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建築”,貝聿銘首個大型回顧展將在香港舉辦

貝聿銘的建築項目一直備受矚目,縱貫七十載,橫跨遼闊地域,包括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巴黎大羅浮宮、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和蘇州博物館等。這些地標奠定貝聿銘在建築史和流行文化的顯赫地位,其人生與事業,亦由權力關係、複雜的地緣政治、文化傳統和世界各地千姿百態的城市風格互相交織,形成絢爛繁富的經歷。

貝聿銘肖像,攝於剛獲選設計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之時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據博物館官網介紹,展覽分爲六大主題──“跨文化底蘊”、“房地產和都市重建”、“藝術與公共建築”、“物料改良與結構創新”、“權力、政治和賞識青睞”和“重構文化和歷史原型”。這些主題反映貝聿銘如何遊刃於各種區域和地方脈絡,以建築造就文化生產和建構公共空間,並探索對於傳統的嶄新演繹。這些主題將貝聿銘的作品,與社會、文化及其人生軌跡交相對照,顯示建築和生活之密不可分。

貝聿銘肖像1976年 Irving Penn Vogue © Condé Nast

觀看香山飯店(1979–1982)的模型,北京1979年,圖片:© 曹慰祖

展品將包羅一系列繪圖、草圖、錄像、模型、相片和多項檔案紀錄,當中不少爲首次曝光。展覽亦透過當代眼光去看貝聿銘的作品,同場展示多幅由新一代攝影師操刀的全新委約照片,呈現貝聿銘一些經典和較少人熟悉的建築,參與攝影師包括何兆南、久保田奈穗、李國民、喬瓦娜 · 席爾瓦、穆罕默德 · 薩姆吉、田方方和米田知子。此外,展覽跟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築學院合作,製作模型展現貝聿銘建成和未實現的項目。

從蘇州博物館(2000–2006)大廳望向花園所見的主要景觀,包括亭子、石景和樹木,蘇州2021年,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田方方

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表示:“他的設計塑造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建築面貌。這個展覽項目將爲全球當代觀衆重新介紹貝聿銘及其貢獻,同時展示他職業生涯中長期被忽略的重要部分。”貝聿銘的兒子貝禮中表示:“這個大型回顧展首次向公衆展示我父親豐碩且影響深遠的事業生涯,闡明造就他成爲不同凡響的建築師和世界公民背後的跨文化影響及獨特歷史背景。透過多年在衆多來源蒐集而成的資料,展覽仔細描述出色的個人故事,只有通過完整的闡述,才能揭示他漫長而樂觀的一生中所經歷的複雜性、挑戰和成就。”

貝聿銘:從望族之後到現代主義的追隨者

1917年4月26日,貝聿銘出生在廣東。其祖上貝家是吳中的名門望族,原籍浙江蘭溪,明代中葉遷居蘇州。貝家族人中人才輩出:清朝中期的貝慕庭爲吳中鉅富,與戈、毛、畢姓人家合稱爲當時的“蘇州四富”;顏料大王貝潤生是貝聿銘的叔祖;其祖父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親貝祖詒則是中國銀行的行長。

青少年時期的貝聿銘在蘇州和上海居住,2006年蘇州博物館開放之時接受媒體採訪,自18歲離開故土的他一口吳儂軟語仍然十分流利。

貝氏家族於上海福開森路(現武康路)貝祖貽住宅(屬中國銀行所有)的花園中合照1935年,後排:貝聿銘(左三)、貝祖貽(左六),坐者:貝聿銘祖父貝理泰(左五)© 版權所有,由貝洽提供

1935年,年輕的貝聿銘如同彼時大戶人家的有志青年一樣遠渡重洋留學,不過他沒有遵從父親的希望學習金融,而是進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建築系。30年代的賓大建築系瀰漫着古典主義的氛圍,這令期望接觸新思想的貝聿銘大失所望,遂轉學到麻省理工大學。在波士頓的日子裡,貝聿銘將自己泡在圖書館中吸收各種現代主義的思潮,而其中他最爲崇拜的就是勒·柯布西耶。1935年11月,“男神”柯布西耶造訪麻省理工大學。貝聿銘後來回憶道:“和柯布在一起的兩天,可能是我建築學習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

貝聿銘站於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外1979年©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二戰期間,貝聿銘曾在美國空軍服役三年,1944年退役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他當時的導師,正是包豪斯的創始人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同學中則有後來惠特尼博物館和紐約聯合國大樓的設計者馬塞爾 布勞耶(Marcel Breuer)。

在即將到來的展覽中,“跨文化底蘊”部分展示了貝聿銘成長和修讀建築學的經歷,爲他日後能夠揮灑自如地融會不同文化、結合傳統與現代,奠定堅實的基礎。而“房地產和都市重建”板塊則揭示其任職於紐約房地產商齊氏威奈公司這段鮮爲人知的事業經歷,以及1960年代他在美國及後來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參與過的混合用途規劃、住屋和都市活化項目。

貝聿銘 麻省理工學院四年級習作設計《一所香港銀行家會所》 1938至1939年

© MIT Museum 由麻省理工學院提供

華僑銀行大廈(1970–1976)屹立於新加坡金融區摩天大樓之間 約1976年

M+,香港 BEP Akitek 捐贈,2019年 © BEP Akitek

藝術與公共建築

“藝術與公共建築”板塊聚焦貝聿銘所設計的博物館,以及他與亨利·摩爾和趙無極等藝術家的緊密合作。在此部分可見他視博物館爲公共空間,深信藝術與建築之間的對話十分重要,也可見他對當代藝術的喜愛。

貝聿銘及趙無極於巴黎杜樂麗花園合照 約1990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將貝聿銘推到建築界大師一級上的項目是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項目的位置處於國會大廈腳下,賓夕法尼亞和國家廣場交匯成的梯形場地上。貝聿銘曾說過,“如果沒有規律和約束,那麼空間的豐富度和可能性只會帶來一團混亂。”在這個項目中,貝聿銘開始尋求他在技術和對空間運用上的突破,之後很多項目中運用的手法和材料都可以在這裡初見端倪。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1968–1978)中的視覺藝術高級研究中心刀刃般的尖角, 2022年,由 M+委約拍攝,2022年© 久保田奈穂

貝聿銘走在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東館的樓梯上©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他延續使用了原館粉紅色田納西大理石,第一次採用具有精美完成面的清水混凝土澆築結構構件。他打通了地下的空間連接,這種手法在之後的大盧浮宮改建中令整個項目煥發新生。而他在這個設計中初初探索了光線的豐富變化以及形態空間的神秘性,令貝聿銘開始思考,如果可以探索擁有無限滅點的弧角,是不是就可以創造更多的精彩空間了——這個想法成就了後來的達拉斯音樂廳。

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未建成)設計方案效果圖,巴黎1971年 蛋彩畫紙板本

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複制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1983年,貝聿銘獲得了普利茲克獎,獲獎詞是這樣寫的:貝聿銘給予了我們本世紀最優美的室內空間和建築形體,他作品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此。他始終關注他的建築周邊的環境。他拒絕將自己侷限於狹隘的建築難題之中。他的作品涵蓋政府、文化和低收入住宅。他對於材料的嫺熟運用達到了詩一般的境界。通過他的敏銳和耐心,他將不同興趣和領域的人們吸引在一起去創造出和諧的環境。

那時,貝聿銘剛剛接下盧浮宮大改造計劃沒多久,之後“驚世駭俗”的玻璃金字塔便對公衆展開真顏。他後來爲人所津津樂道的衆多博物館項目,此時才正要逐一登上歷史的舞臺。

貝聿銘及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檢查羅浮宮金字塔的玻璃樣品1987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貝聿銘在設計的金字塔前

一名新娘在巴黎羅浮宮黎塞留通道留影2021年 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 Giovanna Silva

貝聿銘在2012年出版的全集自序裡曾經這樣說過:我最感興趣的,一直是公共項目,而我認爲最好的公共項目,就是博物館,因爲它是一切事物的總結。盧浮宮關乎建築,但更是對一個文明的表達。我總能從博物館的建造中學到很多,如果不學,我就無設計。從我在哈佛大學時期師從格羅皮烏斯的第一個項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館一直都是我的主題,不斷地提醒着我,藝術、歷史和建築確實是合爲一體、密不可分的。

這段話很好地解釋了貝聿銘在90年代以後,走向不同國度和文明,以博物館設計來尋求新的突破。這一長串的名錄中包括:日本滋賀縣的美秀美術館、盧森堡大公現代美術館、德國曆史博物館、蘇州博物館和卡塔爾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0–2008)的主建築擁有多個刻面,多哈2022年 由 M+委約拍攝, 2022年 © Mohamed Somj

從海濱長廊望向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0–2008),多哈2021年,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Mohamed Somji

“權力、政治和賞識青睞”揭示貝聿銘如何憑藉其精湛的建築技藝和解決問題的高明手腕,以及對客戶需求的敏銳體察,在許多重要的委約項目中成爲客戶信賴的合作伙伴。在他職業生涯中的這些重要項目,既獲得客戶支持,亦曾引起爭議。

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被刺殺,他的家人決定在波士頓修建一座私人圖書館以表紀念。關於這座圖書館的建築師選擇有個廣爲流傳的段子,說同貝聿銘競爭的還有密斯·凡·德·羅和路易斯·康,不過密斯不可一世、態度倨傲,康則滿臉傷疤(小時候遭遇火災),穿着邋遢,只有貝聿銘事先整理了辦公室,放上傑奎琳喜歡的花草,西裝革履地接待了她,最終獲得了這位“拍板者”的青睞。1964年,當傑奎琳·肯尼迪對外宣佈由那時還沒什麼名氣的貝聿銘設計肯尼迪圖書館時,他的名字一下子成爲了字謎和競猜遊戲的熱詞。

不過,這個好的開始卻沒能讓項目善終。貝聿銘的初稿發佈後,波士頓當地的社區成員(被一些人稱爲“布萊託街的精英”)認爲圖書館會破壞當地社區風格。也有人覺得它會引來大批遊客,影響當地居民生活。最後,圖書館不得不被移址到了一處垃圾填埋場,原本的設計也只能向新的地理位置做出妥協。貝聿銘後來將這個項目稱爲“最大的遺憾”。

貝聿銘向一位俄克拉荷馬市議員講解他對新市中心的發展提案 約1964年

© The Oklahoman – USA TODAY NETWORK

“物料改良與結構創新”板塊展示貝聿銘及其團隊在採用物料和建築方法上不斷推陳出新,尤其是對混凝土、石材、玻璃和鋼材的運用,藉此造就建築設計上的創新;“以歷史新解爲設計策略”則探討貝聿銘長期以來對於爲不同歷史、傳統和生活方式設計現代建築作品的濃厚興趣,特別是與他故國有關的建築項目。他主要將文化和歷史建築原型去蕪存菁,從中獲得構思造型和空間的方針,以滿足現代的需要。

吊橋從穿越山谷的隧道延伸至 MIHO 美術館(1991–1997)一景,滋賀縣信樂町2021年,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米田知子

中銀大廈(1982–1989)外牆,香港2021年 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 何兆南

貝聿銘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1946年

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提供

路思義教堂(1954–1963)祭壇後的玻璃幕牆一景,中國臺中東海大學2021年,由 M+委約拍攝,2021年© 李國民

此外,展覽亦透過當代眼光去看貝聿銘的作品,同場展示多幅由新一代攝影師操刀的全新委約照片,呈現貝聿銘一些經典和較少人熟悉的建築,參與攝影師包括何兆南、久保田奈穗、李國民、喬瓦娜 · 席爾瓦、穆罕默德 · 薩姆吉、田方方和米田知子。同時,展覽跟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築學院合作,製作模型展現貝聿銘建成和未實現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碩士畢業論文中的設計“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1946)、紐約雙曲面大樓(1954–1955,未建成),以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1954–1963)。

展覽將於2024年6月29日對外展出。

(本文綜合自M+公號、藝術中國、澎湃新聞此前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