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國海洋與殖民影響力

傳統中國被視爲欠缺海洋與殖民影響力，其實，中國也曾積極前進東南地區，進行經濟擴張。圖爲明朝鄭和下西洋仿古寶船。（新華社）

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時報出版）

歐洲人很清楚自己在一九二○年代前的東南亞殖民計劃，倘若少了華人會完全無以爲繼。正如前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在一九○六年宣稱，殖民地的財務成功主要歸功於華人：

在白人進入（馬來）半島前，他們就已經是礦工與貿易商，某些情況中還是莊園主及漁人……他們過去是，也仍舊是礦業開採的先鋒……當歐洲人害怕投資時，他們將資本引進這個國家；他們是貿易商與店主；首先開闢殖民地港口與（獨立）馬來國家港口之間常態交通路線的，也是他們的蒸汽輪船。當這個叢林覆蓋的國家……隱藏的財富需要大量勞力開發時，是他們引進數萬同胞；他們的工作及對他們消費的奢侈品與享樂（例如鴉片）所開徵的稅收，構成將近十分之九的收入。

歐洲人也認知到殖民地裨益華人的程度。返回家鄉的旅外潮州人轉述一個新加坡英國人之間很受歡迎的笑話：在東南亞，「歐洲人養牛，華人喝奶」。這個笑話誇大了歐洲人的損失，並將華人豎在對立面，後者實際上認爲自己擔了養牛的多數辛苦工作；但也反映出英國人對於華人從殖民事業中獲利，卻未擔負起「帝國主義者」的責任，感到焦慮不安。

這種殖民動力，與跨大西洋殖民所風行的動力並不相同。例如在西班牙美洲，並沒有類似華人商業菁英的存在。在南海，「邊陲與核心」或「母國與腹地」，或甚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複雜且可取代的。到了二十世紀，歐洲與美國人雖然擁有超越的軍事與統治力量，貪得無厭的歐美市場需求也導致部分商品出口轉向──特別是錫與橡膠。華人仍舊持續主導亞洲內部貿易。例如，中國南方的稻米市場如同倫敦、巴黎或華府的政策，對於東南亞造成許多扭曲效果。海登．切利就展示了華人主導的稻米貿易形塑了法屬印度支那貧窮流動人口的生活。更廣泛來說，李塔娜就主張西貢、曼谷與新加坡的崛起與相互連結，造成了南洋華人米商高度資本化的網絡崛起。我們在東南亞所見，是西方殖民過程不僅推動歐美的利益，也同樣裨益華人利益，主要是因爲整個過程發生在潮州與中國其他地方同鄉團體長期身處的跨地域範疇內。如瑞天鹹暗指，少了華人，很難想像英國人在馬來亞還有新加坡會如此成功。殖民東南亞既是歐洲民族國家的擴張，更是一場跨國集體行動。

瑞天鹹坦蕩蕩的宣示之外，英國行政官員對於華人的經濟力量與人口數量確有不滿，後者以持續增加的數量移入「他們的」殖民地。他們煩惱這羣人並不完全受到控制，或者如弗德里克．威爾德總督在一八八三年一次鴉片農場危機中所觀察到「這是這個國家裡誰說了算的問題」。這樣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閱讀十九世紀數十年間的殖民紀錄，就會對擔任殖民者的外國勢力，在防衛、公共建設發展與華人移民監督領域中，促進華人經濟利益的程度感到驚訝。雖然英國殖民地被期待要產生收益自給自足，然而將海峽殖民地建立爲有望政體的多數支出，仍舊落在母國政府頭上。例如，一八六七年開始進入完全殖民地的五年轉換期中，英國殖民地部、戰爭部與財政部大量補貼殖民地的防衛費用。即便轉換期看似在七二年結束，海峽殖民地當局仍舊要求這些英國部會持續補貼軍事行動的支出（當年支出的九萬一千五百九十五英鎊中，殖民地支付了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磅，倫敦支付四萬磅）。

此外，到了一八八一年，只有兩千八百零三名男性歐洲人（包含美國人）住在海峽殖民地，華人男性卻有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五人。歐洲人的數字還包括九百零六名英國士兵。英國軍隊部署因此佔了整體歐美男性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到了此時，華人控制的鴉片貿易已經貢獻了大多數殖民地收益，而重軍部署也有助於英帝國力量的全球擴張。英國軍隊與文官的存在，無疑保護並管理了這個殖民地，讓大量華人可以在此賺錢或幫助其同胞賺錢。遠在北京的中國戶部與兵部衙門顯然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來捍衛東南亞的海外商賈。相對地，是英國人在這片詭譎水域裡，滋養了華人貿易的成長。

進入十九世紀後，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將建立政府的任務留給他人。在暹羅，他們忠誠地融入王國的秩序。在他處，他們讓歐美人承擔建設殖民地政府的任務，自己則繼續掌握資源榨取食物、木材、橡膠、錫、金與其他商品的貿易。在缺乏管理跨境移動的國際機制之下，海外華人的網絡蓬勃發展。一種共同的南海港口文化就從華人旅外經驗中演化出來。倘若海外華人的剝削構成「殖民主義」，那也是一種由華人同鄉團體非正式打造的跨地域殖民，而非由民族國家征服者進行的政治軍事殖民。這個過程改變了東南亞與中國本身。華人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爲比起歐洲─美國人的做法，他們榨取海外經濟的做法成本較低也比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