官長——建立套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監察舉薦制度。均公田——整頓官員名下職田，超標部分吐出來。厚農桑——發展經濟，讓百姓休養生息。修武備——恢復府兵制以加強國防力量。減徭役——合併行政區域以減少官吏總量，進而減少民衆負擔。覃恩信——嚴格監察官僚落實朝廷恩澤是否到位。重命令——嚴格監察官僚執行朝廷指令是否到位。

這十項改革主張，幾乎每一條都觸及了趙宋政權的統治基礎——也就是官僚集團和軍隊——的利益。整體改革方向是壓縮官僚集團規模、減少官僚集團特殊待遇，並變更軍隊體制。除了“修武備”，其餘九條皆獲得仁宗認可，“以詔書畫一頒下”，慶曆新政由此啓動。

遺憾的是，仁宗對新政的支持僅維持了短短一年時間。收回支持的原因很複雜，最重要的一條是仁宗無法忍受范仲淹等人以“君子”自居並公開結爲“朋黨”。放棄支持前夕，仁宗曾在邇英閣向部分官員出示“御書十三軸”，內中列有“治政要目”三十五項，其中一項正是“辨朋比”；也曾直接以詢問的方式敲打范仲淹：“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朋黨意味着有組織，有組織意味着有力量，有力量意味着會威脅皇權。無論是小人結黨，還是君子抱團，皇權都不喜歡。

王安石變法

熙寧六年(1073)，兩浙轉運鹽事司向朝廷請求增加一千名廂兵，用於打擊私鹽盜販問題，每年需費用四萬緡。主持朝廷政務的王安石表態予以支持，理由是變法已取得很大成效，兩浙地區的財政收入有顯著增長，僅鹽稅一項，“兩浙自去歲及今歲各半年間，所增鹽課四十萬，今又增及二十五萬緡，而本路欲用四萬募兵，增置巡檢，甚便。”

王安石變法同樣試圖解決三冗問題。遺憾的是，在改革方向上，王安石變法與慶曆新政截然相反——後者做的是減法，解決方案是節流，即壓縮官僚集團規模並裁減其特殊待遇；前者卻是在做加法，解決方案是開源，即通過各種所謂“理財”手段，出臺新稅種，成立新機構，以求自民間汲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來改善朝廷的財政困境。這是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區別。

之所以說遺憾，是因爲在傳統帝制時代，皇權與官權力皆不受民意制約，如果改革措施是在做加法，便很難給普通百姓真正帶來福利。即便那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很好，也惟有成爲害民惡政這一種結局。青苗法便是極典型的案例。按照熙寧二年秋頒佈的官方文件，青苗法旨在解決百姓青黃不接的問題。州縣民戶可在每年夏秋兩收之前，向官府借貸現錢或糧食。等青黃不接過去，民戶須在徵收兩稅時向官府歸還本金並繳納利息。按王安石的說法，青苗法是極好的政策。官府在糧價低的時候以高價買入，在糧價高的時候以平價賣出，並在青黃不接之時爲民衆提供比民間高利貸更低的貸款。既可以讓百姓獲利，又可以打擊高利貸，還能夠讓朝廷多了一筆收入，實可謂一舉三得。

《清明上河圖》捲開端的局部，農舍與遠處農田裡耕作的農夫。

然而，因官權力不受民意制約，這項新政在實操中很快變成了害民之法。若遵循政策初衷，青苗錢應優先貸給貧困戶。可貧困戶掙扎在生存線上，貸款給他們容易，收回本金與利息卻難。而朝廷的考覈標準是州縣官吏既要將青苗錢散出去，又要將本金和利息收回來。於是，州縣官吏的普遍做法，是逼着不需要貸款的上等戶貸款，因爲他們有資產還得起本金與利息；那些最需要貸款的下等戶，其申請反而很難得到響應。一項本意在於給百姓提供福利的政策，竟變成了壓榨百姓的利器，富人怨聲載道，窮人也怨聲載道。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免役法等也皆是如此。這些初衷很好的改革舉措，在司馬光、蘇軾等人眼中皆是害民之法，引起了極廣泛的批評。朱熹曾言，“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只是變法“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變法之所以會違背初衷，自然是因爲官權力不受制約。當變法的方向不是減法（裁撤部門、取消政策、減少稅種），而是加法（增加部門、出臺政策、新設稅種）時，那些不受制約的官權力，必會肆意釋放其牟利衝動。地方政府積極申請機構擴張，王安石在朝廷全力支持其擴張，便是因爲官權力已從改革中獲得了極大的好處，且希望獲得更大的好處。

海上之盟

宣和二年（1120），宋金兩國經過長達兩年的海路接觸，終於達成聯合攻遼的協議。內中規定：金軍取遼中京，宋軍取遼南京；滅遼後，宋將給遼的歲幣轉納金國，金國同意燕雲十六州歸宋。此即“海上之盟”。消息傳回開封，徽宗與羣臣皆興奮異常，覺得前所未有的盛世即將拉開序幕。

他們並不知道，海上之盟不但啓動了遼國崩潰的倒計時，也敲響了北宋亡國的喪鐘。宣和四年（1122），金軍如約攻陷遼中京，北上的宋軍卻遭遇慘敗。宣和七年，金軍挾滅遼之威南侵。靖康元年（1126），金軍再度南下攻陷開封，並於次年二月擄走徽宗、欽宗二帝及後宮、宗室、朝官三千餘人。北宋在靖康之變中驟然滅亡。

放不下恢復燕雲的執念輕率與金國結盟，並在攻遼過程中暴露了軍隊孱弱的戰鬥力，是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朱熹後來總結歷史教訓，說過一句話：“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難。”這話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北宋政府用盡各種手段汲取百姓，故而朝廷能夠獲得數額極爲龐大的人力與物力——早在宋真宗天禧年間，北宋的糧食收入就已是唐朝天寶年間糧食收入的1.3倍。至於佔財政蛋糕總量過半的金錢收入，更是讓前朝望塵莫及。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統計：“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這龐大的財富，正是神宗與徽宗生出大有爲野心的重要前提。

換言之，如果沒有王安石變法讓國庫豐亨豫大，神宗或許不會輕易對西夏用兵。如果沒有蔡京等人對王安石變法具體措施的繼承，徽宗必會繼續深陷在財政困境當中，大約也難有再現三代盛世的野望，難有消滅遼國恢復燕雲的盲目自信。海上之盟或許就不會出現。可惜歷史只能覆盤無法讀檔。

這些如果，終究只是如果。

鞏義北宋皇陵的石像生，如今長埋在黃土壠下的帝王，與看護他們的石像，都成了燕雀棲息的陳跡。路客看見/攝。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 。作者：諶旭彬；編輯：李陽、何安安；校對：薛京寧 陳萩雁。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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