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社評》 紅碼事件警惕數位濫權

旺報社評

河南鄭州維權民衆健康碼突然轉爲紅碼，行動自由因而受到限制爭議事件，經當地紀委調查後，鄭州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5名官員受到黨紀處分。正當大陸社會集體反思「過度防疫」之際，河南「紅碼事件」將基於大數據管治的防疫健康碼制度推上爭議焦點，背後含有對政府機關藉數位治理擴權濫權的警惕。

健康碼制度的兩個硬傷

值得欣慰的是，相較於對「清零」合理性的爭論，大陸民間對「紅碼事件」看法高度一致，官媒也沒有保持沉默，在事件爆發之初就對地方政府濫權行爲予以質疑和譴責，這是倒逼鄭州當地快速展開調查和懲處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早在健康碼制度使用之初，大陸內部和海外輿論就提出警示，官方可能藉防疫之名監控維穩對象的行動，不料一語成讖，隨着此次「紅碼事件」的曝光，還有一些其他維權者在網上公開自己類似遭遇。

正如大陸官媒對「紅碼事件」評論文章的標題：不要讓健康碼成爲濫用職權的工具。「互聯網+」是過去10年北京重點打造的發展戰略，併成功應用於新冠疫情防控之中，取得不俗成效。大陸健康碼本是高效、科學、精準防疫的創新，也顯示了大陸強大的數位科技實力，但這種治理創新背後，仍是由傳統條塊分明的地方黨政制度運轉和掌控，這反而造成了「互聯網+官僚主義」的嚴重問題，使得原本旨在提升政府效率和服務能力的大數據治理遭到異化，與初衷背道而馳。

資訊的流通、整合與規模，是大數據的優勢和關鍵所在，資訊流通愈順暢、整合能力愈強、規模愈大，大陸健康碼制度卻出現了兩個「硬傷」：首先是健康碼制度雖然形式上實現了「全國聯網」，但事實上各省、乃至地級市都各搞一套自己的健康碼系統，比如北京有「健康寶」、上海有「隨申碼」、廣東有「粵康碼」等，一來造成各地系統數據難以互通，二來爲地方「層層加碼」提供便利。其次是健康碼色彩的轉換主要取決於核酸檢測或個人行蹤，多由智慧型系統自動處理，如未身處中高風險區及核酸檢測陰性就是「綠碼」，但事實上政府人員、甚至基層幹部都可能進入轉碼「後臺」，這就爲個別人亂作爲創造條件。

轉化公憤爲監督的力量

河南鄭州「紅碼事件」顯示，當地負責政法、維穩事務的高級官員參與防疫決策，輕易就逾越行政倫理界線，將「控制維權者」的念頭與「健康碼標紅」相結合，而基層科員接到命令後只能照辦，整個決策與執行流程都完全處於制度監察和公衆監督之外，這個問題需要解決。還有一個「藏在細節中的魔鬼」，那就是被處分最低階科員所在機關「大數據局」，這個各級地方政府統一新設置的機構，負責統整和監管地方轄區內所有個人資料與網路資訊，所擁有的資源不可謂不驚人，組織地位卻比較弱勢，容易受到上級或同級強勢部門或官員的介入，無疑助長了數位濫權的可能性。

大數據時代政府更容易藉數位科技工具擴張權力，臺灣社會也深有同感。華人社會文化決定了民衆習慣或容忍向政府讓渡部分個人權利和自由，以換取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秩序，但現代社會對政府權力範圍仍有底線。過去兩年來，蔡政府爲防疫推行實聯制、實名制都引發社會對政府獲取個資沒有法律授權的擔憂和質疑，而近幾年民進黨將執政資源挹注網軍，其中存在的倫理問題也備受爭議。

警惕數位濫權應是兩岸人民的共識。習近平上任之初就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李克強多次表示「有權不能任性」，汪洋也曾經指出「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大陸社會自上而下對數位濫權存在糾偏共識，鄭州「紅碼事件」引發大陸社會不分體制內外的公憤，也應該轉化爲持續推動監督政府和社會進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