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超大城市既有活力又和諧有序
近日,重慶市行政管理學會2024年年會在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舉行。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打造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示範區”展開學術研討,共同探尋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有效路徑和“密碼”。
羣衆是城市治理必須依靠的力量
“超大城市是一個複雜的生命共同體,這當中運行產生的矛盾衝突絕大部分落到了基層。”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宋世明教授說,當前,人民內部矛盾向經濟和社會領域集中,“落入”到基層這個“空間”中;只有建立一個黨組織領導、整合內外資源、民呼我應的治理大平臺,纔能有效化解矛盾,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變爲生動現實。
宋世明說,由於縱向條塊分隔、橫向“九龍治水”等原因,“碎片化”成爲當前治理體系的軟肋,“小馬拉大車”現象突出。
“當務之急是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釐清角色、理順關係、健全規則是重要任務。”他說,釐清角色就是要明確權責,實現“輕車”“壯馬”,強化區縣基層治理統籌協調角色、鎮街基層治理任務承接基點角色、村(社區)基層社會整合服務角色,推進基層治理“全科網格”建設。
他認爲,在理順關係上,要防止條線部門“督察化”,擠壓基層自治空間;要把條塊資源和力量放到鎮街平臺上,整合內外資源,實現接訴即辦,對高頻事項主動治理。
在健全規則方面,要建立完善條塊權責清單,明確哪些事項必須依法履職,哪些事項應該上收,哪些事項需要基層單位配合。與此同時,基層幹部要不斷提升工作能力,緊緊依靠羣衆辦好基層事務和公共事業,讓城市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應重視並積極應對城市新興風險挑戰
“經濟體量、人口規模、產業集聚……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超大城市都是抵禦風險的重要核心區域。”重慶市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鄒東昇教授說,隨着技術和產業的迅速發展,城市的綜合性、複合型風險增加,特別是數字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興領域的風險係數加大。
鄒東昇說起了自己前段時間作爲法律專業人士參與《重慶市停車管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的過程。“前前後後參加了3次。”他說,因爲停車涉及千家萬戶,這部條例的制定,分別從依法行政、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多個維度進行把握。
“這蘊含着城市治理既要做‘加法’又要做‘減法’的思維方式。”他說,促進發展、提升公共服務水平,這是做“加法”;確保穩定和安全,減少城市發展面臨的風險,就是在做“減法”。
他說,城市面臨的新興風險在表現形式上具有陌生和非預期性,風險作用具有複雜性和跨區域、跨行業等特點。應對這樣的新興領域風險,必須進一步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算好重大決策城市收益和風險這筆“賬”,積極構建新興風險治理的自主知識體系,建立城市風險前瞻性立法體系。同時,要探索多層次、多元參與的新興風險治理路徑。
解決好超大城市中羣衆“急難愁盼”問題
“打造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示範區,必須圍繞羣衆‘急難愁盼’,突出‘小切口’。”重慶市行政管理學會會長、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院)長劉曉吾說,在重慶這樣的超大城市中,居民的實際需求更加多元化、個性化、品質化,對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他說,打造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示範區,必須深入踐行人民城市理念,堅持“民有所呼、我有所爲”,提質建設“15分鐘高品質生活服務圈”,努力破解交通擁堵、停車難、過街難、換乘難等“大城市病”,全面整治污水、垃圾、噪音等問題,不斷提升城市服務精細化水平,真正把城市服務工作做到羣衆心坎上。
爲此,重慶正推進“大綜合一體化”改革,圍繞“大綜合一體化”城市綜合治理體制機制改革部署,紮實推進規劃建設治理一體化、交通治理一體化、安全治理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行政執法一體化、數字治理一體化、城鄉治理一體化,實現城市綜合治理與基層智治“141”體系順暢銜接,推動城市治理更高效、更智慧。劉曉吾表示,重慶市行政管理學會將深化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理論研究,及時總結提煉好經驗、好做法,爲這項改革提供更爲有力的智力支持。
以數字變革爲“橋”和“船”,實現大城智管
“超大城市治理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巨型系統,這使得我們傳統的經驗主義治理模式難以爲繼。”重慶市行政管理學會副秘書長、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教研部付玉聯副教授說,在超大城市治理的進程中,很多工作如果僅僅依靠分工並不能很好開展,“這時候需要的是合作,需要綜合性、整體性的治理。”
付玉聯說,數字變革是通向現代化的“橋”和“船”,所以我們有了數字重慶建設的不斷探索。
他以數字黨建“885”工作體系爲例,認爲它至少有着四重價值:以政府爲主的治理邏輯轉變爲構建迴應民衆需求的新方式;將碎片化的機構和職能分割轉變爲整體性治理和行政流程重構,實現工作的閉環;從技術理性走向制度理性的跨越;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爲城市建設和治理的出發點、落腳點。(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張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