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看大陸》從襄陽到洛陽 印證民族篇章

「我武維揚」碑刻。（作者提供）

金庸先生筆下的郭靖郭大俠，雖生長於蒙古大漠，卻堅定爲宋朝鎮守襄陽，最後以身殉國，其爲國爲民，誠俠之大者也。不過，此般可歌可泣的故事，畢竟是小說家言，毋需太較真。

漢江邊 發思古幽情

在真實歷史上的南宋末年，卻有李曾伯收復並經營襄陽的過往。而今在襄陽古城西南外的真武山東麓，還留着摩崖碑刻，上頭記載着：「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陽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幹能央，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關於這段，對詞風直追辛棄疾的李曾伯來說，自然也寫了一闕交待之，用的詞牌是〈滿江紅〉，上片如此：「千古襄陽，天豈肯、付之荊棘。宸算定、圖回三載，一新堅壁。狼吻不甘春哨衄，馬蹄又踏寒灘入。向下洲、一鼓掃羣胡，三軍力。」

此時的我，正在漢江邊上發思古之幽情，身旁是此程一起參與湖北文史體驗營的夥伴，年輕的同學們紛紛拿起相機留影，捕捉藍天碧水的景觀。前方不遠處，就是這座血淚斑斑的襄陽城。然而在行程安排上，我們並沒有在襄陽停留太多時間，只能算是路過。縱使心頭涌上一股慷慨激昂，亦未及細細思量，且兀自收拾壓抑之，接着與大部隊上路。

離開襄陽後，遊覽車即往武當山駛去，又是兩百餘里的路程。閒來無事，我在手機上翻閱李曾伯的文集《可齋雜稿》，恰見第三十四捲開卷又是一首〈滿江紅〉，題爲「登均州武當山」，不就是我即將抵達的地方嗎？

登武當山 慕道求仙

「鎮日山行，人倦也、馬還無力。遊歷處，總堪圖畫，足供吟筆。澗水綠中聲漱玉，嶺雲白外光浮碧。信野花、啼鳥一般春，今方識。」

讀罷不禁暗歎，這也正是我們這一行的寫照啊。雖說如今湖北這兒的高速公路已修建得相當舒適便利，但幾日下來充實的行程也不免舟車勞頓，令人有幾分疲倦。而沿路的風光與故事又是那麼動人，真可以端上東坡詞中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尤其是登上武當那天，天氣一掃前幾日的酷熱，涼爽宜人。山間雲霧繚繞，仿若仙境，也無怪乎此地爲道教聖地，千百年來慕道求仙者衆，連明成祖朱棣都選擇武當爲其神道設教之所在，其真武大帝信仰也成爲有明一朝之國教。在武當山上，留有幾通明朝皇帝的御製祝文，系年皆爲各代年號之始，例如宣德元年、正統元年、景泰元年、成化元年等，亦即新皇帝甫登基便要來此祈求國運昌隆，武當山的地位由是可見一斑。

倭寇屈服 我武維揚

此外，猶有一方碑刻引人注目，上書四大字：「我武維揚」。全文依稀可辨，且錄於下：「革命軍興時追隨最高統帥蔣公轉戰南北，戡平內亂，周覽名山大川，恆以未登元嶽爲憾。茲值奉命捍禦外侮，得便親臨絕頂，適捷報傳來，倭寇屈服，天柱峰儼若。

我武維揚

受降城，喜我武之維揚，增名山之彩色，爰題碑以茲紀念。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中瀚 劉峙」

原來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八月中，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駐軍此際的劉峙將軍處，他有感而發記下這麼一段。抗戰時期，武當山一帶的道觀多作爲臨時醫療機構，收容在第五戰區受傷或感染日軍毒氣的軍民。想來，當對日抗戰獲得了最後勝利，消息傳來，在武當山的中華兒女肯定各個是欣喜若狂吧，其景可參老杜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所寫情狀：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巧的是，劉峙將軍便是在聞訊後不久，由湖北開赴河南，代表第五戰區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應了杜詩末句的「便下襄陽向洛陽」。

是啊，正是這句「便下襄陽向洛陽」，總結了從唐朝、宋朝乃至於近代中國人，對於收拾山河、光復家國的喜悅。襄陽於茲不僅僅是地理上縱橫八方交通的兵家必爭之地，更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心理歸屬。思及至此，我先前在漢江水畔所剋制下的情緒再度迸發出來。倘若不是親身探訪、親眼聞見，這些字字句句，恐怕還是靜靜地躺在浩瀚的卷帙堆，平時不容易讓人覺察，更談不上有着如此驚心動魄的遭遇。都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誠哉斯言。中華民族的壯烈篇章，非得在千里江山的映照下，在唐詩宋詞的交融中，方顯珍貴，熠熠生輝。（王璟）

（本文由臺北市兩岸人民交流服務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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