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維吾爾人養豬？（上）以 「反恐扶貧」為名的新疆生豬戰略

2020 年末，《半島電視臺》報導中共正積極於新疆發展「生豬養殖產業」、《BBC》則揭露中國在秋季利用逐戶動員6萬到15萬的維吾爾人協助撿拾棉花。儘管號稱替當地維吾爾族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但種種以「精準扶貧」爲口號所施行的政策，實際上卻可能是大規模種族遷移、改變文化、甚至強迫勞動的社會控制過程。圖爲示意圖，新疆一處維吾爾人經營的飲食鋪。 圖／法新社

近年以來，國際社會已逐漸將中國當局在新疆建設的大規模拘留設施，視爲針對突厥裔住民而生的壓迫事實。藉由相關證詞、外泄文件、官方文宣，外界對於這起已持續數年的系統性壓迫的討論層次，已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逐步進展至探問 :

「這駭人的一切，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另方面，各類跡象也指出，拘留營體系僅是當局爲控制新疆而推行的社會改造手段之一，未被關押的突厥裔居民也是政府的控制標的。

2020 年末兩則國際調查報導很值得注意，可幫助我們瞭解，未被送進拘留營的人們，這幾年來經歷了什麼樣的社會控制過程，在國家視角之下，這一切又是如何進行？

在伊斯蘭信仰中，豬肉被視爲是不潔、不可食用的肉品。然而根據《半島電視臺》報導，兩位新疆拘留營前「學員」的證詞提到，中國當局目前正刻意持續提供豬肉給予大批被拘留者、學校體系內的學生食用。圖爲示意圖，2008年烏魯木齊附近一處肉攤。 圖／路透社

▌號稱「扶貧」的生豬產業與採棉工

日前來自《BBC》的調查專題指出，透過政府公開文件和實地探查指出，2020 年秋天以漢人爲主的屯墾組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缺乏棉花撿拾工，於是向阿克蘇、和田等地區政府便依「應轉盡轉」的原則，分別逐戶「掃底」動員了 6 萬與 15 萬維吾爾人前往團場「拾花」，以推助「精準扶貧」。報導分析指出，這類勞動環境可能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這也增強了外界長久以來，對於新疆棉花產品來自強迫勞力的疑慮。

此外，《半島電視臺》報導中共當局於正積極於新疆發展「生豬養殖產業」，搭配兩位拘留營前「學員」的證詞，該報導認爲中國當局刻意持續提供豬肉，予大批被拘留者、學校體系內的學生食用。在伊斯蘭信仰中，豬肉被視爲是不潔、不可食用的肉品，新疆也不例外，經營與豬相關的產業、產品，會承受一定的社會壓力；過去養豬產業爲漢人所經營、消費，漢族移民也會入境隨俗，避諱改稱豬肉爲「大肉」，然而近年來這個情形已有所改變。

根據被引述的中國新聞資訊，位處喀什地區的疏附縣與具有國企背景的天康畜牧，2020 年將利用央企中國電信響應國家扶貧政策挹注的資金，於該縣內興建一年可出欄4萬頭生豬，足夠「保證喀什地區豬肉的供應」的養殖基地，以「促進產業扶貧與精準扶貧」及「鞏固脫貧攻堅戰果」。

如此的扶貧方策並非空穴來風。據《新疆日報》報導，自治區已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關於加快新疆生豬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方案（2019—2025）》，預計將全疆的生豬存欄、出欄數達到 150 萬頭、205 萬頭以上。而據官方報導，2020 年上半新疆的生豬存欄數已達 317.2 萬，較前一年增長了 8.5%，爲各類牲口中增幅最高者，畜牧業將成爲脫貧攻堅的有力推手。

在新疆，過去若是經營與豬相關的產業、產品，會承受一定的社會壓力；養豬產業都爲漢人所經營、消費，漢族移民也會入境隨俗，避諱改稱豬肉爲「大肉」。圖爲示意圖，新疆一處維吾爾人經營的飲食鋪。 圖／法新社

儘管政府意圖透過各種手段（禁止封齋、取消「清真」食品標誌、推動養豬產業等）來壓新疆穆斯林羣體，早已不是新聞，且官方拒絕證實這類指控。但無論是養豬產業或是拾棉工轉移，政府辯護屢屢不脫「扶貧」、「脫貧」等說詞。正如接受《半島電視臺》專訪的中國政府經濟顧問唐恩（Einar Tangen），一方面拒絕就該政策手段是否合宜作出評價，卻轉移議論點，改以新疆近年經濟情況的驚人改善作爲辯解，「人們過得更好了」，並直陳：

「（在這裡）如果沒有經濟發展和桌上的食物，權利（人權）並沒有多少意義。」

換言之，在官方論述中，「有肉吃」永遠比「吃了什麼肉」來得重要。

這正是中國政府爲其新疆政策辯解的一貫理路：貧困與伊斯蘭思想長久以來，一直是官方治疆論述中，互爲因果，致使突厥裔住民難以被治理，阻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心靈深處」的禍根。對此，中國政府的治疆策略，不外乎兩大論述支柱：反恐與扶貧。

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如果沒有經濟發展和桌上的食物，權利並沒有多少意義。」換言之，在官方論述中「有肉吃」永遠比「吃了什麼肉」來得重要。圖爲用餐中的喀什兒童。 圖／新華社

在 2020 年下半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即細數多項自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2014）以來的重大成就。其中一大支持政績，便是新疆一連串脫貧攻堅的「決定性成就」，並藉而對外宣稱，近年來黨於新疆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確」。據此，脫貧論述一再被提出，作爲搪塞外界質疑，掩飾大規模拘禁設施存在的合理化論述。

日前，《經濟學人》於專題報導疾言中國對維吾爾族人的迫害是「反人類罪行」，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即據此反擊：「新疆人權事業不斷髮展進步，各族羣衆享受着充分的生存權、發展權等... 2014 年至 2019 年，新疆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7.2%，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 9.1%，貧困發生率由 19.4% 降至 1.24%」。

然而，以大規模運作的監禁設施、「應收盡收」的鐵腕方針作爲政策推動背後的利刃，加上開放透明的採訪環境並不存在，營裡營外種種特殊條件，教外界難以將新疆的脫貧過程視爲單純的社會發展政策。

扶貧舉措給維吾爾人們帶來的——無論是政府刻意或非刻意爲之的——潛在壓迫與改變，例如這回媒體所議論的生豬養殖基地與勞動轉移，更往往被刻意忽略。

就此，中國近年如火如荼進行、宣傳的「脫貧攻堅戰」究竟是什麼呢？又該如何理解脫貧工作在新疆的落實，以及對新疆各少數民族所帶來的影響呢？

圖爲6月24日，新疆和田地區于田縣達裡雅布依鄉的新村。2019年，中國政府以扶貧爲由，要求該鄉114戶村民離開原先世代居住的沙漠腹地，搬至新的「扶貧安置點」。 圖／中新社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名：脫貧攻堅戰在新疆

作爲一個曾以工農作爲階級基礎的黨，帶領全數中國人民脫離貧窮、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兩個一百年」目標之一，被視爲是中共的歷史任務，也是中共對人民的承諾與統治基礎。

習近平上臺後，於 2015 年正式確立將於 2020 年底前達成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政策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屢次出臺重要政策指導文件（如 2015 年的《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8 年的《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逐步加大推動脫貧的力度。

依據國務院公佈的《關於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被國家冠上「貧困縣」名號的縣份，若要順利「摘帽」，得經過上級行政單位的監察、通過退出標準。根據 2011 年國務院扶貧辦的劃定，全中國一共有 832 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新疆佔了 32 個。

脫貧資格驗證的基礎單位是戶。只要「該戶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且吃穿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亦即「一達標（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即可算脫離貧窮，而只要整個縣份的貧困發生率在 2% 以下（西部地區爲 3% 以下）即算是達成脫貧。根據官方說法，2020 年的扶貧收入標準爲人均年純收入（即扣除必要之生產經營成本、稅務支出，可直接用於儲蓄、生活消費之金額）人民幣 4,000 元左右（約17,205元臺幣）。

一旦被國家冠上「貧困縣」名號，要順利「摘帽」得經過上級單位的監察、通過退出標準。根據 2011 年國務院劃定，全中國共有 832 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新疆佔了 32 個。喀什、和田、阿克蘇等三個地區，以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均被點名爲脫貧攻堅戰的「重點決戰地區」。圖爲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一處「扶貧工廠」。 圖／中新社

根據世界銀行提出的極端貧困標準爲，每人每日生活所需費用不及 1.9 美元，換算約爲每人每年將近 4,500 人民幣、（約19,357元臺幣）；相形之下，中國扶貧標準更高，其高達成率更是有目共睹，但世界銀行目前對習於投入大量資源、補貼以達成限時目標的「中國模式」的永續性，仍暫持保留態度。

那麼新疆的脫貧執行情況又是如何呢？據 2018 年中央的《指導意見》，新疆南部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蘇等三個地區，以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均被點名爲脫貧攻堅戰的「重點決戰地區」。這幾個地區絕大多數住民，是歷史文化與中亞更爲親近的突厥裔羣體（絕大多數爲維吾爾人），主要產業以農牧業爲主，也是政府長久以來亟欲全面控制的地區。

由於新疆各地對外來人士的採訪控管極爲嚴峻，實地調查探訪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因而海外媒體與學者多得仰賴各種二手資訊來拼湊出脫貧政策的在地樣態。其中，官方釋出的宣傳文宣、影片自然是主要的分析材料，讀者們也可藉此檢視官方視角下新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如何成就的。

藉由官媒《天山網》爲 2020 年全國兩會拍攝的系列宣傳影片、定期發佈的樣板故事、政績專題報導等，可歸納出脫貧任務的執行策略大致包括「土地流轉攬資」、「扶植地方產業」、「勞動力轉移」等借鏡其他省份經驗的模式，還有近年新疆傾盡全力推動的「配對結親」模式。此外，由於新疆的特殊性，整個推動過程更要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全覆蓋」（顯而易見地，這裡的「國語」指的是漢語）。

整體而論，基於當前亟欲全面控制突厥裔羣體的態勢，除經濟數據的達標，脫貧行動在新疆，絕對可被視爲一場由上而下的社會治理工程。

新疆脫貧概覽圖（2019）。 圖／新疆扶貧辦

▌當「黨的親情」進入維吾爾家庭

政治動員式地投注大量人力進入少數民族聚落，是脫貧工作最主要的執行動力來源。

據《新疆日報》彙整，自治區於 2017 年協調了近 22 萬名來自黨、政協、人民政府、國企等單位幹部進入村落，爲每一個少數民族家戶「建檔立卡」、掌握每日村中人口往來動態、書寫並上繳「民情日記」等。

往後每年更有約 7 萬名幹部常駐於村落，確保每個貧困村皆有指定工作隊進駐，肩負執行「訪匯聚」的政治任務：搭配原有的地方村黨幹部，配對、支援、看管每一家戶的社會經濟情況。

這一類「結親（戚）」政策，不論落實執行的黨幹部的個體動機爲何，於政策成果的面向上，皆具高度的社會控制意義：每一位幹部都會與一戶被指定的少數民族家庭結爲「親戚」，該幹部需要定期下鄉長駐，依據特定的工作手冊指導，做到「四同四送」（「與親戚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給親戚送法律、送政策、送溫暖、送文明」），施用各類政策工具使該戶人家達脫貧標準，並定期上報該家戶的經濟社會活動情況、人際網絡，以及宗教思想傾向等資訊。

每一位幹部都會與一戶被指定的少數民族家庭結爲「親戚」，該幹部需要定期下鄉長駐，依據特定的工作手冊指導，做到「四同四送」（「與親戚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給親戚送法律、送政策、送溫暖、送文明」）圖爲一名喀什地區漢人幹部馮玥訪視維吾爾家庭。 圖／截自人民網

工作之餘，不少黨幹部將此視爲一場「大善的修行」，並在社羣平臺上分享駐村經歷以「講好扶貧故事」。這類材料也坦承，剛入村的幹部們並不受歡迎：「村民對我們不是十分友好，有些年輕人甚至有挑釁行爲，入戶走訪時一般需 5 人以上，至少要有兩名全副武裝的保安人員陪同。」且初期以規勸推展扶貧工作的效果往往不佳，「你想了解的情況，他們也不會如實的告訴你，你把架子放的再低，他們還是和你保持着冷冰冰的距離。」一位漢族幹部如此記述。

而毫不意外地，「戰役」的轉捩點正是所謂的「教育培訓中心」。

一位常駐莎車縣近郊農村的幹部指出，村裡有一戶家族，多位成人因被指控參與暴恐案件而被政府關押，幹部們會帶着金錢和二手衣物去關切剩餘的 1 位老人、1 位成人和 11 個孩子。然而，只因這家人選擇在「仇恨的心結中生活」，絲毫不展現出對「黨和政府的感恩之心」，於是幹部決議將這家的「老人送到了敬老院，小孩兒送到了福利院進行供養，成人送到教培中心進行集中學習。」

其中一個流傳的「幹部故事」，就是莎車縣一名幹部，試圖帶着物資「感化」維吾爾族人，但這家人選擇抵抗，不願展現對「黨和政府的感恩之心」，於是幹部決議將這家的「老人送到了敬老院，小孩兒送到了福利院進行供養，成人送到教培中心進行集中學習。」圖爲和田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圖／美聯社

又如在一篇源自《人民網》的報導，原職於中央交通運輸部水陸交通環保節能監測中心副主任馮玥，自 2017 年起被指派爲喀什地區嶽普湖縣喀拉玉吉買村的結親幹部。馮玥自述，在扶貧工作中，他在一戶只有老小、沒有勞動力的貧困戶，認識了一位十歲維吾爾小女孩。馮認爲她既自卑、功課也不好，於是便帶她逛巴札、補習功課、教她講國語，給她講解「教育培訓」的作用，化解她錯誤的認識。

日後小女孩逐漸認可了幹部們的工作，並問了馮一句：「我能叫你一聲『爸爸』嗎？」馮深受感動地對她說：「我以後就是你的『漢族爸爸』，以後每次結親我都來看你。」故事便在濃厚的，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團結在一起」的氛圍中結束。

然而，該報導也如實交代，小女孩的父母之所以不在家，是因爲被送進「教育培訓中心『學習』去了」。這類「親情滿溢」的結親故事在官方媒體上極爲普遍，不勝枚舉。

圖爲馮玥訪視貧困家庭。不少黨幹部都將此視爲一場「大善的修行」，並在社羣平臺上分享自己的駐村經歷，以「講好扶貧故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團結在一起」於焉成爲中國官方媒體常見的國家敘事。 圖／截自人民網

——▌下篇：〈讓維吾爾人養豬？（下）狂奔脫貧必須「解散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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