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道上，一場場跨越終點線的生命接力
10月16日，世界重啓心臟日（World Restart a Heart Day），這是一個致力於提高公衆心臟驟停急救意識的重要國際日。
今年4月21日上午9時，上海半程馬拉松，一名選手在賽道20公里處心臟驟停倒地，賽道鐵馬外碰巧路過一名醫生，正欲進入賽道施救，但馬上現場賽事醫療志願者就趕到，爲選手進行了高質量的CPR和AED除顫，不到一分鐘便恢復了意識。
事後這名旁觀的醫生稱讚，這一急救過程堪稱天花板！其實這樣的急救並非個例，在馬拉松賽事中每週幾乎都在上演。
雖然心臟驟停是偶然的概率性事件，但當參與人數達到一定數量，偶然就變成了某種必然。儘管每次成功的急救背後都挽救了一個鮮活的生命，而出於種種原因，賽事通常不會主動宣傳此類事件，但在這樣與死神競速的賽道，是每一場賽事的必須要面對的大考。
每年，心臟驟停在全球範圍內奪去無數生命，而快速、有效的心肺復甦（CPR）和自動體外除顫器（AED）使用成爲了拯救生命的關鍵。
馬拉松賽事急救保障體系，不僅是保護運動員生命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也在向公衆傳遞着急救知識和理念。
在這場跨越終點線的生命接力中，每一個醫療志願者、每一臺AED設備、每一個及時的心肺復甦，都是拯救生命的希望。
此刻，藉助世界重啓心臟日的到來，我們將關注的焦點投向馬拉松賽道急救，探討這場生死攸關的生命接力，以及其創造出的社會遺產。
01.
從悲劇到覺醒：
賽事醫療保障的變革
在十幾年前，馬拉松賽事中的醫療保障和急救體系遠不如今天成熟。
在深圳，一位38歲創業者在中歐商學院戈賽預賽中突發心源性猝死，現場人員打了120後，給一位叫陸樂的同學打電話，因爲他深諳急救知識。
陸樂說快找AED，可在那時AED還是個稀罕物，現場根本沒有。同學之死深深觸動了他，如果一個人倒下，大概率身邊沒有人能實施及時有效的急救。陸樂意識到，這是一個急需解決的社會痛點問題。這件事也直接促成了公益企業“第一反應”的誕生。
同年，距離深圳100公里外的廣州馬拉松，一名21歲的大學生和一名25歲的選手丁喜在比賽後不久出現心臟驟停，儘管經過搶救，兩人最終都不幸去世。
這起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年輕人蔘賽的健康風險、賽事組織者的安全保障責任等問題一時成爲公共議題。
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還專門製作了節目《猝死的選手》，對此事件進行了深入剖析。其實在當年的條件下，廣馬的醫療已經算是全國頂格配置，包括固定醫療站、專業醫護人員、賽道沿途救護車以及醫療觀察志願者，基本應有盡有。
當時，第一反應創始合夥人廖育鯤還只是一名普通的參賽跑友，一次採訪中他回憶道：“因爲當時醫療設施、設備缺乏針對性，最終結果就變成了你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個事情，一步一步向最壞的結果滑落。”
這段經歷最終促使他加入了“第一反應”急救團隊，專注於急救培訓和賽事保障。廣州馬拉松事件不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成爲推動國內體育賽事提高急救水平的重要契機。
02.
從突破到成效：
急救體系的曙光初現
2014年開始，廣州馬拉松賽首次引入AED騎行保障團隊，今天騎行AED團隊已經成爲了所有賽事的標配。
同年，杭州馬拉松開始優化賽道急救志願者體系，並對志願者進行了大規模的醫療急救培訓。賽道沿途每100米就有一名來自浙江中醫藥大學的學生，同時還有持有美國心臟協會頒發的全球通用急救證書的專業志願者。
在這一年的杭州馬拉松終點區域，首次使用了兩臺便攜式AED，這在中國公開報道的賽事中是較早的使用AED的案例。
很快，AED的配備就在賽道中發揮了作用。
2015年無錫國際馬拉松，成爲了國內首例有完整記錄的馬拉松賽道內心臟驟停AED施救成功的案例，急救團隊就來自“第一反應”。10年光景，截止到發稿，第一反應團隊已累計完成400餘場馬拉松賽事保障，成功搶救心臟驟停選手23例，救活率90%以上。
AED的配備和急救培訓的普及讓賽事方看到了希望，伴隨着馬拉松賽事產業化的起步，賽事醫療保障體系構建也成爲了賽事運營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以匯跑賽事爲例，率先在國內的馬拉松賽事中引入賽道急救體系，並要求所有公司員工都經過急救培訓並持證。
03.
從賽事到社會：
急救知識的有效接力
2017年起，廣東新中體集團便在公司內部開展AHA急救培訓，以增強賽事的醫療保障。2018年成立了美國心臟協會心血管急救培訓中心，通過短期賽事急救培訓，也向社會輸送了大量掌握急救知識和技能的人員。
據統計，包括醫護人員和救援隊在內，一場全程馬拉松大約有1000人次接受培訓。
對於像上馬這樣的國際性賽事，僅醫療保障工作人員就超過2000人。急救知識的普及和強化已經成爲馬拉松賽事重要的“社會遺產”。
不僅是賽事，今天很多跑團都會組織急救培訓，甚至在跑步訓練活動中都配有AED設備。
今年夏天，有多起跑友訓練時猝死的新聞見諸報道，大衆跑者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尤爲重要。
今年8月6日早晨7點，石家莊裕彤體育場一位60多歲的男性跑友在晨練時突然昏迷。碰巧石家莊市人民醫院骨科醫師商永偉也正在跑步，發現異常後和其他跑友迅速對其展開急救，輪番進行心肺復甦和人工呼吸，在專業的心肺復甦下，老人逐漸恢復了呼吸和脈搏。其實商大夫不僅是一名資深的馬拉松跑者，同時也是石家莊馬拉松賽的醫療官。
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醫護人員，將自己的專長與愛好相結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有北京醫師跑團，相信他們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
04.
從全球到中國：
賽事急救的國際對話
根據世界田聯統計，全球範圍內路跑賽事的猝死發生率爲每10萬人中1-2人。隨着運動醫學的進步，全世界範圍內跑步賽事意外的頻發引起了官方的重視。
2020年世界田徑聯合會更新了《世界田聯賽事醫療指南》，爲包括路跑在內的所有類別賽事提供醫療服務與保障指南。世界田聯於2022要求各賽事組委會將《指南》作爲制定標牌賽事醫療手冊的基礎性文件，參考《指南》制定各賽事的醫療手冊。
“雖然我們的中國同事們在一些賽事醫療管理的工作上還需要做出一些調整，但中國的賽事組織者在跑者們衝過終點線後的規劃和管理大規模完賽跑者的能力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田聯健康與科學部代表Frédéric Garrandes在對上海和廈門兩站世界田聯賽事醫療培訓後說到，“上海馬拉松和廈門馬拉松都是如此。”
由於中國賽事數量衆多，經過多年實踐中摸索，中國的路跑賽事醫療保障體系在某些方面已經能夠爲世界提供中國方案。
世界田聯路跑項目負責人阿里西奧·磐跡（Alessio Punzi）今年一次採訪中提到：“組織馬拉松比賽並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一切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並非每個國家都能擁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和組織能力。動員數千名志願者的能力展現了中國對確保這些賽事安全所作出的承諾。”
作爲行業主管部門，中國田徑協會很早就在馬拉松學院中開設賽事醫療保障課程，將賽事的實踐經驗傳遞。
2021年，中國田徑協會與中國醫學救援協會聯合發佈的團體標準《馬拉松賽事現場醫療保障人員配置要求》以及《馬拉松賽事現場醫療保障設施設備配備要求》，對於參賽人數大於兩萬人的全程馬拉松賽事，現場專業急救人員數量需超過300人，賽道中需要有21組醫療站醫護人員（平均每兩公里一組）。參賽人數兩萬人以上的賽事需配備23量救護車，賽道醫療站點21個，AED設備60臺。
今天國內的三萬人規模的大型馬拉松賽事，AED配置甚至會達到上百臺，選手倒地後各急救單元能夠最快速度到達現場，甚至普遍能夠在一分鐘內到達。
如今馬拉松賽道已是AED設備最密集的地方，甚至還會發生觀衆因爲自身疾病發生心梗的意外，由於碰巧在賽道旁，很快便得到救治的案例。
05.
從協同到系統：
聯席指揮部已成標配急救
當然，提升搶救成功率光靠賽事組委會一己之力是遠遠不夠的。
廣東新中體醫療安全部總監張昱提到：“賽事裡面AED急救小組固然越多越好，但畢竟人員和設備是有限的。一二線城市的賽事在賽道上基本可以滿足500-1000米分佈有一組AED急救，但三線以下城市及其區縣辦賽就很難達到這樣的分佈，這個和當地醫療資源和社會應急力量發展有關。我更希望是可以通過針對跑友的急救培訓將潛在參賽選手的急救普及率提升，在賽事官方急救人員抵達現場前選手之間能實現互救，讓心臟驟停、中暑等急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這個纔是提升搶救成功率的根本。”
其實在今天整個賽事保障體系中，志願者和AED設備只是一個部分，醫療指揮體系、救護車調度、定點醫院設置、醫療分級與指揮通報體系等關鍵環節都非常重要。
這就需要主辦單位政府的配合，例如上馬早在2011年，市急救中心專業調度人員加入指揮團隊。2013年設立聯繫指揮部，醫療、公安和競賽三方在賽事期間聯合辦公調度。
現在大部分賽事中，聯席指揮部已經成爲了標配。
客觀來講，由於不同城市醫療資源與急救調度能力不同，賽事醫療的安全不能脫離於城市基礎醫療水平，在一些縣級市舉辦的賽事，甚至會調動全市甚至外地的救護車和AED設備。很多城市沒有辦賽經驗，就會造成對於醫療保障體系的構建重視程度不夠。
賽事醫療專家，江蘇矛盾救援負責人張定巍提到：“很多出問題的賽事，並不都是衛健力量不夠，而是沒有制定完善的馬拉松賽事醫療保障體系，對於突發事件的處置應對不及時不合理。”
雖然醫療是衛健部門的工作，但賽事醫療具有很強的特徵性，更需要需要體育部門與醫療部門的通力合作，而賽事醫療官就是爲數不多既懂醫療急救又懂競賽組織的人。
杭州飛宇急救中心主任李永生是國內最早的賽事醫療官之一，也是國內最早按國際標準普及公衆急救的推廣人，近十年來參與了300多場馬拉松賽事的保障，成功指揮搶救24名心臟驟停選手。
在他看來，賽道急救必須簡單，直接，有效，以快爲核心，迅速處置，這就需要系統的醫療規劃與演練培訓，二者缺一不可。
06.
從顧慮到立法：
甩掉善意施救的包袱
我國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54.4萬例，平均每天有近1500人死於心臟驟停，80%發生在院前，院前搶救成功率不足1%。
目前我國公衆實施心肺復甦的比例爲17.0%，使用AED的比例不足0.1%，這表明在公衆急救意識和技能的普及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同時，AED的數量也相對較少。AED的配置率國際水平是100臺/10萬人，據統計，美國每10萬人約有317臺AED，日本爲555臺，而中國每10萬人僅有大約15臺。
由於體育賽事具有較高的社會關注度，能夠直接推動全社會對於心臟風險的認知。2021年歐洲盃期間，丹麥球員埃裡克森在比賽中心臟驟停，由於及時使用CPR和AED，他的生命得以挽救，這一事件也提升了公衆對黃金四分鐘原則的理解。
2000年代初，美國、歐洲等地的部分馬拉松賽事逐步開始配備AED，但由於當時AED的普及率不高，設備數量有限，且志願者和工作人員的培訓還不夠廣泛，AED的實際使用頻率較低。
2012年芝加哥馬拉松賽一位40多歲的男性參賽者在跑到約35公里處時倒地，急救人員迅速趕到現場，在同一場比賽中，其他幾位出現心臟問題的選手也通過AED得到了有效救治，這讓賽事主辦方和公衆看到了AED以及非專業醫護人員使用AED的社會價值。
2004年開始日本允許普通市民在公共場所使用AED，標誌着AED立法的重要里程碑。隨着公衆對AED的瞭解增加，日本政府逐步立法要求在學校、火車站、機場、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安裝AED。馬拉松賽事和其他大型體育活動，作爲高風險場所也被明確要求配備AED。
如何平衡急救過程中非持證急救人員的法律責任與生命安全，是公共衛生政策制定中面臨的難題。如果非專業人員能夠成功使用AED救助他人生命，這將爲政府進一步完善善意施救者保護相關法律提供有力的支持。
由於AED屬於醫療器械，過去非專業急救人員使用AED可能會面臨法律責任問題，這種顧慮可能導致人們在緊急情況下不敢“見義勇爲”。
201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首次在第184條規定了“好人法”，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爲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在《民法總則》實施之前，中國社會中曾出現過多個“救助反被告”的案件。
在2017年之前，即便是專業持證人員，在賽事救助過程中都會面臨很高的法律風險，據悉當時第一反應還與平安保險+上海律師協會聯合發起了好人險，就爲了應對法律糾紛時能夠給出手相救的賽事志願者撐腰。
這段歷史，在今天看來依舊讓人感慨萬千，也是馬拉松賽事推動社會救助制度完善的一個生動案例。
《民法典》出臺後，善意施救者條款進一步得到了鞏固，鼓勵公衆在緊急情況下伸出援手。而馬拉松等賽事爲非專業人員參與急救提供了大量實踐機會，研究發現超過90%的賽道內心臟驟停第一施救者爲志願者，在專業的醫生和AED趕到之前，他們是生命接力的重要一環。
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經通過地方性立法爲非持證急救人員使用AED提供了法律依據，鼓勵了更多人在緊急情況下勇於施救，從而提高了院前急救的成功率。
目前我國公衆實施心肺復甦的比例爲17.0%，使用AED的比例不足0.1%，這表明在公衆急救意識和技能的普及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07.
從跨越到接力：
賽道急救的社會價值
由於工作便利，最開始此文僅是想對馬拉松賽事醫療體系的發展進行一個梳理，展現生死時速背後的故事。
在跟越來越多從業者交流後，發現賽事急救與社會對運動風險整體的認知水平相輔相成，更不能獨立於社會應急救援、志願服務體系的發展進程。
當理清這些關鍵的歷史節點後，馬拉松賽事急救所帶來了社會遺產就更加具象化了。當數萬名跑者跨過終點線後，數百名志願工作者的使命就此結束了嗎？
社會化急救體系的建設，其實才剛剛起跑，賽道救援，是一場跨越終點的生命接力，它所傳遞的，不僅是速度與勇氣，還有責任與希望。
2024年世界急救日的主題是“急救與運動”。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馬拉松賽事作爲高風險的運動場景，不僅爲賽事本身提供了保障，更爲整個社會的急救普及點燃了希望的火種。
每一位接受過急救培訓的跑友、志願者，都是散佈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急救星”，在意外發生時，他們有可能是最早站出來拯救生命和傳遞生命的人。
賽道急救的社會價值遠不止42.195公里，它超越了終點線，延伸到了更廣闊的公共生活領域。每一次賽事的成功舉辦，都是一次跨越終點線的生命接力。
今天，我們再次藉助“世界重啓心臟日”這個契機，致敬那些默默無聞的急救英雄，也希望這股生命的力量能夠跨越馬拉松的終點線，延伸到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讓更多人掌握救命技能，點燃生命的希望。
這，便是中國馬拉松的故事與價值。
本條內容創作團隊
作者：六斤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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