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社評》以香港攬炒不歸路爲鑑
旺報社評
今年大陸兩會報告涉臺部分照本宣科，並無新意，真正的震撼彈是人大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大幅變更，立法會直選議席壓縮至不到3成，增設嚴格的資格審查制度。無論北京如何重申「一國」底線多麼重要、如何強調對香港反中勢力忍無可忍，香港政治制度離《基本法》所設定的民主化遠景目標漸行漸遠，卻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政治學大師達爾曾對威權政體能否民主轉型，提出「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兩大決定要素。威權統治者的容忍成本愈低（愈能容忍）、鎮壓成本愈高（愈難鎮壓），民主轉型機會愈大。港英時期香港有自由無民主，97後反對派擁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北京對泛民「反共愛國」主張曾有所包容，同時香港國際化程度高、金融地位對大陸經濟相當重要，故在迴歸後15年內，北京很少正面或高調介入香港政治，對碰觸香港政治制度更是慎之又慎。
依照世人普遍認知的情境，《香港基本法》爲一個更加開放、民主的香港政治制度擘畫了路線圖，也是一個和平穩定的民主轉型方案：97後的香港被允許保留部分民選議席，再循序漸進地擴大民選議席規模，同時逐步探索特首直選的制度，最終令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普選民主制。這本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當初中英談判時北京說服英方和港人的重要理由之一，更具有向臺灣示範的意義。
當然，包括港府、北京在內，也曾認真考慮過逐步放開普選，但在「特首不能和中央作對」的考量下，北京在2014年授權港府制定的普選方案中設置了嚴格的提名條件，即保證了北京對候選人具有決定權。這個方案充分印證了達爾「兩個成本」理論，即北京的容忍成本是有限度的，但在較高的鎮壓成本面前，當時中共無意徹底否決香港普選之路，而是以小心翼翼方式推進，儘量順應港人和國際社會的期待。
不過，官方普選方案被香港反對派視爲所謂「假普選」，一面發起佔領中環，另一面強力杯葛，最終港人不僅什麼也沒得到，反而開啓了通向「攬炒（玉石俱焚）」的不歸路。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當初「鳥籠普選」通過並實現了呢？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是不是至少向前走了很小卻關鍵的一步呢？如果港人在北京預期下普選出特首，會不會令北京對民主化更加包容呢？可惜現實卻通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過去5年，香港反對派「逢中必反」的激進言行徹底摧毀與北京建立信任和溝通的基礎，「反送中」運動標誌着北京對香港政壇的容忍成本驟升。與此同時，陸資愈加控制香港金融命脈，歐美近1年的涉港製裁幾乎無效，亦展現出北京對香港經濟的掌控力。故北京去年訂立《香港國安法》後，鎮壓成本大幅降低，反對派政治人物被一網打盡。這完全走向了民主轉型理論的相反，果然此次人大決定令香港民主化路徑徹底逆轉。
雖然香港和臺灣的歷史背景、社會現況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認，北京決策者對港、臺的政治思考與行事邏輯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兩個成本」的理論仍然可以借用來判斷北京接下來的對臺思維。臺灣若認同九二共識，不搞臺獨，北京自然對「一中各表」、「中華民國」有所包容，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就有更多彈性空間。同時，臺灣愈是加強與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的紐帶，形成深度相互依賴的格局，大陸武統的成本也就愈高，兩岸和平就愈有保障。
但正如當年香港反對派毫不妥協，決定與北京「攬炒」到底，民進黨很不智、不幸地選擇了否認九二共識、去中國化的最壞劇本。當兩岸失去政治連結，大陸對中華民國的容忍成本必定增加；當兩岸依存關係被削弱，大陸更可以毫無顧忌地對臺武備、軍事施壓，包括武統在內「硬的一手」的成本大幅降低。今天北京可以毫不迴應臺灣農民的訴求和各界異議而維持鳳梨禁令，也可以毫不理會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春暖花開」的善意發言而繼續軍事施壓，已證明了上述推斷。
臺灣、香港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很遺憾，港人終究無法以穩定、平順的方式應對，引導北京，讓自由民主制度在中華民族生根開花。作爲唯一民主化成功的華人社會，臺灣當引以爲鑑。