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小羅伯特任特朗普政府此職，疫苗會怎樣

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現任和前任聯邦衛生官員稱，如果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明年在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領導下被確認擔任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他可能擁有重大權力，直接影響全美國民衆獲取疫苗的方式及能否獲取疫苗。

該職位將賦予肯尼迪諸如‘兒童疫苗計劃’等工作的相關權力。據估計，該計劃通過爲兒童接種疫苗預防了諸如脊髓灰質炎和麻疹等疾病，挽救了 110 萬人的生命。正因接種了疫苗，這些疾病如今已較爲罕見。

許多公共衛生專家對這一選擇予以譴責，稱肯尼迪過去有關疫苗的言論致使其不具備相應資格。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執行董事喬治斯·本傑明（Georges Benjamin）博士週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個職位的嚴肅候選人應當遵循幾十年來的現實證據，這些證據表明疫苗是安全的，每年能夠預防多達 500 萬人死亡。

肯尼迪堅稱自己並非‘反疫苗’的，並承諾在特朗普政府期間不會試圖禁止接種疫苗。但他有長期發表關於疫苗的誤導性言論的記錄，並煽動人們對疫苗已被證實的益處和安全性產生懷疑。

他在 2005 年寫了一篇現已撤回的文章，錯誤地聲稱自閉症與疫苗中一種已停用的成分有關，並且繼續表示他認爲疫苗是導致自閉症的一個原因。然而，幾十年的科學研究已徹底駁斥了這一觀點。

在社交媒體上，肯尼迪稱新冠疫苗‘是對人類的犯罪’，還聲稱兒童不需要新冠疫苗。（研究估計表明，截至 2022 年，新冠疫苗在美國預防了 320 萬人死亡。）

他領導的組織‘兒童健康保衛’（Children's Health Defense）被專家譴責爲傳播疫苗錯誤信息最猖獗的組織之一。

近幾個月來，肯尼迪表示，他的目標是‘爲美國人提供透明度以及獲取所有數據的途徑，以便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此外，他還希望對聯邦衛生機構進行整頓，驅逐那些他聲稱‘腐敗’的官員，因爲這些官員掩蓋了‘其豐富的黃金標準、基於證據的科學傳統’。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疫苗項目的負責人稱

“也許參與這種對話，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可能會有所幫助。這可能有助於帶動國內其他一些人，因爲有時當有人被說服時，也許國內其他一些人也會被說服，”FDA 生物製品評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馬克斯博士本月早些時候表示。

法律幾乎要求所有計劃都涵蓋該機構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推薦的常規疫苗接種。

對於該委員會而言，更新“時間表”中常規推薦的疫苗通常需要長達數月的時間

某些亞組對其是否最爲有效？某些羣體從某種疫苗中是否可能受益不大

“他們納入了流行病學。哪些羣體受影響最大？是否有某些亞組對其最有效？是否有某些羣體可能從某種疫苗中受益不大，”疾控中心前成人免疫接種副主任卡羅琳·布里奇斯博士說。

布里奇斯現在是一名成人疫苗接種顧問，她稱讚了被選入該委員會的專家之間“非常公開的討論和經常非常嚴格的辯論”。

疾控中心的職業公務員傳統上能夠就選擇哪些專家進入該小組提供意見，聯邦法律規定，委員會的成員應該“在觀點方面相當平衡”。

但是，由誰在委員會任職將由肯尼迪獨自決定。肯尼迪挑選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負責人也有權推翻該小組的投票結果，正如 2021 年推出一些新冠疫苗加強針時的情況一樣。

布里奇斯說，該小組的建議除了在保險覆蓋範圍方面，還具有廣泛的影響，影響着醫生和地方衛生部門談論及提供疫苗的方式。

肯尼迪和他挑選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負責人也可能在其他方面影響該機構廣泛的免疫工作。

例如，該機構負責“兒童疫苗計劃”，爲全國的兒科醫生提供疫苗，以確保未參保兒童能夠免費獲得。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還運行着主要的國家數據源，對免疫率、一些常見疫苗的有效性以及疫苗安全性進行持續監測。

“這實際上是所有這些事情的整合。這裡面涉及很多東西——政策、監測、協調、溝通，”布里奇斯說。

肯尼迪和他挑選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負責人在疫苗的批准以及上市後的監管方面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關於是否批准或拒絕疫苗製造商的申請這一決定，傳統上由該機構生物製品評估和研究中心的職業科學家做出。這主要僅由規範保障，而非法律。

“總統或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完全有權力推翻整個 FDA 的決定，這是完全合法的。”FDA 專員羅伯特·卡利夫博士 11 月 11 日在由癌症研究之友主辦的活動中說。

卡利夫說，“FDA 關於單個產品的 99.95%的決定”是由該領域具有科學專業知識的公務員做出的。但專員有時被迫介入，比如解決內部分歧或來自機構外部的上訴。

肯尼迪和他的 FDA 專員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影響疫苗，比如通過該機構向尋求批准的製造商發佈的指導意見。

該機構工作人員建議的政策變更可能被擱置或被政治領導人拒絕。FDA 規則的重大變更也需通過白宮，白宮有權阻止這些變更。

“這其中還有很多其他方面以各種方式與政治相結合。這是無法迴避的，”卡利夫說。

除了肯尼迪在疫苗方面的直接權力外，他和他挑選的疾控中心和 FDA 負責人影響公衆輿論的另一個主要方式是通過他們與美國人談論疫苗的風險和益處的方式。

該部門資助了多項調查公衆對疫苗的信心以及研究提高信心的方法的工作。他們還開展了多項活動來推廣推薦的疫苗接種，比如有關年度新冠和流感疫苗的廣告或幫助衛生部門應對學校免疫接種率降低的情況。

“我們不必回想太久就能看到由於疫苗接種率的原因會發生什麼，當沒有要求且人們無法接種時，”布里奇斯說，並提到了 2022 年在紐約出現的脊髓灰質炎病例。

脊髓灰質炎的暴發曾經導致數千名美國人死亡，並使許多幸存者癱瘓，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首次推出的疫苗在美國基本消除了這種疾病。

脊髓灰質炎的再次出現促使衛生當局進行調查，並重新推動疫苗接種，儘管官員們承認他們難以“大幅提高”免疫覆蓋率。

“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脊髓灰質炎竟然會捲土重來，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在其他地方仍在流行的疾病重新站穩腳跟並不需要太多條件，”布里奇斯說。

溝通角色的另一種體現方式在於引導如何向醫生和公衆解釋聯邦疫苗安全系統標註的潛在風險。

去年的一個例子是，在 FDA 和 CDC 官員努力制定一份公告，披露早期對 COVID-19 疫苗可能增加老年人中風風險的擔憂，同時也解釋了爲什麼初步的“安全信號”並不足以停止使用疫苗。

經過嚴格審查最終發現“沒有安全問題的證據”，儘管衛生當局繼續密切研究這個問題。

CDC 的顧問下結論，疫苗的益處仍然遠遠超過這一理論風險，尤其是對於因 COVID 而患重病或死亡風險較高的老年人。

“目前的證據不支持存在安全問題。FDA 和 CDC 將繼續評估現有數據，並根據需要向公衆更新，”FDA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