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閒錢淹腳目 引導超額儲蓄投入新基建

我國今年超額儲蓄達新臺幣3.1兆元，累計4年的超額儲蓄高達新臺幣13兆元，超過GDP的一半，極爲驚人。圖爲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新臺幣。（趙雙傑攝）

臺灣銀行家第163期：臺灣資金大盤點 爲超額儲蓄找出路（臺灣金融研訓院）

投資國家級基礎設施最大的好處是可預測性，且投資報酬率穩健，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都想擴大發展，不僅可強化在實體經濟上的互動，更可及早挹注金融活水在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建設上。

在AI正鋪天蓋地改造各產業面貌的同時，政府也應該要有新思維，面對淨零排放、高齡少子化的諸多挑戰，新基建的規劃要朝向更創新、更人工智慧、更有彈性來發展，主動將資金提早導引進入實體建設投資，讓超額儲蓄能有機會進入實體面，金融業者更有責任去規劃設計出安心又穩健的投資金融商品，不僅可提早爲更好的臺灣建立起新面貌，還可避免投資者被來路不明的境外基金所詐騙，創造雙贏。

先前主計總處發佈，我國今年超額儲蓄達到新臺幣3.1兆元，且已連續4年都超過新臺幣3兆元，累計4年的超額儲蓄高達新臺幣13兆元，已超過GDP的一半，極爲驚人。這麼龐大的閒置資金沒有用在固定投資，也就是沒有用在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最後必然會流於金融性投資，從而流進股市、房市，爲一國經濟帶來泡沫的風險。

什麼是超額儲蓄？簡而言之就是多出來的儲蓄，即是儲蓄用於投資之後還剩餘的資金，這裡的投資是指建廠房、買設備、修橋樑、造捷運等實體投資，不是金融性投資。理想的情況是儲蓄都被有效的引導到投資，如此便沒有閒錢、遊資去亂炒股、炒房等。而儲蓄如此有效的運用，不但可以提升一國基礎建設，改善生活品質，也可以讓民間企業隨着實體投資而提高競爭力。

聽起來臺灣有很多錢似乎是很好，但早在80年代，也曾是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當時郵政儲金超過新臺幣5000億元，還有2兆5千多億元的各種金融資金，這些龐大流動的錢開始找出路，而大量的錢奔向了「大家樂」，想要大賺運氣財，之後又有宣稱高利的「鴻源」投資，號稱可拿到4分利，竟然狂吸了超過新臺幣1000多億元，這正是社會遊資氾濫，一旦外在環境改變，老鼠會方式吸金償付高利的體質就難以生存。1989年6月30日，《銀行法》修正通過，政府開始取締地下投資業者，這種類似的老鼠會倒一地，數十萬名投資者更是血本無歸。

從歷史經驗可見，遊資過多時，錢就會去找出路，這時候有心人士再度利用「高利」歷史老哏，來吸引臺灣龐大的超額儲蓄，這恐怕也是日前不少P2P平臺或者境外不明基金等詐騙案例發生的部分緣由。

那錢淹腳目要如何解決？看看周邊的國家狀況，和韓國比較一下，2022年韓國儲蓄率也很高，高達34.9％，但他們的投資率也升至33.1％，以至於超額儲蓄率只有1.8％；反觀臺灣儲蓄率42.6％，投資率只有27.8％，投資率太低，使得臺灣的超額儲蓄率高達14.8％。再看日本的2.1％，德國4.2％，美國則是負的，爲-2.8％；說明這些國家將經濟資源進行有效的運用。其實不少經濟學家都曾示警過，包括中央銀行前總裁彭淮南於任內曾多次呼籲，應把超額儲蓄導入投資，如投入機場、捷運等公共建設，不但可以提升臺灣的基礎建設，也可促進經濟成長。還有中央研究院前院士胡勝正也曾語重心長地表示：「儲蓄沒有被民間投資吸收，是導致超額儲蓄增加的原因，這些龐大的閒置資金最後總被拿去炒房，房價炒高，又讓薪資微薄的年輕人抱怨。」看來，不好好正視超額儲蓄的問題，對臺灣的社會與環境都是傷害！

分析臺灣國民所得帳中，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從2000年統計至2021年，臺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約3.83％，其中民間消費貢獻了1.22％，淨出口貢獻了1.79％；相較之下，過去20年間，臺灣的公共支出平均每年僅成長0.07％，對整體經濟成長的貢獻佔比，僅約3％。美國現在公共債務佔GDP達150％，日本更超過250％；相比臺灣《公共債務法》上限是45％，臺灣公共債務支出明顯也偏低。

不知爲何，常常有人覺得，政府主動去規劃投資會有「債留子孫」的問題，質疑支出的必要與合理性。這種說法不僅忽略公共建設的支出，也會提高經濟體未來的「生產力」，亦低估了長年低落的公共支出，更進一步是導致民間減少投資動能。（全文請見7月號臺灣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