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 | 李惠玲27年紮根居委會，年近九旬仍發揮餘熱：“一輩子爲黨工作，值！”

（原標題：誓言 | 李惠玲27年紮根居委會，年近九旬仍發揮餘熱：“一輩子爲黨工作，值！”）

寄語

我快九十歲了，對現在的生活非常滿足，還想繼續爲黨盡一份力。是中國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跟着黨革命、工作了一輩子，值！

——李惠玲

88歲高齡，眼不花、耳不聾，每天一早都要讓女兒攙着在小院裡遛一圈，和鄰居們打打招呼，看看地面乾淨不乾淨……在西城區新街口街道趙登禹路80號院，有一位68年黨齡的老黨員，她叫李惠玲。

退休前，李惠玲一直在社區居委會工作，並且一干就是27年。其間，曾有數次調動工作的機會，都被她婉拒了。“我是黨員，應該在最需要我的崗位。”李惠玲說道。雖然沒幹過轟轟烈烈的大事，但她用最樸素的堅守，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李惠玲很小就開始“幹革命”了。“我老家是河北保定的，父親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地下黨。我6歲就加入了兒童團。”李惠玲說，當時父親和很多叔叔經常一起在地道里開會、商量大事，爲的就是打擊日本侵略者。她作爲兒童團員負責給父親和叔叔們放哨。

“那時候我年齡小，不起眼。有情況的時候就在院子裡玩跳房子，跺兩下腳，下面的人就知道了。”也就是那個時候，她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也知道了黨是爲了全中國的勞苦大衆能過好日子而革命、鬥爭的。

從此，李惠玲心裡埋下了“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要一直跟黨走”的種子。新中國成立後，她成了村裡第一個遞交入黨申請書的人。

“當時文化程度不高，申請書足足寫了一個星期。把我入黨的志願和從小爲黨工作的經歷全寫進去了。”李惠玲說，她寫了一大張紙。由於當時全村一共有四名入黨積極分子，她對於自己能否順利入黨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惠玲，你中午到會議室來一趟，有重要的事。”1952年的一天，村黨支部負責人之一徐忠通知李惠玲。當她來到不足十平方米的會議室時，發現屋裡擠滿了人。有縣工作組的幹部，有村幹部，還有另外三名入黨積極分子。

“李惠玲同志，組織批准你成爲一名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今天特意爲你舉行入黨儀式。”88歲的李惠玲至今還記得當時高舉右拳，面向黨旗宣誓的激動心情。

李惠玲在1953年轉爲正式黨員，伴隨着結婚成家，她的組織關係也轉到了北京半壁街。1957年李惠玲聽從組織安排在街道居委會工作。

居委會的工作事無鉅細。消滅“四害”、打掃衛生、治安巡邏……處處都有李惠玲的身影。儘管工資不高，她總是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有什麼事，一聲招呼就隨時到崗。

1968年的一天夜裡11點，李惠玲和治保主任以及一名羣衆在街上值班，突然聽見有人喊：“截住，截住！”話音未落，對面跑來四個人。李惠玲三人手拉手形成人牆，截住兩個人。見另兩人還要逃跑，李惠玲嚇唬他們說“前面還有崗，你們跑不了。”

聞聲而來的羣衆幫助他們將四人制住，發現他們身上帶了刀。奮不顧身的李惠玲被評爲“治保積極分子”，參加了北京市先進治保會和治保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並聆聽了周恩來總理的講話。

1971年，李惠玲被組織安排到西城區中華路（現趙登禹路）居委會工作，擔任居委會治保主任。

工作態度和勁頭一如既往，家裡的情況卻讓李惠玲犯了難。有了小女兒之後，家裡一共有七張嘴。儘管丈夫在工廠上班每月能掙70元工資，負擔仍然不輕。就在這時，居委會主任找到李惠玲，一個機會擺在面前。

“根據您的資歷和能力，可以去工廠或者就近的幼兒園工作。不過組織關係也要轉走，您考慮考慮吧。”李惠玲知道，無論是哪個單位，收入都要比居委會高得多。可那時候居委會黨員不多，她又對各項工作非常熟悉……考慮了三天，她找到了居委會主任。“我願意留在咱們居委會工作，我是黨員，應該在最需要我的崗位。”話語不多，卻擲地有聲。

“您要是去工廠，咱家至少每月能多40元左右的收入。”李惠玲還記得當時兒女們的不解。可她更加堅信，幸福的生活是黨給的，她要爲黨奉獻一切。

在1984年退休前，一共有三次調動工作的機會，李惠玲的答案從沒變過。退休後，她幹過小院的院長、各類街道社區志願者。2003年非典時期，李惠玲從每月700多元的退休費中拿出300元購買口罩和消毒液，分發給小院的街坊們。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她又催着女兒在院裡消殺、搞衛生，配合社區做好防疫工作。

“我現在身體還行，還想繼續爲黨盡一份力。”每次街道、社區幹部來探望，李惠玲總會表達這樣的心願。雖已接近九旬高齡，老人仍懷着一顆爲黨工作一輩子的熾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