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蔣萬安民族論述 扛起和解大旗(何遷)
(圖/臺北市政府提供)
臺北市長蔣萬安在上海耕耘其兩岸論述的起手式既出,引來一片關注。
從抵滬首日起,蔣萬安一席臺北與上海兩城「都經歷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並皆有爲民族榮光奮鬥的體現」的定調,就爲自己所持奉的民族立場落下了註腳。
這不但鋪墊了蔣萬安和大陸往後長期互動的政治基礎,也會是今後一段時期,大陸對蔣萬安認識、定性和拿捏應如何給予其在兩岸場域中揮灑空間的尺標。
對今日的臺灣政治人物而言,諸如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等語,大多僅存於政黨函電往返或唯兩岸事務的應酬場合中,在臺灣實際政治生活裡的立場意義漸褪。
而蔣萬安將臺北城內日據時期的文化自主意識抵抗,和抗戰時期上海淞滬會戰等史蹟並列,再將其統籌於「爲同一個民族的榮光」而奮鬥的框架下進行再詮釋,誠屬過往臺灣主流政治人物的罕有之舉;也是國民黨自2016年失去政權、在國族意識論述上漸呈退縮保守之勢下,一次不可不謂奪目的大膽嘗試。
而與「爲民族榮光奮鬥」呈一體兩面的「抵抗帝國主義侵略」之界定,也使過往在歷史問題上一向保留而謹慎的蔣萬安,在藉着上海的講臺,跨出了一大步。
即便上海和臺北的過往身世和兩地今日的基本主張仍有大異,但蔣萬安的發言體現出,至少在面對二戰結束、內戰軍興以前的歷史時,臺北與上海這兩個社會,仍能在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非殖民的大是大非立場上,找到一個共同的對話軸線。
坦白說,這在今日史觀因政治動機而多元,是非又常因國際關係跌宕而渾沌的臺灣,蔣萬安這麼做,並不是沒有政治成本的。但他仍選擇如此言說,顯已呈現在下一階段,扛起臺灣社會中泛藍板塊史觀和路線大旗的熱身之姿。
雙城論壇自2001年馬英九任內的副市長白秀雄率團赴滬破冰以來,已垂20多年。而整個論壇的常態化和機制性,則到郝龍斌任臺北市長時期才臻於成熟,併成爲兩岸公權力部門長期互動、共享治理經驗,以及在官對官同臺框架下,實踐「互不否認治權」的生動體現。
在民進黨主政7年多、兩會溝通管道和中央層級的公權力部門互動全斷的情況下,由臺北和上海勉爲繼續支撐、雖歷疫情仍不輟的雙城論壇,更發揮着一道「風雨走廊」的作用,使兩岸公部門的交往,仍能在一定層級和主題內開展。
這一性質,正如蔣萬安在上海所詮釋的:爲雙城論壇賦予最主要正當性乃至必要性的,固然是城市治理等相關議題。然而,這個論壇又不僅具有「市政性」,還不能忽略其在政治面和能對兩岸關係全局施加影響的特定脈絡。
在屆臨總統大選僅剩4個多月的當下,蔣萬安顯然已是選前臺灣能夠赴陸的最主要政治人物。面對戰雲陰影未散的當下,他並未在公開發言中直接觸及敏感的軍事修辭,但仍以「大時代對個人命運的衝擊」等語,委婉傳遞了一旦衝突陡起、又見兵戎後,又將有多少黎庶要再次承擔生命旅途大受震盪甚至全然改寫的覆巢之痛。
對於兩岸「大江大海」族羣的撫今追昔之語雖不罕見,但由蔣萬安這一直接造成國共內戰的決策當事人之一的後人口中說出,又多了幾分同歷史和解,以及與過往種種受苦難者低迴、共情的意味。
蔣萬安此行構建其兩岸論述初章的又一別具匠心之處在於,除了通過俞大維、張愛玲等民國名家的播遷旅途,勾稽兩座城市的緣分;他還緬懷了臺灣文化協會等崢嶸之士,在日據時期就於上海學習的過往。
不過,在日據期間曾赴滬的臺籍人士,不少有左傾色彩,甚至於光復後又在白色恐怖中遭國民黨政權迫害。
例如,曾在上海法租界組織臺灣共產黨的謝雪紅與其同志,或是在文化協會中出力積極,又在臺灣農民抗爭運動中首開蒿始,創立「二林蔗農組合」繼而啓發臺灣農民組合遍地開花的彰化名醫李應章(後改名李偉光,光復後成爲大陸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創立者之一),都是顯例。
然而,過去由於這些赴滬臺籍菁英許多人最終都走向了與國民黨對抗的命途,他們的故事往往被刻意隱而不表,或直接被國民黨爲中心的史觀所遺忘。
當然,直接去處理延續至今日的國民黨,當年和左翼臺籍菁英的恩怨,暫時超出了蔣萬安的歷史準備與臺灣現實政治之所需。
不過,蔣萬安對這一批在光復之前就離開臺灣島內、以上海爲最重要窗口進入大陸各地,投身中國現代史洪流的臺籍赴滬菁英羣體的遙遙致意,一來是幽微地展現了當代國民黨人和蔣氏後人,對於這段歷史的承認,並不再因他們在當年時空中的反蔣反國民黨立場,而持續予以忽視或忘卻。
此外,則是給兩岸社會和國際的觀察者另一個層面的提醒:即所謂的兩岸連結,並不僅僅肇始於1949年來臺的國民黨政權和同行的百萬外省籍軍民的播遷,而是從1949乃至於臺灣光復之前,兩岸各領域人士的接觸交往和盤桓早就絡繹於途。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論在日據殖民高壓下或1945-1949年間,上海都還曾是臺灣政治異議者的避風港。
換句話說,兩岸關係絕不僅是「僅和外省族羣有關的話題」,臺灣本土社會和本土菁英的身影也穿梭其間,更曾是許多故事的主角。
未來,國民黨或更廣闊的「非綠」陣營中人能否有更多人,也循這一取徑爲各式兩岸主張解套,深值期待和觀察。
(作者爲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