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中報告：西部地區股權投資募資呈現韌性，市場化LP佔據重要地位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申俊涵 成都報道

近年來，以成都、重慶、西安爲支點的西部地區不僅在國家戰略佈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和優勢，也有越來越多硬核科技企業登陸資本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區也是國內股權投資行業的先鋒陣地，投資機構數量和管理規模持續增長。在9月24日舉辦的“2024天府創新資本論壇”上，投中信息研究院執行院長劉璟琨代表投中發佈了《2024西部地區私募股權和資本市場發展報告》。

報告顯示，西部地區在過去兩三年的市場化基金募集中保持穩定，未出現明顯下降。相較於全國私募股權基金募集大幅下滑的現象，這顯示出了很高的韌性。同時在退出難的行業背景下，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在近五年發生的退出事件整體呈上升態勢。

國資引領西部股權投資市場，市場化資金佔據重要地位

報告顯示，從募資角度來看， 自2019年以來，西部地區共設立2432只基金，基金類型包括直投基金、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母基金及各類資管計劃等。

在新設基金規模方面，2019年西部地區新設基金的認繳規模爲5651.15億元，到2020年下降至4085.93億元。2021年開始新設基金規模迅速回升至5958.23億元，2022年西部地區新設基金的認繳規模最大，爲8769.57億元。此後，2023年新設基金規模小幅減少至7296.58億元。

劉璟琨表示，從政府引導基金規模來看，2022年和2023年較以往有非常大的飛躍。這和西部地區過往在政府引導基金投入上還沒有那麼多，財力相對還比較殷實有關。另外，從市場化基金募集上也可以看到，西部地區的募資在過去兩三年當中是沒有下降的，這與全國的形勢來比較，是非常有韌性的。

就成都地區的情況來看，2019年成都市新設基金的認繳規模最大，爲1372.81億元；2020年基金的認繳規模位列第二，爲1071.80億元；2022年基金的認繳規模緊隨其後，爲895.96億元；2021年和2023年新設基金的認繳規模分別爲490.08億元和554.39億元。

劉璟琨認爲，在成都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的特點：2022年政府引導基金設立衆多，即便2023年新設的政府引導基金數量有所減少，但市場化直投基金仍然保持了較好的募集規模。

這實際上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引導基金在過去幾年中持續進行投資和出資；二是市場化的LP或出資人對成都市項目的認可度，以及對成都市發展環境的認可，正在逐步提升。

上述結論的得出，也反映出成都及西部地區的基金出資人結構特點。CVSource投中數據顯示，近五年，從投資金額上看，西部地區基金募集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國有資金，佔比達66.78%；其次爲企業投資者，佔比18.71%；再次爲市場化母基金、VC/PE投資機構及金融機構，分別佔比5.90%、3.93%、4.53%。

近五年，成都市募集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國有資金，佔比達69.21%；其次爲企業投資者，佔比13.83%；再次爲金融機構、VC/PE投資機構及市場化母基金，分別佔比7.34%、5.90%、3.46%。

“可以看出，西部地區的股權投資市場中，國資佔比較高，市場化資金也佔據了重要席位。企業、資管計劃及市場化母基金等，對西部地區的關注度顯著提升。”劉璟琨說。

投資集中在電子信息、醫療健康及製造業相關領域

從投資角度來看，自2019年以來，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共進行4206筆投資。投資事件數量呈現波動增長態勢。具體來看，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投資事件數量於2022年達到峰值，爲949筆；於2023年出現小幅下跌，至947筆。

註冊在成都市的基金在近五年發生的投資事件也呈現波動增長態勢。自2019年以來，註冊在成都市的基金共進行1229筆投資。從2019年到2023年，成都市的基金進行的投資分別爲186筆、232筆、281筆、267筆和263筆。

在行業分佈方面，西部地區的投資集中在電子信息、醫療健康及製造業相關領域（包括先進製造、傳統制造、新能源相關的產業等），這跟過去西部地區多年在製造業的積累密切相關。細分到具體城市，成都在電子信息、醫療健康領域的投資佔比更高。對西安、重慶來說，偏製造方面的投資會更多一些。

在投資階段方面，無論是西部基金還是成都基金，整體的比例是跟全國比例是一致的，都更加註重挖掘早期項目。尤其是天使輪和種子輪項目，投資數量佔比已經高達14%以上。

“即便製造業資金門檻比較高、資產比較重、絕對收益較低、收益週期較長，但也因爲有新技術的加持和國內市場的需求，早期投資比例仍然很高。投資人對於這類創業項目，不再像之前那樣被‘拒之門外’。”劉璟琨說。

同時，劉璟琨表示，註冊在成都的基金在過去五年中總共投資了400多起項目。其中接近35%的投資投向了四川省內，且這些投資中有近90%投向了成都市。這表明成都市不僅吸引了西部地區的基金，還吸引了大量優質項目。

成都市之所以能有這麼好的表現，和它過去的積累，以及現在整體發展環境和企業質量是息息相關的。雖然說成都市整體募資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增長，但得益於成都市的衆多優質項目，各地基金加大了對成都市項目的投資。成都市創投行業正在進入正向循環當中，有更多資金進來，有更多項目得以發展。

在退出方面，報告顯示，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在近五年發生的退出事件整體呈上升態勢。2019-2023年間，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共發生926筆退出。具體來說，從2019年到2023年，分別發生124筆、173筆、164筆、245、220筆退出。

劉璟琨認爲，在全國退出難的大背景上來看，西部地區這樣的退出數據是非常難能可貴的。2022年、2023年的退出可能得益於很多機構在更早時間，比如說2018年及以前的佈局。正因爲有這樣好的表現，基金能夠實現更好的回報，使得可以吸引不同類型的基金過來，市場化LP出資在逐步增多。因爲大家越來越對西部地區的項目，對西部基金的整體表現有非常大的信心。

同時，註冊在成都市的基金在近五年發生的退出事件呈現總體遞增態勢。自2019年以來，註冊在成都市的基金共發生177筆退出。具體來說，從2019年到2023年，分別發生19筆、32筆、35筆、51筆、40筆退出。

“把成都退出事件的部分拆開來看，按照數量統計，IPO退出數量佔比最高。雖然2023年下半年開始IPO在收緊，但因爲成都市項目質量比較好，使得企業在發行和過會阻力更低。基金能以更加順暢通道完成退出，從而實現良好的資金迴流，以及新基金的設立，這是一個正向循環的過程。”劉璟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