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聯蒙滅金 南宋舉棋不定

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晚期的朝臣與國是爭議（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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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最初對崛起於北方的新興民族--蒙古缺乏認識，因此當嘉定四年（一二一一年），使臣餘嶸回報蒙古圍攻燕京的消息後，頓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感覺；喜的是不共戴天的金人，在強鄰的侵凌下日趨衰亡，大仇將可獲償，北宋一祖八宗的英靈可慰藉，國恥也可湔雪。憂的卻是宋在應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曾受挫折，如今又該如何來對付這個新興的強鄰？我們可從真德秀得知金人有蒙古之擾時所上奏疏中，瞭解當時朝廷的處境。

他說：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

金遷都汴京，並派使向宋督責歲幣時，宋臣在熱烈討論對金歲幣的予拒之餘，也連帶討論到對待蒙古的問題。等到金興兵侵宋時，宋朝臣對應否聯蒙曾激起熱烈的爭論，接着由於蒙古假道和聯兵滅金的問題，雙方的爭論達到最高潮。下面分別敘述聯蒙派與反對派的意見：

主張聯結蒙古的人包括早期的程珌、魏了翁與杜斿、孟珙、桂如淵、賈涉、史嵩之等人。嘉定八、九年（一二一五、一六年）間，程珌首先主張讓邊閫聯結蒙古，不由朝廷出面，他說：

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韃靼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爲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

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杜斿（字叔高）也曾獻策北通蒙古。到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年），魏了翁在上奏中也認爲宋對付日蹙的金已極爲費力，若又有夏、蒙的窺伺侵邊，情形將更爲困難，爲了疑敵以紓憂，對蒙古與夏應「外示懷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因此建議「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使羣盜無以措其惎間之辭。」到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年）八月，蒙古元帥塔察兒派王檝到襄陽約聯兵攻金時，京湖置制使史嵩之徵詢孟珙的意見，珙也認爲宜答應蒙古的要求。

反對聯蒙派的意見，包括反對與蒙古通好、讓蒙古假道、以及聯合滅金。當宋金兵鋒相對之際，守潭州的趙汝譡有存金以抗蒙古的意見。嘉定十三年（一二二○年），劉克莊得知蒙古有聯宋夾攻女真之議時，即表示反對，他說：

今山東瘡口既闊，諸豪復引韃靼與我相聞，駸駸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韃靼牌號者，制帥鑑宣靖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別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韃靼，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

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蒙古遣使來求聯合攻金，曾主張由地方官聯蒙古的魏了翁這時反對聯蒙，認爲難塞蒙古的貪求，而且交遠疑近，恐再啓宋金間的兵端，他說：

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僞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貼黃：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朝廷處分，……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

程珌也認爲蒙古無力攻金，遣使聯盟的目的在窺伺中國的虛實，反對引見蒙古使節。次年，張忠恕也以爲蒙古既無畏慕之盟，必覆宣和之轍，接着陳韡也表示與蒙古謀和將貽無窮之憂。等到蒙古太宗窩闊臺即位以後，爲實踐太祖假道滅金的遺言，遣使到四川向置制使桂如淵假道時，郭興祖也向桂如淵表示；應該拒蒙古求糧與假道之請，他說：

數季以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諜報，假途搗汴，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貸，舍是三者，則本朝交鄰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俟奏報，雖然議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飭將練兵，以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

制閫以爲異論不予採納。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年），蒙古又遣使商議聯兵事宜，吳泳以爲這是邊臣好功生事，揣摩上意而發爲恢復之說，然而「金既垂亡，元方新起；與吾敵者，又非吾父祖之仇，則復仇之說，恐鼓作人心不上也，無已則折而與元和乎？而和亦未可輕議也，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故應以宣和海上之盟與四川假道之事爲鑑，否則恐怕會惹起邊釁或者激出內變。（三之一：摘自《和戰、邊防與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